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害民：王安石的强辩是种制度病

读周思成 著 《王安 石“强辩”考》 有感。

一、是果非因

传统意见谈论王安石变法，常将事与人分而论之。即对王的个人品行持肯定态度，对变法则持否定立场。

如司马光身为王安石最强劲的政敌之一，于王去世后评价其“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建议“朝廷宜加厚礼”，以堵塞反复无常之徒的诋毁。黄庭坚是反变法派，亦不吝赞美王安石“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朱熹严厉批评王安石“以其学术之误，败国殄民”，也仍肯定其为人“清介”“高远”。吕中极不满王安石“引用小人”，却仍承认“安石之心与章子厚（惇）不同，……盖安石之法，犹出于所学；章子厚之法，将托安石以报私怨耳。”

这种评价模式长期延续，直到晚清才因国运急速下坠而发生变化。 彼时的开明知识分子群起呼吁变法图强，这种心理很自然地也投射在了历史人物身上，商鞅、王安石与张居正等改革者成了时代书写的宠儿。 如深度参与了戊戌维新、清末新政的梁启超，不但为王安石立传，还大声赞誉其为“三代以下之完人”，甚至将其与英国近代著名政治人物克伦威尔相提并论。

这种按现实需要重新塑造历史人物形象的做法，意味着时代意见全面压过了历史意见。晚清只是开端。此后，时代意见愈演愈烈，历史意见步步退缩。及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已全面翻转，王安石也终于戴上了“杰出的法家”与“伟大的改革家”的桂冠，成了代表“正确历史路线”的典型人物。

时代易变，时代意见必然游移不定。历史意见不会，毕竟历史的本来面目已经固定。后世之人虽无法百分百还原历史现场，那些严肃的历史研究终究是在不断逼近历史本相。《王安石“强辩”考》试图回到熙宁元丰时代，具体而言是回到变法期间各种政治论战的现场，也是一次摆脱时代意见、回归历史意见的努力。不过该书未止步于此，还试图更进一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北宋晚期看似思想活跃，交流频繁，却没有通向成功的政治变革？” 其副书名“十一世纪中国政治的常识与诡辩”，即隐隐指向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十一世纪中国政治的最大常识，便是北宋仍是个皇权专制国家。 皇帝的权力无所不包无远弗届，官僚集团不过是皇权向四面八方延伸的工具。 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皆无能够抗衡、制约皇权的力量。

当然，北宋政治确有其特别之处。如书中所言，“北宋政治最吸引人的地方，莫过于这个时代和这套制度竟能允许王安石、司马光这样的儒家理想主义者升到能够真正左右国家命运的高位，并且，在获得权势的过程中，他们几乎没有受到权力腐化的侵蚀。 单是这一点，北宋政治也足以得到很高的评价。 ”只是这种特异性远不足以改变北宋的政权性质。 王安石与司马光可以利用其能量与声望部分影响时代走向，但真正的决策者仍是皇权及其代理人。 当皇权决意不受王安石与司马光影响时，王安石与司马光毫无办法。 正是这个最大的常识，决定了十一世纪中国的政治论战，无论表现得多么激烈与充分，皆只能走向强辩，且必以诡辩告终。

王安石以强辩著称众所周知。赵抃说他“强辩自用，诋天下公论以为流俗”；朱熹说他“直是强辩，邈视一世”。强辩既是王最重要的性格特征，也是他立身朝堂期间留给世人最显著的政治标签。围绕在王安石身边的那些知名新法派干将，如吕惠卿、章惇、曾布等，也皆在史料中呈现出咄咄逼人、利口轻肆、猖狂狡狯的论辩特征。这些史料记载，不能简单归结为政治对手的污蔑。毕竟熙宁以前、元祐之后同样政争频繁，可惟有熙宁、元丰时代的变法派在史料中留下了强辩的历史形象，可以说是个极突兀的例外。

在宋人刘安世看来， 这突兀的例外之所以出现在熙宁、元丰时代，核心原因是宋神宗的权力毫无制约而又亟欲大有作为 ：

神宗即位时仅二十岁，正是雄心勃勃意欲有为的年龄，又素好法家权术，喜读《韩非子》，曾沉痛慨叹“天下弊事甚多，不可不革”。熙宁元年王安石入朝，神宗向他询问治理天下的法门，王回复“择术为先”。神宗又问效仿唐太宗如何，王回复“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这些话语，既契合神宗的价值观，也命中了年轻皇帝欲大有为的心态，神宗自然颇为受用。其命王安石“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可谓顺理成章。

因新政成了疯狂逐利的财政改革，当日天下人对王安石变法群起而攻之，可王始终屹立朝堂岿然不动。按刘安世分析，这主要是靠了虚名、实行、强辩、坚志八字：

简言之就是名声大、私德好、擅长强辩、绝不低头。 前两项不足为奇，后两项恰是神宗最看重王安石的地方。 王安石能够上位，是因为想要大有为的神宗希望他上位； 王安石的强辩能够在朝堂上有发挥空间且无往而不利，是因为想要大有为的神宗需要他的强辩。 史载，王安石于御前与人争辩，常自神宗处收到“上笑”“上悦”“上大悦”之类反馈，这反馈毫无疑问正是极有力的支持。

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王安石变法的完整表述，应是“ 以神宗意志为准、由王安石负责执行的财政改革 ”。正如《宋史·唐介传》所言：“安石强辩，而帝主其说。”亦正如曾公亮的无奈感慨：“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 无人能够在政治辩论中击败王安石并阻击变法，其核心原因既不是王安石辩才超群，也不是变法占据着不可动摇的道德优势，而是王安石的辩词背后站着宋神宗，站着皇权。 没什么东西可以制约皇权，所以王安石的政治辩论，往往在启动之前便已立于不败之地。而这也正是“强辩”的核心含义——不管道理上站不站得住脚，论辩时总有说辞，总能够强行宣布论战胜利。

变法初期，王安石与司马光围绕“理财”的著名争论，便是一场典型“强辩”。王安石认为国用不足的缘故是“未得善理财之人”，声言只要朝廷起用专业理财人士，必可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司马光则担忧所谓理财专家不过是擅长“头会箕敛，以尽民财”，毕竟天下财富“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朝廷欲增加财政收入便大概率要增加百姓负担。 若单纯从经济学逻辑来看，王安石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确有实现的可能。那唯一的办法便是朝廷放松对社会的管控，以激发民间活力，让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财富总量上去了，朝廷的财政收入在“不加赋”的情况下也会有相应增长。遗憾的是，王安石未在辩论中指出这唯一的可行路径——至少司马光留存的史料里见不到相关记载。且变法启动后的财税增收手段，也与这唯一的可行路径背道而驰。 青苗法、市易法等新政，走的皆是强化社会管控并加重百姓负担的旧路。这些事实，足证司马光在辩论中表达的担忧是真问题。遗憾的是，这样的真问题却可以被王安石的“强辩”轻易消解。

强辩的终点是诡辩。 熙宁五年，朝廷在开封府界推行保甲养马法，由民众申请饲养官马来换取赋税减免。王安石对此项政策信心极盛，对神宗说“百姓多以为便”，且主动申请者甚多。吴充、文彦博等人担忧下面官员为完成政绩会有强迫百姓“自愿申请”之事。王安石的回应是大宋有优越的登闻鼓制度、待漏院制度，百姓受了强迫可以上访告御状。目前没有人告御状，可见并无强迫摊派之事。可当真有东明县百姓因免役法害民而集体进京上访时，王安石却又换了一套说辞，坚决主张不可姑息这些“打鼓截驾”的百姓，理由是他们都是些因被新法损害了些许利益，便会被人煽动起来破坏变法大局的愚民。这种诡辩造就的一种逻辑上的闭环，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任何明确感受自身利益受损的人都可以打鼓进状，任何实际上这样做了的人都不清楚真正的利益，是被煽惑的愚民。”于是乎，这场变法便有且仅能有“民众普遍欢迎拥护”这样一种评价。

亦即是说， 王安石与一众变法派官员携其强辩登上历史舞台，不是熙丰时代政治剧变的原因，而是皇权意欲大有为的结果。一定程度上，王安石的强辩乃至诡辩，实际上充当了同样好辩的神宗的嘴替。有了神宗的支持，王安石的强辩可以击败所有政敌，亦无人奈何得了他的诡辩。而一旦失去神宗的支持，那强辩与诡辩的威力便会烟消云散 ——据宋人吕本中《杂说》记载：“王安石再相，上意颇厌之，事多不从。安石对所厚叹曰：只从得五分时也得也！”王安石还是那个王安石，只是神宗已对他产生厌倦，王的强辩遂再无用武之地。

二、进退失据

熙丰时代强辩者云集不是特例。

自秦汉至明清这两千余年的皇权专制时代， 但凡皇权意欲大有为，朝堂之上必有擅长强辩的宠臣活跃。

秦始皇执政期间，有李斯于朝堂上巧舌如簧，只为给焚书坑儒——即“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提供理论上的合法性。 刘邦做了皇帝欲修筑豪华壮丽的未央宫，又值民生萧条百姓流离失所，也是萧何出面“强辩”，论证了这项巨型工程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萧的原话是： “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 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亡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加也”—— 正因天下未定，百姓对人力物力的沉重汲取已经麻木了，再沉重一点也无所谓，正是滥用民力建造壮丽宫殿的好时机。 天下太平了，百姓期待休养生息，反倒不适合这样干。 且宫殿越壮丽越有助于增强天子威望。 现在将宫殿建得足够华丽，后世之君没了扩建的必要，也是好事。 刘彻统治期间“天下户口减半”，与其推行的盐铁官营、算缗告缗、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有直接关系，这些政策的主持者桑弘羊同样是个极为强辩之人，《盐铁论》中载有其与“贤良文学”激辩的诸多原始材料。

生活在刘彻时代的司马迁，亲眼目睹了有为与强辩合流，在皇权专制时代会造就怎样的民生悲剧，遂于《史记》中着力称赞“惠帝垂拱”与“吕后政不出房户”，退而求其次将无为而治视为更不坏的政治选项。东汉人班固大约也体验到了相似的历史教训，亦在《汉书》中借其姑班婕妤之口，称赞汉成帝“不疾言，不亲指，临朝渊默，尊严若神”，开启了中国传统政治赞誉帝王“临朝渊默”的传统。

渊默的字面意思是立场深沉，不轻易发言也不轻易表态。汉成帝垂拱而治，将政务交给朝臣打理，鲜少就具体政务发表看法，故有临朝渊默的评价。 成帝在位二十五年，无大工程，无大战争，不追求实践雄才大略，百姓所受折腾远少于武帝、宣帝等有为之君。及至其继任者哀帝上台，“百姓訾富虽不及文景，然天下户口最盛矣” （见《汉书·食货志》） 。百姓愿不愿意生孩子、生了孩子后能不能养大，是衡量农耕时代民生好坏的重要标准。这位因沉迷女色、放任外戚干政而被一般读史者视为昏君的皇帝，实是西汉帝国人口盛世的直接缔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