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子牛 |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建构及其与经济科学的一般差异

马克思思想中哲学维度与科学维度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学界讨论的热点。传统教科书体系将历史唯物主义当作马克思的“哲学”，将政治经济学批判看作这一哲学在经济领域的运用，即马克思的“经济科学”，造成了马克思思想中“哲学”与“科学”的分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集大成之作是《资本论》，新时期以来我国学界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阐释也有“哲学阐释”与“科学阐释”两种路径之争。有学者认为《资本论》参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包含着“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孙正聿，第4页），“资本逻辑的哲学”（参见仰海峰，第149页），“特定性哲学”（郗戈，第27页）等哲学形态。也有学者认为《资本论》首先是一部经济科学著作（参见张旭、常庆欣，第55页），《资本论》的资本批判是“科学批判”（王南湜，第5页），《资本论》的哲学解读是一种越界阐释（参见高超，第11页）。有鉴于此，为了澄清《资本论》的哲学内涵，首先需要回答“经济哲学”与“经济科学”的差异问题，而这一问题又从属于现代哲学与一般现代科学的差异问题。

本文主张，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完成于社会科学从哲学母体中分化出来的时代，它延续了康德在这一时代之初为现代哲学制订的任务，即为科学及其对象“澄清前提、划定界限”。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现代经济科学的对象及其自身的前提条件统一为“资本”范畴。“资本”既是经济科学的对象，又是这种对象的再生产机制，是《资本论》的科学维度与哲学维度的统一。《资本论》的经济哲学展开为一种“资本的存在论”，其主要内容是从资本增殖运动出发，阐明现代社会各种经济对象的可能性条件乃至“充足理由”，批判资本社会对于人的荒诞性和陌异性，从而揭示“人的解放”的契机与路径。

一、 科学与哲学的分离以及现代哲学的任务

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建构首先面对的是“经济哲学”与“经济科学”的差别问题。这里的“经济科学”是指用演绎推理与经验归纳方法研究经济规律的科学，其成果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马克思经济学的“数理化”“原理化”等工作中。马克思的经济思想集中体现为《资本论》，将《资本论》理解为经济科学，意味着预设了《资本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共享相似的问题域，只不过《资本论》对这一问题域给出了更好的答案。《资本论》的科学成就毋庸置疑，为了澄清其哲学维度，必须首先回答如下问题：《资本论》的经济哲学有何特殊之处，以至于不会被完全归结为一种经济科学或社会科学。这一问题不仅是我们时代的问题，也是马克思生活的19世纪中期的问题。当时，诸般具体科学相继从哲学中分离出去，瓜分了哲学的地盘，现代学科体系正在逐步形成。于是，如何重新界定哲学的对象、任务与合法性，就成了一个紧迫的问题。对此，马克思不仅有所感知，而且有所参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观念论哲学的批判，以及告别哲学、建立“实证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6页）的设想等，均可以视作对这一问题的间接回应。

现代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的过程并不是从马克思的时代开始的，第一位参与了这一过程的著名哲学家乃是康德。康德或许是伟大哲学家中第一位职业哲学教授，从他这里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差别以社会分工的形式确立下来。尽管康德哲学的显性意图是在知识、道德和宗教之间划定界限，但其也隐性地在哲学和科学之间划定了界限，为哲学设定了新的对象、任务与合法性。

首先，康德批判了以莱布尼茨为代表的传统理性主义。传统理性主义认为从理性主体的先天知识出发，凭借分析判断，就能推论出一切知识。康德通过对其进行批判，否定了哲学染指经验知识的企图，将经验知识的版图划给了自然科学。其次，康德为现代哲学提出了新任务。康德借助先天形式和先验分析等工具，说明了经验知识得以可能的条件。由此，哲学的任务被重新界定为对知识的可能性条件及其限度作出阐释，即为经验科学“澄清前提、划定界限”，这一任务也被康德称作“批判”。在康德看来，这一任务的完成需要一次“哥白尼革命”，将关于“对象本身”的自然科学知识转换为主体关于对象的“经验”，即对象在主体视野下显现出的“意义”。于是，哲学成了一门研究对象之意义的可能性条件的学说。这种研究在康德那里还是纯粹先天的，也就是说，这种研究不应该援引经验事物本身的属性。

康德之后，哲学的发展尽管时有变化，但大体上都遵循康德所制订的这一批判性任务。黑格尔试图打破康德划定的各种界限，在“作为哲学的科学”中重新实现各种知识的统一，但这种“科学”已经不同于现代实证科学。在黑格尔看来，现代实证科学的特征是将各种范畴现成地接受下来，并外在地运用于材料：“他（现代人—引者注）能找到现成的抽象形式；他掌握和吸取这种形式，可以说只是不假中介地将内在的东西外化出来并隔离地将普遍的东西（共相）制造出来，而不是从具体事物中和现实存在的形形色色之中把内在和普遍的东西产生出来。”（黑格尔，1979年，第22页）但是，真正的“科学”则需要说明范畴自我发展的必然性，通过一个连贯的过程将它们推演出来，并证明它们就是内容本身的范畴，这一工作的结构仍然类似于康德的先验演绎。20世纪初的现象学运动尽管在方法上迥异于康德哲学，但同样试图在主体与对象的关联中就对象的被给予方式进行先天性论证。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中，经验事物的显现方式超出了“对象性”的范围，诸存在者通过先于认知关系的“忧烦”（Sorge）关系呈现自身。但是，这种哲学仍然试图在“此在”（Dasein）生存的意义世界中阐明存在者借以表现其意义的结构，即阐明“存在”（Sein）本身，这一任务仍然是康德所制订的任务的延续。

从德国观念论哲学开始，对经验事物的可能性条件及其意义结构的研究就有了历史化特征，哲学认识到让经验事物“成其所是”的意义结构在不同的时代有所不同。黑格尔首先指出逻辑学范畴的展开过程也是一个历史过程。此后，胡塞尔现象学提出了意义层次的“形成-沉淀”机制，用以说明历史的一般可能性：“历史从一开始不外就是原初的意义形成和意义沉淀的共存与交织的生动运动。”（胡塞尔，第468页）海德格尔格外强调存在向来已经是历史性的，“存在之命运”在不同时代左右着“解蔽”的方式：“我们以‘命运’（Geschick）一词来命名那种聚集着的遣送，后者才给人指点一条解蔽的道路。一切历史的本质都由此而得规定。”（海德格尔，2005年，第23-24页）这种历史化思路一直延伸到当代法国哲学关于“历史先天”（La priori historique）（Foucault, p.166）的研究中。

但是，康德在哲学与科学分离之际为哲学制订的任务和方法，在触及历史问题时马上就遇到了困难。这是因为，哲学对经验事物可能性条件的阐释此时仍然是先天的，不能援引经验事物本身来说明这些条件。然而，阐释历史就意味着阐释经验事物的前后相继、因果相续，说明经验事物的生成、消亡及其原因。一旦历史解释诉诸某种先天性原则，就有将“历史”化约为“无历史”“超历史”之嫌。因此，哲学在解释“历史先天”发生历史性变化的原因和规律时，尤其在解释这种变化同经验事物本身的变化之间的关系时，就遇到了显著的困难。

这种困难在哲学史上有多种表现形式。它在康德那里表现为一种自然目的论的历史哲学，在黑格尔那里表现为“精神”依循“逻辑学”自我展开的过程对现实历史的统摄，两者都有将“历史”化约为某种“无历史”或“超历史”的危险。在现象学中，胡塞尔试图以“书写”为媒介说明意义在历史中传承的可能性，这一环节已经触及了现实的经验历史对历史的先天维度的根本性制约关系。但是，胡塞尔出于现象学方法的明见性要求，设定人们总能从“书写”的文本中“激活”原初意义，这样就错失了现实的“书写”可能造成的多义性，将意义的传承再次归结为原初理念的永恒性。（参见胡塞尔，第454-455页）海德格尔强调“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存在论差异”，强调“存在者的存在本身不‘是’一种存在者”（海德格尔，2012年，第8页）。这使得“存在的历史”无法用存在者层面的范畴来表述，最终只能被归结为某种模糊的“天命”，而包括人在内的“存在者”对这一“天命”是无能为力的。在当代法国哲学的“考古学”“谱系学”研究中，这一困境表现为片面强调长时段结构的突发断裂，而这种突发断裂的原因和机理却难以被解释。

意义结构的历史性变迁同经验事物的历时性变化之间的关系难题，在马克思哲学中首次有了解决的可能。首先，使得特定经验范畴成为可能的意义结构问题在马克思哲学中占据重要地位。例如，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凭借“劳动”范畴说明了“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5页），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同上，第46页）。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抽象范畴的含义和有效性范围都有赖于使其成为可能的那一“现实具体”，这是在运用抽象范畴时必须预先考虑的问题。进一步说，由于思想的任务就是用抽象范畴构造“思维具体”、再现“现实具体”，而“现实具体”又是抽象范畴本身的前提，所以思想向着自身结论进发的过程就是向着自身前提进发的过程，这是一种具有典型现代哲学色彩的“前提批判”工作。

其次，马克思将意义结构问题同历史问题结合了起来。在马克思看来，一旦用唯物主义观点看待历史，那么“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5-526页），而是一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同上，第525页）。要理解这一“能动的生活过程”，就要把历史“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同上，第499页），“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同上）。也就是说，历史不只是经验材料的堆积，更是使得经验事物表现出特定意义的意义结构的历史性变化，这种意义结构只有通过人的能动的、有意图的理解与实践活动才能建构起来。历史不是经验事物之间因果联系的简单说明，而是经验事物同其意义结构之间的一组多层次奠基关系。

最后，马克思主张意义结构本身具有经验现实性，为解决现代哲学的历史难题开拓了思路。马克思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拒绝像黑格尔那样用“泛逻辑的神秘主义”解释意义结构的历史性变迁。在马克思看来，使得诸范畴表现出特定意义的前提条件就是“实在主体”，即“社会”。“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3页）这一论断道出了马克思成熟时期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使得经验范畴成为可能的意义结构本身也是现实的，也就是说，它也是由经验事物构成和塑造的，其历史性变迁可以用经验事物的运动来解释。套用存在论哲学的术语来说，即并不是“存在之真理”的先行敞开让“存在者”表现出意义，而是诸“存在者”之间的关系构造了存在者之“存在”以及“存在的历史”。

这一原则在马克思的多部著作中都有表述。例如，《德意志意识形态》谈到“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0页）；《哲学的贫困》谈到“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因为你们抛弃了最初作为出发点的永恒的原理”（同上，第608页）；《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谈到“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70-471页）。这些表述都强调了经验性实践活动同这些活动的可能性条件之间的历史性、互动性关系，而不是单向的奠基关系。由此，马克思开辟了用经验事物本身的运动阐明经验对象可能性条件的思想空间，提供了用内在性而非超越性的方式说明意义结构历史性变迁的方案，从而开创了一种彻底唯物主义的哲学。

二 、 作为现代经济哲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上述原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得到了具体实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对象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在这一社会形态中，经济从政治、宗教等领域中分离出来，占据了前所未有的统治地位。这使得“社会”第一次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导致了社会学同哲学的分离、政治经济学同道德哲学的分离。可以说，正是经济领域的独立和凸显，造成了人类知识状况的现代转型，让社会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迫使现代哲学转型为“前提批判”。马克思经济哲学作为对这一时代处境的反思性意识，必须与这一时代处境相适应。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的典型科学是政治经济学，“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同上，第591页）。相应地，一种既能切中现代社会现实、又能合乎哲学的现代处境的哲学，必然是对“政治经济学”的“前提批判”，即“政治经济学批判”。

可见，“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特有理论表达。其中，“政治经济学”是对现代经济领域的科学理解，将现代社会特有的经验对象引入了认知范围；而“批判”则是对现代经济领域的哲学理解，即对经济对象的可能性条件及其借以显现的意义结构作出澄清和划界。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延伸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工作：“纯粹理性批判”考察现代自然科学的前提与界限，“政治经济学批判”则考察现代经济科学的前提与界限。二者的区别在于，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探究的条件不是先天性的，而是由“政治经济学”所探讨的经验对象（如商品、货币、资本和劳动等）构成的。正因如此，《资本论》的经济哲学与经济科学内在地整合在一起。经济哲学关于现代经济对象之可能性条件的探讨，必然诉诸这些对象本身的运动规律，即诉诸经济科学；同时，经济科学从不把经济对象当作既成的，而是关注经济对象的历史性条件，即把经济对象置于经济哲学的视野之下。故此，“政治经济学批判”必然包含“政治经济学”的内涵，而“政治经济学”也必然带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面。

政治经济学在两种意义上有必要接受哲学的批判。其一，它把现代经济领域的对象和范畴当作既成事实，不去追问使其成为可能的机制和条件，因而对现代社会的理解总是片面甚至矛盾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洞见到：“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55页）《资本论》则更为鲜明地指出：“政治经济学曾经分析了价值和价值量（虽然不充分），揭示了这些形式所掩盖的内容。但它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采取这种形式呢？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98页）换言之，政治经济学只关注既定经济范畴之间的定量关系，却不关注使得这些范畴成为可能的社会关系形式。其二，政治经济学认为现代经济活动形式是自然的或永恒的，看不到这一形式的生成和消亡，也不能说明这一形式的历史起源和历史限度。在政治经济学看来，“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12页）上述两种批判性问题意识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可以统一为一种：阐明政治经济学对象的条件和界限，就是阐明其历史起源和历史限度；政治经济学批判应当通过阐述经验对象本身的历史性运动，说明使得这些对象成为可能的意义结构是如何生成和消亡的。

《资本论》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完成形态，鲜明地呈现了马克思经济哲学的任务、方法和原则。《资本论》尽管从“商品”范畴出发展开讨论，但并没有将商品当作给定前提，而是将其分解成价值和使用价值两种因素，探寻使得这些因素成为可能的条件。对于价值范畴，马克思追问“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即使得“价值”成为可能的意义结构从何而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马克思没有诉诸任何先天原则，而是诉诸“货币”等经验事物。通过价值形式分析，马克思将价值的可能性条件奠基于普遍的货币流通。普遍的货币流通蕴含着W-G-W和G-W-G两种公式，后者要求货币在流通中增殖（G-W-G'）。由此，马克思又将货币流通奠基于资本增殖。

资本增殖要依靠剥削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因而其前提是劳动力商品化。劳动力商品化又预设了各种社会权力机制，它们迫使劳动力同生产资料相分离，劳动力不得不通过市场交换获取生活资料。在马克思看来，这些社会权力机制一旦具备，就能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活动不断地再生产出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联系中加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过程加以考察时，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666-667页）也就是说，“资本”是一个具有自我再生产功能的体系，能够自己为自己创造条件；（参见牛子牛，第26页）资本是自身同自身条件的统一，也是现代经济对象同其可能性条件的统一。因此，经济范畴的“前提批判”在“资本”范畴上得以实现，现代经济领域的主要经验对象都被奠基于资本活动之上。

可见，资本运动体现了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统一性原理，具有典型的历史唯物主义特征。围绕“资本”范畴，马克思依据现实历史经验，说明在特定时代让各种对象表现出其特定意义的社会场境。一方面，资本不是任何一种经验事物（如生产资料、商品、货币、劳动力等），而是经验事物之间的特定关系形式，是经验事物之间相互转化的运动，正是这种关系和运动使得经验事物表现为其所是。另一方面，资本关系不过是经验事物的关系，资本关系的存在依赖于经验事物的实存。一旦资本在不同物质形态之间的转化发生中断，或者支撑资本增殖的社会权力机制出了问题，那么资本就有可能立即消失。在资本运动所构筑的社会场境中，使得经验事物表现出特定意义的关系形式本身是由经验事物构成的，而关于对象意义之可能性条件的哲学研究又离不开关于对象本身的科学研究。这样，《资本论》就以“资本”范畴为核心完成了一种典范性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

马克思的资本理论是哲学与科学的统一，但主要是一种经济哲学。这是因为，马克思并没有像政治经济学家们那样，试图将经济领域确立为一种实证科学的对象，并证明这种科学对象的合法性。正如阿尔都塞所说，政治经济学论证其科学对象合法性的方式是将经济活动界定为满足人的需要的活动，以便用一种经验主义人类学说明其领域存在的理由：“正是这种人本学并且实际上也只是这种人本学使得有可能把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各种现象宣布为经济的：这些现象是经济的，因为它们是人的主体的需要的结果”。（阿尔都塞、巴里巴尔，第148页）但是，马克思的资本理论表明，现代经济活动在根本上不是满足需要的活动，而是资本增殖活动，其最终目的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价值增殖。“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发财致富，是价值的增殖，是价值的增大，因而是保存原有价值并创造剩余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430页）在这一过程中，即便确实有一些使用价值被生产出来，并满足了人的一些需要，它们也只是作为价值增殖的手段被生产出来的。这种生产能否满足人的需要在根本上是偶然的：商品“能否与货币交换，它的价格能否实现，这些都是偶然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83页）。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没有陷入西方经济学的边际效用理论或“效用价值论”——将商品的“价值”规定为满足需要能力的心理学度量。在马克思看来，“价值”首先是一个关联于“资本”的范畴，价值在资本活动的各个环节之间不断变换形式并自我保存，表现为一种连贯的价值运动。这种运动中最要紧的事情不是满足了什么需要，而是资本能否保值和增殖。为此，马克思采取了一种实体性的、动态的价值论，以便从资本增殖的视角理解现代经济活动，突出其相对于“人的需要”的异己性和陌生性。由此，马克思证伪了政治经济学论证其科学对象合法性的理由，凸显了“资本”作为一种哲学对象的性质。

马克思进一步表明，政治经济学声称的合法性基础，即现代社会表现为“需要的体系”（黑格尔，1961年，第203页）这一表象，实际上是以普遍的资本活动为前提的。马克思青年时期一度受到黑格尔和斯密等思想家的影响，将现代经济领域理解为“市民社会”或“需要的体系”：“每一个个人都同样要成为他人的需要和这种需要的对象之间的牵线者。可见，正是自然必然性、人的本质特性（不管它们是以怎样的异化形式表现出来）、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联合起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22页）然而，在后续研究中，马克思发现“市民社会”已经是“资本社会”。从逻辑上看，普遍的私人交换关系不是独立自足的，而是以资本增殖所驱动的货币流通为前提的。“这种交换制度是以资本为基础的，而且，如果把它同资本分开来考察，像它在表面上所表现的那样，把它看作独立的制度，那么，这只是一种假象，不过这是必然的假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05页）从历史上看，市民社会中“原子个体”的形成是资本活动加速传统共同体解体的结果。“资本一旦产生出来并发展下去，其结果就是使全部生产服从自己，并到处发展和实现劳动与财产之间，劳动与劳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分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07页）只有在资本增殖运动所到之处，经验事物才会普遍表现为有用物，表现为占有、使用和生产的对象，从而形成“需要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丰富的体系”（同上，第389页）和“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同上，第390页）。因此，现代市民社会只有从资本活动出发才能得到解释：“需要的体系”的根据乃是非需要，即价值的增殖；“合理化社会”的根据乃是非理性，即资本增殖的无止境欲望。

通过上述论证，马克思从资本的本性中驱除了一切有关“人的需要”的经验主义人类学，否认了资本作为一种纯粹科学对象的合法性，排除了对资本进行合理化的可能性，从而将资本确立为一种哲学对象。但与此同时，马克思又从这一“去合理化”的哲学构造物中推演出了现代社会的一切合理化现象，如“需要的体系”的形成、自然界的普遍工具化和效用化、生产过程的分工和程序化、科学研究在工业中的应用，以及形式上自由平等的法权体系等。可以说，马克思以“资本”范畴为核心的经济哲学揭示了现代社会合理性建制下的荒诞性内核。正如德勒兹所说，“资本主义中的一切都是合理的，除了资本或资本主义”。（Deleuze, p.365）这种经济哲学具有强大的陌生化和批判性功能，一旦将其加诸市民社会之上，那么“市民社会”的和谐表象就会暴露出“资本社会”的矛盾实质，“社会”作为一种自足的科学对象也将在资本逻辑下自我解体。

三 、 “资本的存在论”

马克思经济哲学的任务是通过历史性研究，澄清现代社会诸般经验事物表现出特定意义的可能性条件，其主导性范畴是“资本”范畴。资本运动是现代社会主要对象形式及其条件的统一性原理，包含着这些对象形式的再生产机制，具有丰富的内容和强大的解释力。将现代社会归结为“资本”范畴，并不意味着像黑格尔那样，在头脑中将一切事物都归结为“精神”的现象；相反，正是因为现代社会将自身置于资本这一“普照的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8页）之下，所以马克思经济哲学才能将这一情况忠实地反映出来。

基于此，马克思经济哲学可以称为一种“资本的存在论”。“资本”范畴是马克思对现代社会之本体的把握。就像柏拉图将实在规定为“理念”、黑格尔将实在规定为“精神”、尼采将实在规定为“强力意志”一样，当马克思在经济哲学语境下将现代西方的社会实在规定为“资本”时，他也向哲学史中添加了一个不可绕过的范畴。“资本的存在论”的主要内容是以资本增殖运动为根据，阐明使得现代社会中一切存在者表现出其特定意义的可能性条件，甚至阐明其“充足理由”。这种存在论是历史性的，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题中之义。当前，《资本论》的存在论阐释尚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将《资本论》解读为存在论是一种过度抽象，无助于正确理解《资本论》。（参见高超，第13页；张旭、常庆欣，第54页）对此有必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从“资本”范畴出发，不仅论证了经济领域的特殊规律，而且揭示了资本社会的整体性逻辑，它深入最具体的生活细节中，为一切社会领域奠基。这种基础性、整全性研究不可能是一种具体科学的课题，而只能是哲学的基础性分支即“存在论”的课题。

如此阐释马克思经济哲学并不是夸大其解释力，而是马克思本人的做法。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统治不仅如人所共知的那样决定了财富的分配，而且决定了“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从而决定了现代物质生活的基本面貌。例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从阶级对抗的现实出发，解释了为什么棉花、马铃薯和烧酒虽然用处不大，却是最普遍的产品：“产品的使用取决于消费者所处的社会条件，而这种社会条件本身又建立在阶级对抗上。……为什么棉花、马铃薯和烧酒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石呢？因为生产这些东西需要的劳动最少，因此它们的价格也就最低。为什么价格的最低额决定消费的最高额呢？是不是由于这些物品本身有绝对的效用，由于它们的效用最能满足作为人的工人，而不是作为工人的人的种种需要呢？不，这是因为在建立在贫困上的社会中，最粗劣的产品就必然具有供给最广大群众使用的特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4-105页）这表明在资本社会中，生产什么产品首先不是取决于产品的“效用”，而是取决于资本增殖运动所塑造的阶级结构与需求结构。并不是人的需要决定了资本生产什么，而是资本增殖的要求决定了什么东西被确认为“人的需要”。只有“在没有阶级对抗和没有阶级的未来社会中”（同上，第105页），资本增殖与阶级对抗才不会反过来决定效用本身：“用途大小就不会再由生产所必要的时间的最低额来确定，相反地，花费在某种物品生产上的时间将由这种物品的社会效用大小来确定”（同上）。可见，资本活动对现代物质生活具有深层次、全领域的塑造作用，这种作用往往被基于“人的需要”的经验主义人类学掩盖。因此，我们不应当用“经济科学”偷换马克思的“经济哲学”，而应当在存在论的高度上发挥马克思资本理论的解释力与批判力。

从哲学史的观点看来，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特贡献在于：首次从一种非人存在者出发，建立了一种非人的存在论，即以“资本”为主导性存在者的存在论。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呼应了海德格尔对萨特的批判。海德格尔指责萨特建构了“一个其上只有人的平面”（海德格尔，2000年，第393页），却忽略了“一个其上主要有存在的平面”（同上）；类似地，现代人也生活在一个其上既有人又有资本，且主要是有资本的平面上。这两种存在者不可能相互化约，也不可能按照自身的尺度理解对方。

在马克思看来，以往的西方形而上学无论是否自觉，实际上总是从人的观点出发的；即使这种形而上学声称自己的出发点是某种非人存在者（如理念、实体、神或“精神”等），而事实上它们也都不过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页）。这种“人的观点”在笛卡尔之后的现代哲学中非常明显，在古代哲学中则尚未凸显。但是，如海德格尔所说，“即便是朴素的存在论，只要它是存在论，它就已经——因为必然——是反思的。它在如下真正的意义上是反思的：它试图通过诉诸此在……来就其存在而把握存在者”。（Heidegger, S.155）这意味着“人的观点”在古代哲学中也已经隐性地在场了。在马克思之后，海德格尔试图摒弃人道主义立场，直接追问“存在本身”，但他毕竟还是从人向来所是的那种存在者即从“此在”出发来逼近“存在”的，因而也没有摆脱“人的观点”。因此，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很难真正超出“此在”分析，它只能将“他者”理解为一种模糊的“共在”，将困扰着现代世界的“技术的统治”理解为一种神秘的“存在之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