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永朝 | 改造世界固然重要，但解释世界更为重要

作者｜段永朝 苇草智酷创始合伙人、信息社会 50 人论坛执行主席

2月18日，智酷 409 期，邀请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蔡恒进分享《生成式 AGI 的能力边界》，苇草智酷创始合伙人段永朝对话，北京信息社会研究所所长王俊秀主持。

随着 DeepSeek 的惊艳亮相，AGI（通用人工智能）的轮廓逐渐变得清晰。在本次对话中，我们将深入探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意识与情感，以及其智能的极限所在。同时，也会展望人类社会在充分接纳全功能 AGI 之后的生活图景。

延伸阅读

蔡恒进 | 生成式 AGI 的能力边界

以下根据段永朝老师发言内容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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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恒进老师今天讲的内容非常丰富，并且与之前讨论的内容有内在的关联。首先我想到的是：蔡老师提出了重新理解人、重新理解意识的重要命题。当然，大背景是智能时代、数字时代。那么，到底应该如何重新理解？

今天蔡老师把他的理论与DeepSeek结合起来，特别是后面提到的AGI（通用人工智能）和ASI（超级人工智能），这让我感到很有新意。

当然，要透彻理解蔡老师的生命观和意识观，不读他的一两本书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说难度很大。蔡老师的核心概念是“坎陷”。透彻理解“坎陷”是抓住他思想的关键，但这并不容易。难点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我听蔡老师讲“坎陷”已经很多年了，但他的“坎陷”与牟宗三的“坎陷”并不一样。牟宗三的“坎陷”对应着100年前中国社会的新文化运动里面关于儒学、科学之间怎么融合的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心如何开物”的问题（熊十力《现象与物自身》）。牟宗三继承了熊十力的问题意识，比如如何“由心开物”，一句话就是“内圣如何开新外王”。牟宗三研究的是这个问题。所以牟宗三提了“良知自我坎陷”的概念，并围绕这一概念展开了大量复杂的阐述，比如从无执到执的存有论；从理性到架构的转换；儒学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等。

虽然蔡老师借用了牟宗三的“坎陷”这一术语，但其内涵与牟宗三的“内圣开新外王”命题有所不同。不同在哪里呢？我个人感觉到，蔡老师致力于用“坎陷”的术语，把它提到颗粒度更高、更细的层面，并且转换到“意识生成”的角度，试图从机理层面来解释“心如何开物”的这个老命题。但是要特别注意，蔡老师的方法和路径，是基于数理科学的，是基于为意识建立科学模型的进路，而不是传统的文本解释学。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难点。

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谈论“坎陷”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它很难被准确翻译。此前蔡老师将其翻译为复杂科学中的“attractor”（吸引子），但我觉得“attractor”这个词过于干巴巴，难以承载“坎陷”这一术语所蕴含的如此丰富的内容。

这就带来第二个难题，我们要认真地进一步研究“坎陷”在机理层面的含义，如果不对“坎陷”进行数学表述并给出数学解释，把它符号化，恐怕很难透彻地描述、分析，以及交流和传达。而这时候我又感觉到，为什么蔡老师会用“attractor”这个单词？我曾与蔡老师探讨过，这个单词并不传神，将“坎陷”翻译成“attractor”可能会丢失90%的营养。当然，我也无法确定应该用什么词来翻译，甚至可能这个术语本身在英文中并不存在，或许只能用汉语拼音“Kanxian”来直接翻译。这个术语可能是注定无法传译的。

假如我们试图“将坎陷进行到底”（刘晓力老师的用语），符号化表达是绕不开的，我们必须对其进行符号化表达，才能与规范的学术语境对接或接轨。当然，这需要慎重考虑，因为现有的符号体系可能不足以准确表达“坎陷”的内涵，可能需要创造一些新的符号。就像朱利奥·托诺尼（Giulio Tononi）在意识理论中提出的整合信息论（IIT），就借用了一个符号“Φ”（phi）来表示意识的整合程度。他认为“Φ”代表无所不在的意识，虽然这个符号本身也难以完全传达其深意，但他围绕“Φ”进行了大量地解释，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符号化的尝试。

因此，我认为“坎陷”理论可能也需要一定程度的符号化，否则很难与学术语境进行有效对接或接轨，很难将“坎陷”的思想以及其延展开来的一系列思想主张更加清晰、明确地呈现出来，以便更多的深入研究或者学术批评得以展开。这是第二个难点。

第三个难点在于，蔡老师的理论本身也受到了许多现实诱惑的影响。这种现实诱惑除了当下风起云涌的AI军备竞赛之外，也体现在蔡老师自己的判断——他坚定地认为他的理论很快就能够从工程角度予以实现。特别是今年DeepSeek的热潮持续了一个多月，这让蔡老师的很多构想似乎得到了印证。比方说低成本、小算力也能够达到意识水平的大幅度跃迁，这种可能性对蔡老师来说是一种现实的诱惑。我之所以称其为“诱惑”，是认为这一诱惑之下，将会有大量尚未明了的现象和思想、大量尚显粗线条的论证，在工程化的效率、成本框架下予以简化。工程化基本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实用主义渐进方法。我所担心的是，工程化对思想脆弱性的巨大影响。当然，对此我自己也感觉左右为难。

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今年新春伊始，DeepSeek会如此火爆？它到底引爆了什么？我认为，它引爆了一种社会的行动风潮，全民都开始行动，产业在行动，企业在行动，政府机构也在行动。最近，我就接到一些企业和政府机构的讲课邀约，他们都在问：“DeepSeek来了，我们到底该怎么用？”注意，大家都在考虑如何应用。如果说一年前 ChatGPT 让大家有某种焦虑的话，那么今天的焦虑已经变成了一种应用的紧迫感。过去我们想的是跟我有什么关系，今天“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件事已经变成了“这一定跟我有关系”，但问题是我不知道具体在哪些方面有关系。

关于DeepSeek的应用层面的紧迫性，这是不言而喻的，也都是大家目光所及的现象。但是，蔡老师为什么兴奋？我想替蔡老师做个解释。

首先，蔡老师提到拓宽对“意识”的定义时，有一句话特别值得注意：“意识从未被明确定义清楚过”。这也许是一种常态——许多基础概念可能难以获得清晰的定义，这种模糊性既是尴尬的，也可能是合理的。

当蔡老师说“人是特别的机器”时，这让我联想到200年前法国思想家拉·梅特里在《人是机器》（1748年）中的经典论述。拉·梅特这本书基本上沿袭了笛卡尔的思想观，将人与机器在本体论层面做了一个等价对偶，认为两者具有同构性。而今天蔡老师加入“特别”二字，我想这就意味着他超越了传统本体论关于人这架特殊机器的讨论。那么这时候就需要看到人这个本体或者主体、个体——不管叫什么，在数字时代已呈现出多元存在的形态。正如我在十年前《互联网思想十讲》中提出的“人有八条命”的主张：数字世界中的人通过碎片化实现了多元化，每个个体不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唯一性。

这里所说的“特别”，并非指生命本身的独一无二，而是强调人类在数字世界中的存在已呈现多维形态——我们拥有多张数字面孔、多重虚拟化身、多样人格特征，甚至多条数字生命轨迹。正如美国商业创新大师普拉哈拉德在2009年提出的企业成功定理：1=N，R=G。前一个等式说的是，任何一个客户都是独一无二的；后一个说的是，企业资源就是全球资源。普拉哈拉德的主张，在今天的数字时代看特别真实。在数字语境下，单一个体完全等同于多个数字存在。这种转变已超越了简单的多个账户、多个副本的概念，而是触及多重心智、多重人格、多重身份的深层重构。

因此，蔡老师提出拓宽“意识”的定义，我认为本质上需要首先拓宽对“人”的理解。

其次，关于人与机器的比较， 蔡老师提出了生命的三个层级： life的内化、life+的外挂和life++的自在自为之间的镶嵌关系。 虽然他将生命分为这三个层级，但与泰格马克在《生命3.0》中提出的三层级相比，蔡老师的理论更为高级。 泰格马克的理论更像是简单的积木堆叠，将生命分为三个先后相继的发展阶段，后一个阶段注定会超越、代替前一个阶段，而蔡老师的理论则强调这三个层级之间是彼此缠绕、镶嵌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一楼、二楼、三楼那样的线性结构。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镶嵌？就是因为认知坎陷的缘故。蔡老师通过认知坎陷将人造物与自然物进行了“精妙”的扭接。我这里所说的“精妙”，未来需要进一步的阐释，可能有待于蔡老师和众多思想家用大量篇幅，或许数十万字来详细解说清楚。所以通过这种精妙的扭接，生命的层级既是分层的，又是相互嵌入的，这就形成了一种超越传统几何结构的复杂结构。这种结构为理解多重生命存在，提供直观的解释空间。并且，这种解释空间不但是结构的，还是动力学的，是演化的；不只是空间的，还是时间的。基于这样的生命画面，它所需要的意识论，既是本体论又是演化论。所以蔡老师需要创造作为一种解释意识起源以及意识存在双重目的的理论，不只是起源论，它还涉及意识的存在以及意识的表征，从而为意识提供了一个“物理基础”。

第三，蔡老师认为“坎陷”与“涌现”不同。这是一个重要的判断。在复杂科学中，“涌现”是单向的、自下而上的过程，而“坎陷”则是双向甚至多向的。这种双向或多向的坎陷机制使得生命的三个层级之间形成了复杂的扭结关系。基于这一思想，蔡老师进一步提出一个关键问题：在数字世界中，人到底是一个还是若干个？这一问题挑战了人的唯一性，因为在数字世界中，人已经不再是唯一的。我将这一问题称为“新本体论挑战”。

那么，“坎陷”究竟是什么？坎陷可以被理解为在连续光谱之下，机体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疤痕”。这种疤痕类似于“弥母”（meme）的底座或基座。 因此，我认为蔡老师所提出的“坎陷”概念，实际上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基座与图纸的关系。

生命的图纸——生命如何形成，意识如何起源，这不可能像《清明上河图》那样以一维的、线性的方式呈现，当然也不可能像西方机械制图中的剖面图或三视图那样以静态的结构来表达。 它更不是艺术意义上的素描、写生、照片或视频。 更准确地说，生命的图纸既不是这些形式，又包含了这些形式的某些特征。 这意味着，要想清晰地描述生命和意识，可能需要创造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全新的几何学）。 否则，在我们听蔡老师讲解的过程中，大脑会不断与我们已有的认知模式发生冲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感到听起来非常吃力。

我们熟悉的表征体系和话语体系一方面被新的思想冲击和敲打，另一方面又被头脑中顽固的条条框框所压制和束缚，难以自洽。 因此，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恐怕需要一种全新的话语体系和表征方法，来描述“坎陷”这一核心概念，以及在“坎陷”之后增长出的新东西。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我举一个文化领域的例子，即婆罗门教与佛教的争论。大家都知道，印度的佛教传到中国之后被中国本土化。而在印度，佛教早期也经历了从婆罗门教向佛教转变的过程。在婆罗门教的体系中有两个重要的观念，即因缘果报和业报轮回。在佛教兴起的时候，它首先面对的是如何超越这两个观念的问题。业报轮回、因缘果报在婆罗门教中已经存在并发展了很多年。在婆罗门教的种姓制度下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给出了自洽的解释，令人信服。

那么，佛教是如何超越这一体系的呢？简单说，这里面涉及三个关键问题：

第一，佛教主张诸法无我，打破了婆罗门教关于永恒不变的主体灵魂的观念。婆罗门教认为存在永恒不变的"阿特曼"（灵魂），灵魂是永恒不变的，就像换衣服一样，身体可以更替，但灵魂始终不变。

佛教主张：“诸法无我”（《法句经》），如同火焰接力——看似连续实则刹那生灭，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我"在轮回。所以，佛教用“诸法无我”这种观点否定了婆罗门教的永恒灵魂观念。正如《金刚经》中所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第二，佛教打破了婆罗门教的种姓制度。婆罗门教将社会分为严格的等级制度，各个种姓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界限，且轮回受种姓限制，只有婆罗门能最终解脱。佛教主张：“众生平等”，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都可以通过修行达到觉悟。清洁工与国王都有觉悟的可能：“四姓出家，同为释种”（《增一阿含经》）。“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华严经》）。这样的话就可以打破婆罗门教的种性垄断。

第三，婆罗门教认为，轮回是由灵神主宰的命运，个体在命运面前是卑微的，无法抵抗。佛教则主张“业由心造”，即个体的命运并非由外在的神灵决定，而是由自己的行为（业）所塑造：“若人知心行，普造诸世间，是人则见佛，了佛真实性”（《华严经》）。通过积极进取、勤勉精进、修习禅定，可以重新构建自己的人生形态。因此，业力并不是宿命，而是可以通过自主努力改变的。轮回如同陶匠手中的泥团——通过修行（持戒、禅定、智慧）可以重塑人生形态。

通过我举的例子可以看出，对于外行人来说，阅读婆罗门教经典和佛教经典时，你会发现很多表面相似的东西，但是从他的经纬之处是完全不同的两套话语体系，两种精神面貌。婆罗门教主张梵我合一，认为个体是消融在宇宙本体中的梵我合一的最高境界，而佛教则强调涅槃，涅槃并非断灭，而是超越苦难的境界。“涅槃不是断灭，而是苦的止息”（《杂阿含经》）佛教用这些主张解构了婆罗门教的神权体系，正如佛陀所说：“自依止，法依止，莫异依止”（《大般涅槃经》），强调人应依靠自己的觉悟而非外在神力。

回到蔡老师的理论，我觉得蔡老师迫切需要一种更加清晰、更加通俗易懂的方式表达。

最后一个问题，可信知识到底长什么样子？从哪里来？在智能时代，知识的可信性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DeepSeek推崇的蒸馏技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蔡老师对蒸馏技术非常赞赏。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不断前进，因此知识的可信性至关重要。如果缺乏可信知识，我们可能会陷入“重新发明轮子”的困境。

在西方历史上，从苏格拉底到笛卡尔、休谟等哲学家，都对可信知识提出一些质疑。如果没有可信知识，人类文明的进步将无从谈起。同样，中国传统也有“温故而知新”（孔子）、“有涯无涯”（庄子）、“格物致知”（朱熹）等，都体现了大家对知识可信性的在意。

在这种情况下， AGI 和 ASI 的区别到底在哪里？我觉得恰恰有一个很巧合的地方，就是 AGI 是具有很强的西方思想底色。西方思想，尤其是希伯来和古希腊文明的合流，中心思想强调的是终极性和目的论。因此，AGI 的思想就有特别强悍的普适性，它坚持通用人工智能。大家可以注意到，为什么OpenAI和奥特曼孜孜不倦地追求通用人工智能？我认为就是西方思想在作祟。

而 ASI 是带有东方思想的底色，同时又超越了东方思想。东方思想在知识论上有几点特点，例如“体用不二”“直觉顿悟”“明心见性”等，强调辩证和相对主义。庄子提出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它展现了强烈的相对主义色彩。因此，东方思想在知识论上更像是一锅“汤”，而非一桌“菜”。这种思想在本体上已经实现了综合。

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到底会怎么样？我认为，AGI 和 ASI 的关系可以理解为基座与舞台的融合。

AGI 作为一种基座，正是因为它的终级是目的论。AGI 的重要性在于它为文明提供了方向性，它强调伦理判断、审美判断，并试图回答“人到底去哪里？”“到底该不该去这些地方？”的问题。当然，目的论也带来了潜在的风险，例如继承了文艺复兴意大利政治学者马基雅维利思想的美国政治学者施密特所提出的“敌我思维”，容易导致出现选边站队，容易出现自我强化和自我感觉良好的倾向。这是 AGI 的“心魔”。

ASI 的发展，我认为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技术范畴，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舞台。这个舞台具有鲜明的东方特色和东方色彩，强调文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对生命是否能够继续进化这件事，恐怕要抱有足够的热情和期待。这也是东方文明对生命的一种基本观念。相比之下，西方文明经常纠结于这样一个问题，即生命是否只进化了一次？如果生命只进化了一次，那么今天人类的任务就是描绘出生命的完整进化历程，构建出那棵伟大的进化树。这种将知识视为树状结构的观点，显然与东方的气味大不相同。借用法国思想家徳勒兹的观点，西方思想是树状结构，东方思想是网状结构。因此，我认为 ASI 更多地带有东方色彩。

但是今天很重要问题并不是 AGI 和 ASI 谁胜过谁的问题。这一点，我觉得在蔡老师的思想中得到了很多的体现。它并不是简单地讨论谁打败谁，谁必然胜过谁。因此，我有一句话叫做“必然性看西方，可能性看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