“第二个结合”的历史意蕴、内在机理和原创性贡献
黄凯锋 | 文
黄凯锋，女，1968年4月生于江苏，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全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价值论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主要著述有《价值论及其部类研究》《建设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变量共生、组合创新与意识形态》《人文情思录》《安妥今生——信仰生活的价值观研究》《马克思主义价值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体系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主持、组织多项中宣部国家高端智库专题研究。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论文奖，上海市第十届网络理论宣传优秀成奖，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类、学科学术类著作二等奖。
摘 要：
“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表明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理性自觉达到新高度。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来源不同，但是在“科学的普遍原理”和“不易的正常之道”上彼此契合，相互成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经由结合形成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破解古今、中西、体用之争，既推动马克思主义进一步走向“内生”和“内在”，又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走向“复兴”和“新生”，是科学历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在文化发展问题上的理论表达。
关键词：
“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两个结合”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参见习近平，2023年a，第5、8页）这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中华文化发展走向的重要论断，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理性自觉达到了新高度，深刻把握并有效回应了当前文化发展的迫切问题。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又要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第二个结合”成为应对时代之问的必然选择。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把“第二个结合”放在近代以来，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加以考察，放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中加以考察，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开辟中华文化发展新境界的伟大实践中加以考察，有利于我们辩证理解“两个结合”的内在联系与区别，深刻把握新时代提出“第二个结合”的历史意蕴。
数千年未中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是一个历史过程，理解和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的传播、变迁、内化并最终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合共生，形成新的文化生命体，需要我们对其间的历史逻辑有充分的关注和体认。
传统中国儒学的道理由个人（自己）推向社会（天下），强调德性圆满、君子人格。周代敬天，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礼记》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论语》、荀子、陆九渊等主张“学以为己”等等，立足点都在立己立人，从自身的修养出发，圆满人我之间的关系。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传统的思想文化资源一度遭遇否定和批判，许多人把目光转向外部世界，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使中国开始走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君子人格的观念和追求不绝如缕，依然潜移默化影响着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称赞白求恩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0页），又在《为人民服务》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4页）。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强调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32页）。陈毅在《六十三岁生日述怀》中写道，“中夜尝自省”以便“改正再前行”。（参见《陈毅诗词集》下，第638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礼记》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转引自习近平，2014年b，第11页），又引用“圣人是肯做工夫的庸人，庸人是不肯做工夫的圣人”（同上，第11-12页），要求共产党员练就金刚不坏之身。这些被继承发扬的心性修养和人格追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了转化、超越和升华，并与共产主义的理想信仰相结合，赋予包括牺牲精神在内的新阐释。
民本是传统中国的思想观念。《尚书》中的“民惟邦本”“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等论说，都体现了典型的民本思想。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其所主张的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内含的集体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民本意识相为应和，很快为中国人所接受。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明确“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接续“民本”思想传统。改革开放以后，针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物质主义倾向，我们党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其重心和立足点正在于“民本”和“人本”。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更加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的起点和归宿都是人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也是两千多年的民本思想融会于建党以来百年历史的进程。
在传统中国，天下是一个重要观念，乃苍生之所在。十九世纪中叶后的七十多年里，在回应西方的冲击中，天下观念转化为民族意识，与之同时西方民族主义观念引入中国，造成对我国民族意识的负面评价。中国人自己的民族意识的真正觉醒，源自五四运动中的外争国权。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以反帝国主义为主旨，及至五卅运动引发各阶层反帝浪潮。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的百年历史中，坚守反帝立场，具有鲜明的民族意识。与此同时，这种民族意识又始终包含世界意识。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0页），“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只有政治上糊涂的人，或者别有用心的人，才会瞎说我们做得不对，瞎说我们抛弃了国际主义”（同上，第521页）。邓小平指出：“中国把自己的发展看作是对人类贡献的问题，是保证世界和平的问题。”（《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第1240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了一种与民族意识相伴随的世界意识。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的天下意识相互“感应”，经久不衰地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历史发展之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到今天，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部“结合史”，我们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即“第一个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没有缺席，而是作为“中国具体实际”所包含的一部分发生作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对“民族形式”“中国气派”也多有强调。（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时把“中国具体实际”理解为“中国具体国情”或者“中国具体实践”，人民群众也经常从“中国具体实践”来理解“中国具体实际”。因此，在提出“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之前，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还不能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相提并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一个结合”发展到“两个结合”，实际上是把原来“一个结合”中的“中国具体实际”所包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立出来，充分肯定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对“第一个结合”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阐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种思想的历史性联系和内在契合之理。“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内涵和实质在于：马克思主义不仅要在当下具体实际中实现中国化，而且要与植根中国现实的本土文化基因产生“化学反应”，会通融合，进而形成新的文化有机体。
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既有内在联系也有很大区别。在“两个结合”提出之前，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是主导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还相对有限。“两个结合”的提出，意味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规律的认识实现新的升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范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定位都不同以往。“第二个结合”更加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内在契合、适应中国现代化要求的自主性，更加强调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文化优秀基因，通过中国的独特经验、语言和思维予以鲜活生命力。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内在要求，既推动马克思主义进一步走向“内生”和“内在”，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走向“复兴”和“新生”。
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赓续中华文脉”，“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习近平，2024年b）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辟中华文化发展新境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文化理论和实践研究的重要主题，相继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习近平，2014年c，第11页）。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第19页）
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首先要提炼贯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和精神标识。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习近平，2014年a）。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第35页）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习近平，2020年，第342页）2022年5月，他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习近平，2022年，第7页）。党的二十大报告概括提炼了中华文化蕴涵的价值观，并在国际传播中再次强调“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37-38页）。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系统总结了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对贯穿其中的价值观和精神标识再次进行了集中阐释。（参见习近平，2023年a，第2-4页）
提炼价值观和精神标识并非无的放矢，更非概念游戏，而要和现代社会相协调、与当代文化需求相适应，进而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习近平，2015年，第25页）2016年5月，他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480页）。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考察时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第315页）2022年5月，他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明确，“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习近平，2022年，第7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文化结合的锻炼。“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参见习近平，2023年a，第5页）习近平总书记尤其强调，“第二个结合”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同上，第9页）2023年6月30日，他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习近平，2024年b，第14页）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内涵十分丰富、论述极为深刻，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2023年b）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存在历史和时代差异，但在“科学的普遍原理”和“不易的正常之道”上彼此契合，相互成就。我们要从融通中外、贯通古今的高度把握其中的思想精髓和文化精华，促进马克思主义真正植根中华文化沃土，成为朝向中国本土的思想创造，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经马克思主义的激发、熔铸和升华，获得现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彰显本土思想的蓬勃生机，焕发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进而说清楚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融通的内在机理。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资本主义矛盾运动的特殊规律，实现了对“历史之谜”和“资本之谜”的革命性解答，是超越资本主义、指向未来更高社会形态的先进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自以宗法制度为基础、以家国同构为特征的中国古代社会，是以儒释道为主流的文化体系，也是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农耕文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正视这种时代差异和古今之分，扬弃不符合时代潮流的东西，坚持古为今用，革故鼎新。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方的工业革命时期，脱胎于以欧洲文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这一文化总体上呈现为科学与宗教、理性与信仰的矛盾统一体。近代启蒙运动宣扬的理性、自由和人道深刻改变了西方的文化精神，同时也带来现代性的诸多危机。马克思主义提出的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理想，是对遭遇发展危机的现代西方文明的回应，也是对未来人类新文明的召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典型的东方文化，是中华文明几千年累积的思想结晶，农耕文明和家族血缘是其两大文化基因，呈现和平、稳定、秩序、和谐的治道和政道传统，也成就了中华文化经世致用的面向。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重视这种文明差异和中西之分，坚持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洋为中用，推陈出新。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产生于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文明，但就它们超越各自的时代局限和文明传统而言，又都有着突破既定历史和时空的价值。“器”的层面各有差别并不影响在“科学的普遍原理”和“不易的正常之道”意义上彼此契合。“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担当与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相合。”（习近平，2023年a，第5页）从思维方法和价值观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实践原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行合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等，也都是相通的。
“‘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同上，第6页），是贯通古今中西的“同道和合”。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引领下得到革命性发展，实现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推动马克思主义向中国形态转化，厚植本土文化根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关系，既反映近现代以来两者逐步实现互动融合的历史事实，又离不开我们党主动自觉的思想建构，是应然和实然的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第278页）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首先意味着以客观、礼敬的态度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激发、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更好地与当代中国实践相适应、与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相契合。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激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道观念、家国情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激发中国传统文化的经世致用观念；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激发中国传统文化所推崇的人际伦理和人本思想；马克思主义党性修养激发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君子人格；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激发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下观；等等。
另一方面，“第二个结合”又意味着被马克思主义激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积极回应并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进而形成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新叙事。近代以来，尤其在清末到民初的政教改革、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在内的本土思想资源曾一度被视作落后、负面的象征。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回应和影响也始终是广大知识分子思考的问题。1921年，梁漱溟撰写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或许是对包括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内的西方文化的一种回应。他对中西方文化融合发展的可能性进行了反思，并认为当时应该“全盘承受”西方文化，但对儒家文化的未来仍抱有信心。（参见《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525-526页）1932年，张申府提出中、西、马“三流合一”。（参见张申府）张岱年接续这一思想，在1936年5月发表文章，提出“综合创造论”。“此所说综合，实际上乃是以唯物论为基础而吸收理想与解析，以建立一种广大深微的唯物论。……唯物、理想、解析之综合，实乃新唯物论发展之必然的途径。”（《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62页）他肯定了中国哲学自身传统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意义。抗战时期，熊十力的“新易学”、马一浮的“新经学”、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回应”，反映了维护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一部分思想家的心声。（参见陈来，第3-11页）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正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积极回应，也开启民族文化自觉的新时代。譬如，用仁义理想助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建设、以经世致用的文化品格助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以中道的智慧和动态平衡的艺术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积极回应后可能发挥的实际影响力。（参见黄凯锋）
“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向建构的内在要求。完整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而造就“中国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意味着植根中华文化沃土，是朝向中国本土的思想创造；完整意义上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进而实现“新生”和“复兴”，本身也意味着历经马克思主义的激活，彰显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蓬勃生机。“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转变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终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集中国马克思主义之大成，意味着与中国式现代化相伴而行的马克思主义真正融入中国人的血液之中，也意味着我们有能力从自身的鲜活实践中提炼出属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叙事，真正形成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同上）
近代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有一个得失之间矛盾复杂的心路历程。西方文明由科技而政治而文化的层层冲击，凸显的恰恰是传统文化既被迫改变又以变应变的两难困境。今天，我们在经历了“向后看”“向外看”到立足现实“向前看”的观念转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互动中，逐步形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自觉和坚定信心。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之大成，意味着我们要站在中国立场上，真正讲清楚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的道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与“新生”不是自我循环，始终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引领。
双向建构的结果是相互成就。一方面，中华文化由此别开生面，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跨越；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内生性力量。“‘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习近平，2023年a，第6页）当然，我们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关系，避免“以儒化马”“以马去儒”，坚持以我为主，不断开辟中华文化发展新境界。从学理上分析，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向建构，是科学历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在文化发展问题上的理论表达。
“第二个结合”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习近平，2023年a，第9页），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第二个结合”以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马克思主义文化生命，破解古今、中西、体用之争，把时代性和民族性统一起来，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强化了中华民族自主发展的理性自觉，不断赋予党的创新理论以鲜明的中国特色。
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中解放出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告别本本主义，成功开辟了中国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也提出了“第二次结合”的任务，初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78年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把人们的思想从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明确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4页）解放思想是思想不断深化的一个过程；所谓“继续”解放思想，正反映以实践为基础的思想逐渐符合实际的过程。
新时代以来，“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而且方向更加明确，根基更为坚实。由“第二个结合”造就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是在更高阶段上对优秀传统的再认识、再肯定，同时又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标志着我们党对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远超以往，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的角度来看，“第二个结合”既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激活中华文明基因，又以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植根中华文化沃土，有力回应了“以儒化马”的质疑和担忧。“第二个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和自主发展，是传统文化的赓续而非隔断，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开放性和中华文化的包容性相互叠加，有效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结合是建党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最新总结。
成功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形成的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的自立自信、社会主义从经典形态走向自主发展所需要的精神支撑、新的国际关系秩序调整、生成中不断强化的主体性价值思维等，客观上对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应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提出新期待，尤其是如何在精神价值层面超越两极对立，处理好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这一客观要求与我们党在新时代主动自觉地思考和探索中华文化发展新境界，并提出“第二个结合”是内在一致的，可以称之为新时代主观符合客观的“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对中华文化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提法上就已经包含吸取精华、剔除糟粕的批判意识，总体上充分肯定传统文化的历史传承、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如“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150页），又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习近平，2020年，第114页），再如“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同上，第228页）等。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
“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发展，也是对古今、中西、体用之争的破解。在“第二个结合”中，这个“中”经由结合已经和“马”构成有机统一的新的生命体，“中西之争”不再是问题，“中”已经内在地包含了“西”，强化了中华民族自主发展的文化自觉。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兴起发展的时代，“马”属于“西”又超越“西”，经由“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获取了中华文化内生性思想资源的支持，进而更能实现对“历史之谜”和“资本之谜”的革命性解答，也是对未来人类新文明的探索。
“第二个结合”相对于世界上很多国家文化价值观的成长而言，可能是一个独特的例外，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这个“中国特色”，是复兴和原创同在的历史过程，其间，无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化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自主性和包容性兼具。“第二个结合”所包含的马克思主义进一步走向“内在”和“内生”的理论创新也是如此。拓展和优化“中国特色”，可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独特样本。
“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第315页）“中国特色”强调的是中国独创性的实践经验，是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提炼总结出来的富有自身特色的观点和学说。“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文化中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也提供了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习近平，2023年a，第7页）以往我们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多基于“一个结合”的分析框架，较少从中国文化自身所包含的朴素社会主义元素着眼，“第二个结合”丰富、拓展了“中国特色”的历史文化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