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庄晋财（江苏大学教授 博导，广西特聘专家）
如果一个人的命运，被一场跟自己本来毫不相关的政治运动所牵扯而改变，实在是一件悲哀的事情，大概我当年所遇到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就属于这一类；同样地，如果一个人的命运，受一群跟自己本来毫不相关的外乡人所帮助而改变，则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大概像我这样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农村孩子还能在村口接受教育，就属于这样一类。上个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一场近乎于给中国造成浩劫的政治运动，让无数城市青年在仅仅完成自己的初中、高中学业，便卷入到浩浩荡荡的“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洪流当中，从此远离父母，到偏僻的乡村开启一段艰苦的生活，留下许多悲伤的故事！这群以接受过初中、高中教育为主的城市青年，相对于他们所到的边远农村来说，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了，因此被称为“知识青年”。他们的到来，对于荒蛮的乡村来说，的确有种注入“新鲜血液”的感觉，尽管这个群体中真正发挥'“新鲜血液”功能的人并非多数。客观地说，与这群城市来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不幸命运相比，在那遥远的农村生存的一大群与他们年龄相仿的青年，和年龄相差十来岁的孩子，沿袭着父辈的荒蛮，难有接受文明的机会，命运的不幸只有更甚。只不过，二者的不幸，一个源于政治运动，一个源于制度安排。
6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我，按理说是跟“知识青年”扯不上边的：一来是因为出生在农村，根本不具备“上山下乡”的资格；二来是因为我太小，城市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的1968年，我才1岁多。但偏偏就是我这个井冈山脚下黄土地上出生的农村娃，启蒙教育却是由知青提供的。我曾在公众号文章里介绍过我家庭迁徙的故事，大约在我2岁的时候，全家搬到了离县城只有几里地的赣江边一个叫做“铁萁岭”的村庄，由于常遭水灾导致食不果腹。仅仅过了2年，我的一次好奇导致大腿被舅舅骑来的自行车砸成粉碎性骨折，给了父亲一个极好的搬家理由，在父亲的带领下我们全家来到了一个有着极其好听的名字的生产队——长富队，那是1971年，我4岁。在那个穷得出奇的“长富队”（就是今天的村民小组），聚集着不少像我家一样从广东来的客家人，因此那个地方虽穷，但历经搬迁艰辛的我们还是有一种回到自己本土的感觉，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熬下去。1973年，6岁的我
很想去上学，却被告知大队的小学由于缺师资容纳不了那么多学生，所有小孩要等到7岁才能进学校。那时候，大人要出门挣工分，哥哥们在大队小学上学，没有人关照像我这种读书和劳动都不够龄的小孩，就总盼着给我们找个去处。我们那个年代农村五六个小孩的家庭很常见，因此生产队里像我这样的儿童也不算少，于是大人们一合计就决定在自己队里办一个类似于小学的学堂，师资当然是自己解决。我清楚地记得，在生产队的一间仓库里，四根木桩加一块木板钉起来的所谓课桌总共有六张，分为两列，一列为一年级，一列为二年级，拥挤着有十来个小孩，请了一位刚刚从广东来新入户的张姓青年做我们的老师，张老师担任我们两个年级的全部课程，语文，数学，音乐，画画一样不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张老师教我们唱歌，选的歌曲是我在家里听哥哥们唱过的，自然熟悉会唱。可是我总觉得奇怪，那位张老师在教我们两个班时是分开教的，但两个班唱的调子明显不一样，跟我从哥哥那里学来的也不一样。由于我相信哥哥念的是大学校，不会错的，因此总觉得是老师哪里不对。以我今天的猜测，那位张老师可能自己根本就不识歌谱，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农村的师资条件。
1974年9月，我终于结束了生产队仓库里的求学生涯，来到大队办的小学——邱陂人民公社鄢陂小学，这回算是正儿八经的学校。果然是大队的小学，交5毛钱的学费，就有正式的课本，各个年级加在一起有100多学生，仅我家最高峰时
就有四个小学生在读，真是热闹非凡！我最为庆幸的是，在那里没有遇到同一首歌唱两遍调子会不一样的老师，给我上数学和语文课的老师普通话都非常标准。后来才知道，这两位老师是上山下乡到我们大队的知识青年，男的是来自上海的知青汤荣庆老师，女的是来自吉安市的知青徐淑清老师。徐老师教我们唱歌声音清脆悦耳，咬字清晰，这对于农村孩子来说，只有在广播里才能听到这样的声音。汤老师教我二年级时的数学，背乘法口诀的方法是从他那里学到的。他大概知道我们农村孩子回到家里点不起煤油灯写作业，总会在学校里给我们布置作业并要求在学校完成，每次批改作业都是给出成绩，看看本子上写着一个个一百分，心里自然高兴，看着不及格就有沮丧。好在老师在我们做作业时总是坐在黑板前的讲台边，有问题就可以及时去问他，这样下来，得到的鼓励自然多于失败的沮丧。我总觉得自己有一个好表扬的性格，或许有汤老师的这种激励，增添了我后来读书的信心！
我读
到
四年级时，汤老师改教我语文，那时已经是1978年，这也是我整个小学阶段记忆最为深刻的一年，汤老师让我做学习委员，经常把我的作文拿来作为范文在班上念，这种鼓励让我居然有过一篇作文写完一本作文本的经历，现在写东西总有说不完的话或许跟那时的训练有关吧！不过没过多久，我们发现作为班主任的汤老师经常请假不在学校，淘气的我总会在老师不在时带着同学到学校后面的山上去玩打仗，我们自制有木棒冲锋枪，手枪，弹弓等多种武器，扮演着那个年代从《南征北战》，《地道战》等电影里学来的各种角色，尽情享受着快乐的童年。由于玩得多读得少，考试成绩自然不是很好，总被老师批评，但我们也有自己的委屈，谁让老师经常不来上课呢？后来我们才知道，老师要离开我们回城了。自从我上五年级后，就再也没有见到汤老师和徐老师，据说他们结婚了并双双离开了我们的村庄，回到不知是上海还是吉安，总之是回到属于他们的城市去了。后来
学校来了一些新老师，我至今记得的，一个是同村的简老师，他在水南公社办的高中（称为五七中学）毕业之后回到村里，被请为代课教师担任我五年级的语文课，让我非常有幸有了一个完整的小学学习阶段。还有一位来自上海的女知青，与后来教我初中的物理老师结婚后留在了我们村小学任教，没过多久，他们一家就离开了邱陂公社，去了安福县的浒坑钨矿子弟学校，在那里改教政治课了，再后来也举家回到了上海。
这就是我那个年代农村小学的师资状况，不要说是小学，我念初中的时候，教我英语的老师自己也是刚刚在水南中学读完高一后来我所在的中学任教的，至今还记得那时候学英语会在“猪”这个单词后面标上“屁给”的音标，现在想来是个笑话，但那时候的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师资条件下完成小学与初中学业的。今年是2018年，离大规模的上山下乡知青运动已经过去了50年，我自己也已经年过半百。但如今每每在灯下敲字爬格，总会想起那个特殊的年代农村孩子读书的情景，就会想起给我启蒙教育的知识青年汤老师和徐老师，如果没有他们的到来，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有机会完成小学的学业，或者说即便能够读完小学，是否能够听得懂说得出一句标准的普通话。所以，
我从内心感激那些为改变农村荒蛮努力过的知识青年，尽管时代给了他们十分的不幸，他们却能够用自己的不幸给农村的孩子带来幸运，这应该是不幸中的万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