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大才子的“知人论世”与“捕风捉影”

歴史之島 · 公众号 · · 2021-09-05 09:33

正文

《文心雕龙讲记》

龚鹏程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1月出版

500页，9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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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特

龚鹏程先生是当世少有的大家通人，其读书之博、著作之丰与自视之高均一时无两。龚先生曾批评以淹博著称的钱锺书先生“论学往往显得‘不当行’”，并隐然以博且当行自诩。在龚氏涉猎的诸多领域中，中国文学批评史无疑是他用力最久亦最当行的领域。早在八十年代，他就发表了相关论文，故研探《文心雕龙》逾三十载的龚先生在2020年出版的《文心雕龙讲记》（台版名为“文心雕龙讲疏”，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引进简体版，以下简称《讲记》），自会引来相关领域研习者的重点关注。

《讲记》一书脱胎于作者2010年至2011年在北大的研究生课堂，作者对课堂有如下回忆：“听众并不都是北大的，他们由四方跋涉而来，听我肆口讲谈，或以为奇。因为我桌上仅一张白纸，写着几条提纲罢了。” （第2页）由有限的“白纸”和“提纲”发展为近五百页的专书，作者的“肆口而谈”背后自是多年的积累。

《文心雕龙》是现代学术的一大重镇，“龙学”之名目足见此书之饱经研究。《讲记》原用于课堂讲授，自然不能不关涉相关背景与常识，也势必要时时回顾先行研究。不过，《讲记》一书，整体上仍是顺流而下，作者以自己对刘勰其人、六朝学术文化及《文心雕龙》一书的整体把握来展开对《文心雕龙》的讲解，对先行研究，则主要取作者认为有误的名家成说以辨正之。

龚氏的整体把握确有不凡处。故其讲论，亦多精要。

对于刘勰其人，由于史料过于有限，其生平只能是粗线条而模糊的。虽然在考实方面难有进展，但关于刘勰生平的争论始终存在，比如他究竟属于士族还是庶族，就曾经是大陆“龙学”研究的一大热点。至于刘勰与萧统（或皇室）之关系（这涉及《文心雕龙》与《文选》之关系）等，亦有不同看法。在有关刘勰的具体史料已被反复考索的情况下，如何对其人作恰当的叙述与定位，有赖于对当时制度、环境与人群的恰切把握。实际上，士庶问题在当时固然重要，但面对每个在历史上留名的人物的具体轨迹，厘清士庶并不能说明一切。与其纠结于出身之士庶，不如以若干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为参照系以观察各文人。比如说，谢灵运无疑是高门大族之代表，其仕宦经历与人生轨迹足以被提炼出一“理想型”；而陶渊明、鲍照和刘勰则在另一端。比较刘勰与谢客、陶令等人之异同，或许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刘勰的命运与心态。然而，由于《文心雕龙》的研究者往往深爱刘勰，故在某一时段，强调刘勰出身庶族，似乎是为他增光；而另外一些论著又总是倾向于推测刘勰与萧统关系密切，进而强调《文心雕龙》与《文选》颇具亲缘度。对于刘勰的生卒年，作者并不作明确判断，而是列出了现存的不同说法，并同时叙述不同生卒年判断下的刘勰生平大要。对于士庶问题，作者主要依循旧说，从世系、亲属方面定刘勰为士族，但又强调他因为“孤儿寡母”而没落，只能依靠自己在文献词章方面的才能获得僧祐的帮助。而刘勰能够结交萧梁王室，恐怕主要是依托僧团，在当时的文人中，刘勰并不是最重要的，就现存资料而言，也看不出刘勰和当时的文人集团之间有什么互动。在这样一番生平描述下，我们甚至会发现，有的前辈学者强调刘勰卒年较晚（如杨明照、李曰刚先生所提出的卒年，较范文澜、兴膳宏之说晚了近二十年），或许不是基于文献考实，而是借此卒年考订推论刘勰有机会参与《文选》之编纂。考订生卒年尚且如此，遑论考述刘勰与其他文士之互动！《讲记》由此发挥，检讨考订文人生平背后的观念与方法，这确实是值得每一个习惯了“知人论世”的读者深思的。

就文化而言，一般提到“魏晋南北朝”，与之关联的学术思想首推“玄学”与“佛学”。玄学与佛学确是汉代以后的新思潮，也是六朝时期具极大吸引力的流行学说。正因为玄学与佛学新颖且流行，故而不少论者面对“原道”“征圣”“宗经”的《文心雕龙》，仍然更愿意强调玄学、佛学给予刘勰极大滋养。但新潮和流行之下，当时文人的学问、思想、文化的底色，恐怕还是儒学。故而《讲记》从《隋书·经籍志》讲起，通过各部类经籍的卷帙多少，指出六朝时“礼学最盛，春秋学次之”，由此论证儒家学说在当时绝非无人问津。作者进而总结：“今人多以为魏晋南北朝盛行玄学与老庄，其实当时最重礼法门风、经史传家。”如果我们认定玄学、佛教等新思潮才是刘勰思想的主要资源，那么《文心雕龙》一再申说的“征圣”“宗经”便是空唱高调。但如果意识到新思潮的影响是有限的，读书人读的主要还是传统经史，那么刘勰之“宗经”并非言不由衷。《讲记》更精彩的地方，还在于将刘勰有关“宗经”的大论述上下勾连，从汉代讲起，梳理出了一条脉络，作者称之为“文学解经的传统”。刘勰认为，经典是最好的文章，故作文需取法经典。这样一种思路也不是石破天惊之论，在汉代大儒扬雄那里便有类似的表述，此后更是不绝如缕。扬雄是汉代最重要的儒生，其地位曾经极高，只是宋儒不再大力表彰扬子，也未将他列入圣人传道之谱系，故其地位有所下降。然而，在刘勰的时代，扬雄仍然占据熠熠生辉之高位。就此而言，刘勰之倡“宗经”，不仅出于真心，而且渊源有自。

在讨论刘勰的思想渊源时，龚氏在方法论上也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思想最为玄妙，看不见摸不着，只能落实到言辞、行为来把握。而论思想之影响，更近乎捕风捉影，仅仅凭借着表述、形态上的“相似”，是不能直接论定某人受到某种思潮影响的。比如说刘勰之“宗经”与扬雄之说，在表述上的确高度相似。但若要论证刘勰受到扬雄影响，还需考察刘勰是否提及扬雄，以及扬雄在当时的影响力。纵览《文心雕龙》，刘勰多次提及扬雄，且均为正面表彰或引述。在这一事实的基础上，再结合扬雄在汉魏晋南北朝的崇高地位，我们可以同意：刘勰确在扬雄为代表的“文学解经的传统”中。若依此标准，现代学者或以为《文心雕龙》之结构取资佛典，或以为刘勰之“折衷”乃受佛教“中观”学说影响，均缺乏足够的论证。《讲记》对如是论述也多有驳正。

不过，中古文献毕竟有限，刘勰留给后人的文字想来也是他所有著述的一小部分，若过于追求“确定性”，很多问题便无法讨论。《讲记》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故在论述确定的思想脉络、驳斥不可靠的渊源考索之外，还独辟蹊径地讨论了“类似”与“可能性”。这集中体现在第十讲“文字-文学-文化”中与道教思潮的比照上。任何一种宗教都有其经典，但不同宗教对经典性质与来源的界说，正能体现该教特色。比如佛经乃是佛陀灭度后，后学们以回忆的方式结集而成，故佛经固然重要，却不在“三宝”（佛、法、僧）之列。道教却认为，经典乃是“天书真文”。不止于此，道教对文字推崇备至，龚鹏程将道教的“文字崇拜”归纳为“由文生立一切”和“以文字掌握一切”。以此观之，《文心雕龙》之“原道”，与道教的“文字-文学-文化”观念，确多有类似处。但龚氏在这番比较后又下一转语：“可是，我不喜欢说无确定关系的‘影响’。因此以上所谈，皆不是说刘勰受了当时道教思想之影响才有类似的说法，而是说当时实际存在着一种跟刘勰类似的思路，足堪对照、相与发明。”

一位大才子的“知人论世”与“捕风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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