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涛：十年太短，仍难判断是否已走出金融危机

对于金融危机，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们走出危机了吗？

1998年—2000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很好判断。2000年以后，亚洲危机就告一段落。当时大家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助亚洲金融危机有很多的批评，因为他们采取了非常激进的方法，如紧缩财政、紧缩货币，也关闭了很多金融机构。事后来看，长痛不如短痛，这些国家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人家用两三年时间通过结构性调整，从立法上、制度上制订了一系列控制对外借债和财政赤字的措施，防止重蹈覆辙。当时调整的时候很痛苦，但是事后他们走出来比较顺利，而且后面的发展是可持续的。2013年，尽管美联储释放QE退出信号后，一些亚洲新兴市场国家遭遇了汇率贬值，但是没有出现其它的问题，债务违约形式的国际收支危机也没有发生。

对于2007年开始的这次危机，起初是存在一些问题，包括政策响应不及时，存在形势误判。但是在后期，当局采取了措施，防止经济出现大萧条时期的自由落体情况，总体来看，政策响应还是应该肯定的。但这样是不是就把这个危机解决了？这可能还需要观察，结论不能下得这么早。

最近一段时间，很多顶级的外国投行专家在讲，我们可能要准备下一次危机来临。包括美联储应不应该加息，市场也有分歧。有人认为美联储可能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加息周期，如果加息，有可能会导致美国经济衰退。美国低利率和货币政策松弛被认为是导致2007年次贷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各发达国家解决危机的办法仍然是低利率、零利率甚至负利率，这是不是对症下药？短期来看是比较舒服，好像打了一针吗啡，但这是否健康可持续？我们不太清楚，还需要观察。

很多数据其实进一步肯定了，2015年4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做出的判断，即：和危机前相比，全球的金融风险是在上升而不是下降，而且风险在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转移、从银行体系向非银行体系转移。这些问题并没有解决，我们不知道随着货币政策走向正常化，这些泡沫是否会破灭，问题是否会发生？现在美国先走了一步，后面主要的经济体也会逐渐走向正常化，周小川行长也在博鳌论坛上提出，货币政策宽松进入尾声。如果真的走上正常化，问题是否还会发生？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从这次危机的应对来看，并没有看出来直接融资就一定比间接融资更有优势。中国和美国是两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中国是以间接融资为主，占到70%，依靠信贷刺激，比较早地就开始复苏。尽管这些年经济又下行了，但是在主要经济体中国的增长速度仍然很快，而且经济下行，不是中国单独面临的问题，全世界的经济增长都在放缓。而美国，直接融资占80%，间接融资占20%，他们货币刺激以后，经济恢复得也很快。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各占一半的国家地区，像日本、欧洲，走得不是那么顺利，复苏比较慢一点。但也看到，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通过危机救助留下了很多的后遗症，中国是债务问题，杠杆很高，美国就是股市泡沫。现在美国股市越涨，大家心里越慌，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调整。

去年中信出版社出了一本书《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书中提到，一个庞然大物在刚刚冲过来的时候可能很慢，但当它真正加速冲过来的时候，你就躲不过了。也就是说，有一些问题我们开始可能觉得它就那么一回事，觉得要等一段时间它才会冲到面前，这时我们可能就会懈怠。我们看到的很多问题，其风险可能一直存在，最后这些问题会不会从风险演变成危机？现在我们这些处理危机、防范风险的手段，能不能阻止这些风险演变成危机？更不要说危机爆发以后，我们还有没有政策空间应对。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担心的问题。如果再来一次危机，大家手上没有什么弹药了，这种冲击就会更大。

总的来说，我主要有三个观点：

第一，10年时间还太短，现在我们还要观察，不要急着下结论。

第二，对于规律，我们要有敬畏心理，不要随便讲“这次不一样”。

第三，中国要对外部冲击做好预案，虽然我们不知道它会不会发生，并且一旦发生是否可以控制，但是我们要提前有准备，要想到最坏的情况。政府和市场不同，除了做预测更要做预案，这就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更好地应对各种不确定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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