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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内阁成员，后排左一为宋教仁。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在英国及日本式的“虚君共和”的君主立宪制度不被接受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只剩下两种可供选择的共和路径，其一是已经基本上成熟完善的美国式总统共和制，或者说是总统及议会共和制，简称总统制；其二是一直处于动荡变化之中的法国式议会共和制，或者说是议会政党的内阁共和制，简称内阁制。出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的孙文，是同盟会内部主张总统制的代表人物，宋教仁是同盟会内部主张内阁制的代表人物。

在宋教仁的极力推动和组织下，来自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的代表，在北京安庆会馆召开国民党筹备大会，会议决定设立筹备事务所具体负责相关各党的合并办法，同时推举同盟会的宋教仁、统一共和党的张耀曾、国民公党的张南生，负责起草《国民党宣言》。宋教仁因此成了国民党的第一位组织者和缔造者。

宋教仁

8月25日，国民党成立大会在北京湖广会馆举行，公推张继为临时主席。9月3日，黄兴、宋教仁等人共同推举孙文为理事长，孙文又请宋教仁担任代理理事长。与孙文、黄兴缺乏现代议会政党的经营操作能力不同，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内把国民党经营得有声有色。1913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基本结束，在宋教仁主持经营下，国民党取得重大胜利。众议院议员596人，国民党得269议席。参议院议员274人，国民党得123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870议席中占有392席，虽未超过半数，由于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加起来只有223席，国民党依然可以凭借其绝对优势影响参、众两院。国民党的选举胜利，进一步抬高了宋教仁的政权预期和政治热情。到处演讲自己理想中的议会政党责任内阁的宋教仁，实际上是在从事着一生中的最后冲刺，然而等待他的，却是沪宁火车站的一场血腥暗杀。

1913年3月20日晚上10时40分，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准备乘车时，被凶手武士英从背后开枪暗杀。陪同武士英执行暗杀任务的，是与国民党方面的前沪军都督陈其美关系密切的吴乃文、陈玉生、冯玉山、张汉彪。到火车站为宋教仁送行的，是国民党方面层级更高的吴颂华、拓鲁生、黄兴、陈策、廖仲恺、于右任、吴铁城等人。吴乃文、冯玉山等在安排武士英充当杀手的同时，还预先安排了到巡捕房举报应夔丞涉嫌犯罪的虚假线人王阿法。就是这样一桩并不十分复杂的刑事案件，通过国民党方面疑罪从有的宣传造势，直接导致了号称“二次革命”的国内战争。由于军政实力过于悬殊，“二次革命”很快失败。流亡日本的孙文在陈其美等人支持下，另行创建中华革命党。一举消灭国民党军政实力的袁世凯，在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反对派监督制衡的情况下，一步步走向他所梦想的皇帝宝座。

1916年5月18日，宋教仁案的第一嫌疑人陈其美，惨死于张宗昌、程子安等人组织的另一场暗杀行动。涉案的张宗昌是与陈其美有着多重恩怨的青帮大佬李征五的老部下，程子安是曾经被陈其美牺牲出卖过的张秀泉、韩恢、胡侠魂等人的老部下。黄兴在宋教仁遇刺后也曾作有挽联，从中可窥暗杀景象：“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是袁世凯。”

暗杀，就这样裹挟着民国踉跄前行。

在同盟会及国民党内部，“英而不雄”的宋教仁是最早也最为坚定地反对孙文“作事近于专制跋扈”的一个人。但是，他既没有像章太炎、陶成章等人那样，公开站出来向孙文进行挑战；也没有像张百祥、刘公、孙武、焦达峰等人那样，另行组织共进会自行其事；而是与谭人凤等人一起，局限在同盟会内部对孙文实施架空虚置。等到辛亥革命胜利之后，组织缔造国民党的宋教仁，一方面在国民党内部继续对理事长孙文实施架空虚置；另一方面又打算在国民党占据较大优势的议会中，通过议会政党的责任内阁，对大总统袁世凯实施同样性质的架空虚置，以实现自己充当实权总理或者说是“太平宰辅”的政治理想。宋教仁所从事的政治活动的成功与失败，都根源于此。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孙文在宋教仁遇刺之后所写的挽联中，意味深长地认定宋教仁是“为宪政流血”的第一人。

谭人凤之所以在《石叟牌词》中痛恨宋教仁当年的错失良机，是因为他，以及他周围的一部分湖南人，确实有让黄兴充当新政权第一号人物、宋教仁充当第二号人物的革命目标。由于孙文在黄兴准备赴南京组织临时政府的时候适时回国，从而为中华民国的政权建设带来新的变数和新的局面。宋教仁想通过拥戴黄兴出任大元帅及大总统，而由他自己出任内阁总理的政治梦想，也随之破灭。随之而来的是各个方面尤其是同盟会及国民党内部对于他的排挤与仇恨，直至凶手武士英对于他的夺命刺杀。

随着宋教仁的过早去世，不仅中国社会的宪政民主制度归于失败，谭人凤所设计的由湖南人主导全国政权的政治理想，也只能等到1949年由另一湖南人毛泽东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