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当苏联正经历痛苦的解体过程时，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长期前景至少因两个原因显得相当黯淡和模糊。
首先，苏联解体的不可逆性尚未得到确认，以联邦或邦联形式复兴旧有国家的设想并非完全不切实际。其次，许多俄罗斯人当时预期，冷战结束和随之而来的苏联解体将导致国际体系的根本变化，世界将进入真正未知的领域，这使得任何对俄罗斯在新世界中可能扮演的角色的猜测都显得极不确定或是武断。
然而，这两种假设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的永久消失变得愈加明确。尽管经历了权力平衡的调整，世界和国际体系的变化并不如预期那样剧烈。
新成立的后苏联俄罗斯不得不按照旧有的现实政治原则行事。全球政治仍是有限数量的主要大国或主要行为体之间的博弈；军事力量仍是国际影响力和地位的重要货币，且目前尚无任何全球政府或更高层次全球治理的前景。西方，特别是美国，在国际法的某些基本规范约束其国际政治野心时，表现出明显的漠视。
正如人类历史上所有时期一样，冷战结束后，世界依然是一个危险且不友好的地方；在这里，没有什么是应得的，你需要通过与他人谈判和争取才能获得属于自己的位置。在莫斯科，人们不得不摆脱后苏联时代早期的理想主义，学会如何在这个并不友好的环境中生存。可以说，学习曲线并不陡峭，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俄罗斯在复杂且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致力于维护自身利益。
牢记这些经验，人们可以概述出该时期最重要的成就，以及俄罗斯领导层在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中需要努力完成的最重要但尚未完成的任务。
主要成就
在过去三十五年里，俄罗斯最显著的成就之一就是能够保持与美国的战略核平衡。上世纪90年代初期，人们对此存在严重怀疑——许多专家认为，由于种种因素，俄罗斯将被迫进入核大国的“第二梯队”，并因此可能会采取类似法国或英国的“最小威慑”战略。
SS-18撒旦导弹
然而直到现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整体核平衡依然存在，甚至在某些关键导弹技术领域，莫斯科似乎能领先于华盛顿。无论如何，俄罗斯仍是一个核超级大国，这一独特地位促使美国继续参与关于战略稳定和核裁军的美俄双边对话。
更重要的是，即便在高度假设的冲突场景中，俄罗斯强大的核武库也是莫斯科可以依靠的可靠核威慑能力。这一能力的关键价值在2022年2月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变得愈加明显。有充分理由认为，强大的核威慑是防止北约与俄罗斯在欧洲发生直接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唯一最重要因素。
此外，国家领导层还成功地将常规武装力量彻底现代化。20世纪90年代，苏联军队处于崩溃状态，莫斯科在北高加索的反恐行动——即第一次和第二次车臣战争，表明了即使是在俄罗斯国土范围内，在招募、训练、装备和部署武装力量等领域，俄罗斯都存在严重问题。
这些有力的努力逐步增强了俄罗斯执行多种维和与维权任务的能力，并使其能在远离国境的地方投射军事力量。2015年秋季启动的叙利亚军事行动，以及非洲和中东的多场冲突中俄罗斯私人军事公司的深度参与，都生动展示了俄罗斯日益增强的军事投射能力。西方主要国家都间接参与的持续了三年的俄乌军事冲突，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俄武装力量的强大韧性，以及复兴后的国防工业生产能力。
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这使得莫斯科能够积极使用其在联合国的否决权。长时间内（1997–2014年），俄罗斯是八国集团（G8）成员。俄罗斯还加入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积极参与G20峰会，并成为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创始成员之一。在欧洲，尽管与西方发生了激烈冲突，莫斯科仍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保持联系，并参与黑海经济合作组织及一些其他次一级的区域多边机构。
俄罗斯在各种国际组织和论坛中的广泛参与，使其能够确保在世界很多地区的政治存在，并获得在复杂且不总是舒适的框架内工作的经验。
从制度上讲，俄罗斯可以声称在全球各个角落拥有一个高度发达的外交使团网络。在这一指标上，俄罗斯排名世界第六，超过了英国、德国和西班牙。国家外交学院拥有悠久的传统和丰富的经验，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专业的外交学校之一。俄罗斯的学术界、大学以及其他研究和分析中心同样如此，它们可以为外交政策决策者提供专业意见、区域研究、语言培训等。
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可以被视为俄罗斯外交政策中不可置疑的成就之一。这个伙伴关系涉及针对俄罗斯与中国之间漫长边界的非军事化、解决历史上的领土争端，并促进政治、经济、军事和人道主义领域的密切合作。值得一提的是，与中国的紧密关系并没有使莫斯科成为北京的附属伙伴，也没有阻止克里姆林宫与中国的一些竞争对手和对手国，特别是印度和越南，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苏联时期积累下来的与新德里的合作潜力并没有丧失，反而在过去几年的挑战和复杂局势中得到进一步推动。总的来说，俄罗斯向亚洲这一全球最大最具活力的大陆市场的转向仍是一个进行时，但同时也可以被视为一个明确而成功的故事。
2024年7月9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莫迪后，两人道别。俄罗斯卫星社
同时，莫斯科设法在中东和北非（MENA）地区恢复了其原有的地位，该地区在苏联解体后几乎完全受到美国的控制。俄罗斯在2015年选择支持阿萨德政府阻止了叙利亚政权更迭，并使巴沙尔·阿萨德在大马士革继续执政超过九年。在不牺牲与伊朗的传统联系的前提下，克里姆林宫还成功与海湾地区的主要阿拉伯国家建立了联系。
长期以来，俄罗斯的中东北非政策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几乎成功、且在各势力之间保持微妙平衡的政策范例——阿拉伯人与波斯人、逊尼派与什叶派、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土耳其人与库尔德人、神权政体与世俗政权等。鉴于莫斯科在该地区可投入的资源有限，俄罗斯重新回归中东政治舞台应被视为外交政策的一个不可置疑的成功。
在苏联时代，除了与所谓“社会主义阵营”伙伴的经济整合，苏联经济隔绝于全球经济之外的情况几乎贯穿了整个苏联历史。而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在包括碳氢化合物（石油、天然气等能源）、核能、武器、农业和食品、网络安全等很多全球重要市场中占据了显赫地位。
大型俄罗斯公司在各自领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国际地位，成为全球商业的顶尖的商业公司，并建立了多样化的跨国伙伴关系和联盟。这种广泛的参与使得俄罗斯能够积极参与制定游戏规则，并在多个对莫斯科至关重要的市场中影响全球价格（例如，通过所谓的OPEC+机制影响全球石油市场）。
总的来说，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保持了、甚至在许多方面增强了自身在地区和全球层面影响外部的能力。在某些情况下，它甚至能够定义重要国际趋势的动态，这一影响力在全球政治安全领域的表现尤为明显。虽然莫斯科在全球经济、社会、金融和技术趋势中的影响力明显较低，但在一些关键全球市场中，包括武器、食品、碳氢化合物、核能、高等教育等仍发挥作用。
此外，俄罗斯依然是许多来自其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外来劳工和移民的首选目的地，每年接收大量外来移民。俄罗斯依旧拥有全球互联网最先进的部分，并在世界运输和物流基础设施中占有一席之地。
俄罗斯还保留了大量苏联时期的研发和教育潜力，大学毕业生在全球各大研究中心和教育机构中广受欢迎。在国际体系逐步朝着更加多样化和分散化的方向发展之时，这些因素可能有助于俄罗斯未来的全球和区域影响力。
最后，由于现在的国际环境具有季度不确定性，主导趋势常常会发生突然且难以预测的变化，所以它要求国家拥有快速调动资源的能力，还要求国家在做出最重要的决策的同时，保持最大的政策灵活性，且不损害整体外交战略的长期连续性。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俄罗斯这种高度依赖军事力量、决策过程高度集中，并且拥有对外情报独特传统的外交政策团队，几乎完全适应当前国际环境的特点。
而很多国家由于其外交政策的效率往往因深刻的国内政治分裂、复杂的制衡系统和公众舆论波动对决策者的强大影响而大打折扣，所以俄罗斯的确在许多其他大国面前具有无可置疑的优势。与此同时，这些决策机制上的明显差异不可避免地会在俄罗斯与一些国际伙伴之间、特别是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关系中，产生额外问题。
未竟的事务
尽管前述成就值得肯定，俄罗斯仍有许多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标尚待实现。
首先，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曾希望在其周边建设一个友好国家圈子。此外，俄罗斯领导层曾期待通过共同的历史、经济互依性和多元文化认同，为新一轮的成功整合项目铺平道路，吸引大多数甚至所有原苏联境内的独立国家。然而，这些希望和项目仅取得了有限的成功——最显著的成就包括2015年启动的欧亚经济联盟和已经存在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俄白联盟。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正在推进一体化
如今，莫斯科与许多邻国的关系相当复杂，甚至有时表现出对立情绪，包括波罗的海国家、格鲁吉亚以及摩尔多瓦、亚美尼亚在内的国家。而俄罗斯与乌克兰的长期政治冲突更是最终演变为持续至今的大规模军事对峙和战斗，对俄罗斯在其邻近地区和全球的定位产生深远且长期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