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当随大势颠簸的我们，走出户外。

一

那一天在漫长等待后终于到来。

解禁前夜，北方交大嘉园公寓的学生，从一楼宿舍扯出插线板，接上台灯，在楼前开了场台灯晚会。

有星斗，有蝉鸣，晚会上有同学表演吹笛子，吹不出音，但所有人拼命鼓掌。

第二天下午4点40分，夏阳明亮，公寓区警戒线被撤去，300余学生欢呼下楼，高唱团结就是力量。

同一时刻，北京皂君庙东里29号楼内，解禁的居民同样在欢呼下楼，但很快被亲友们挤了回去。

有老太太在人群中笑弯了腰，笑着笑着就哭出了声。

那一天是2003年5月8日，立夏后第三天，北京解除隔离9221人，解冻信号自此陆续传来。

哈尔滨解禁居民冲到楼下畅快跳了场广场舞； 上海解禁小朋友收到幼儿园伙伴折的400只千纸鹤； 江西吉安村民在祠堂前放了许多挂鞭炮，青烟腾起，仿佛能驱散沉积数月的阴晦。

在深圳，解禁的居民感觉一步踏入了夏天，有人在日记中写道：

外面天空湛蓝，桃红柳绿，岁月静好，空气清新。

我舒展一下身子，大口大口呼吸外面空气，尽情享受这久违自由和灿烂阳光。

6月20日，北京小汤山定点医院，最后一批患者出院。

人们争着和换上军装的医生们拥抱合影。 院长张雁灵最后被抛向半空，所有人高喊“胜利啦！ ”。

人们笑中带泪打量着世间，释然中带着怆然。

6月24日，世卫组织对北京“双解除”：解除北京旅行警告，并从疫区名单删除。 当日，王府井百货大楼员工悄悄贴出张手写标语： 北京真牛！

3天后，一个大雨夜，北京迎来“双解除”后第一个周末。

压抑已久的消费热情如洪水般爆发。

王府井礼花绽放，西单无处停车，中友百货内人潮如海，闭店时间一拖再拖，“买东西劲头跟不要钱似的”。

商场内，试衣、交款、盥洗、乘梯都排着长队，每一个化妆品柜台前都挤满女孩。

女鞋部人多到无处可坐， 陌生女孩互相扶着试鞋，有女生说：

“混在人堆儿里才最能感受到生活的快乐”。

在簋街，大雨没浇熄热浪，食客们打伞等位，到晚上十点时，簋街已消耗了5吨麻小。

事后统计，那夜北京有150万人外出消费，消费总额超两亿。

一切开始缓缓苏醒。

6月30日，“双解除”后第六天，环京长途公交恢复运营，铁路客流回升，北京中小学全面复课并举办升旗。 国博开了场展览，名为《大唐丰韵》。

当天，一个韩国60人旅游团飞抵首都机场，其中有韩国45家知名旅行社代表，他们来考察非典后的中国市场。

旅游团下飞机时，展示了一个书法横幅，用汉字写着“祝中国非典退治”，上有全员签名。

当夜，中青旅在王府井全聚德设宴接风。 此后四天，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旅行团相继抵京，游客在人民大会堂享受了国宴待遇。

北京旅游局局长称，他原本预计旅游复苏最快也得9月，受访时他语带哭音： 冬天过去了，春天将很快到来。

7月1日，一个叫“春之旅”的23人旅行团，从首都机场出发。 工作人员边测体温边小声说，“太好了，北京又有旅游团了。 ”

其实春天早就过去了，但所有人都心有不甘。

三里屯啤酒创下销量之最，后海夜夜桨声烛光。 颐和园破例连开了三个月的夜场。 昆明湖中，长桥明月，湖边尽是流连不散的人们。

经历过压抑的长夜后，人们格外爱人间。

那年秋天，因非典推迟的第四届迷笛音乐节重开，那是最后一次免票的音乐节。

43支乐队全部义务演出，每天观众超万人，十年后，有吉他手回忆： 那年就像是一群人做了一个混乱的梦。

见过生死的人，失去过自由的人，感动过、愤怒过、痛哭过的人，在台下如海浪般起伏。

常有人自顾自冲上台跳舞，跳到忘我，然后纵声跳入海浪之中。

反光镜乐队的主唱，在音乐间隙，仰望了下天空，“太阳刚下山，天空真的好美”。

二

很多人的命运在那一年被改写了。

2003年是高考从7月调至6月的第一年，因疫情影响，复习时间更为紧张。

考前有消息称，感冒发烧不让进考场，有考生因此一个月不敢洗澡洗头。

当年高考如期举行，许多考生出考场后放声大哭，称考题过难。

直到多年后，人们才知道考前发生了试卷失窃，流传甚广的说法称，那年高考使用了备用 卷 。

命运滑向另外轨道的还有那年的毕业生。

北京招聘会直至7月1日才恢复，参会大企业寥寥，许多毕业生因此离开北京，返回家乡。

随同国运起伏的还有经济曲线。

当年6月，货币政策收紧，一直震荡挣扎的A股，也随之进入下跌通道。

疫情中那些明星概念股，在4月达到顶峰后，急速下滑，画出一组组大同小异的山峦。

如火箭般飙涨的海王生物，从每股11.04元，跌至5.57元，风光无限的华北制药，从每股7.42元，沉入二十个月来历史最低位4.37元。

国民经济如巨兽般舔舐自疗，引领复兴的依旧是优质白马股，非典题材股皆化海市蜃楼。

失意者除了投机的股民还有投机的药商。

北京两位专家开出抗非典中药配方后，河北安国的中草药价格一路暴涨。 每天拉药的卡车超千辆。

平时每公斤20元的银花，卖至180元。 坊间称，几个药材大户每天能赚百万，安国一天就能出几个百万富翁。

后来，因囤积居奇，以次充好，中央震怒，当年7月起，全国民间药材加工被封杀三年。 三年后，安国药农受访称，机器皆已生锈。

颠簸大势中，得意者另有人在。

非典结束后，炒房客首次登上历史舞台。

非典只短暂影响了看房，疫情结束后，全国迅速掀起购房热潮。

因抗灾多发的货币需要出口，而且许多人因隔离心生感触，希望改善居住条件。

2003年4月到6月，上海房价涨了18.1%，宁波涨了16.4%，疫区北京也同比上浮0.2%。

那年夏天，温州走出5000多名专业炒家，带动家族炒房，媒体估算，2003年有10万温州人行走天下，调动民间资本1000亿。

那年11月，温州炒房团包三架飞机飞深圳看房，落地买下上百套商铺。 那年后，各地售楼处开始挂横幅“欢迎温州老板”。

国家统计局公示，2003年住宅投资首破万亿大关，房企井喷，激增至37123家。

和炒房客同等风光的还有养生专家。

非典消退后，电视养生类节目获得前所未有的关注。

央视的《健康之路》，北京卫视的《养生堂》，天津台的《健康大学堂》，皆成明星栏目。

养生大师们有专业团队包装，在电视走红后，纷纷出书。 书店里，大师们的养生书籍越过经史子集，摆在最显眼处。

那一年，脑白金的故事也如坐过山车。

非典时，它因销售渠道在超市，销量急剧下滑。 非典后，保健品报复性反弹，脑白金9月销售突破1亿。 以前即便是春节，也没这个销售额。

史玉柱说，一年间，脑白金经历了历史最低潮，也经历了最鼎盛。

电视上，广告声再度吵闹响起。 电视前的人们，开始忘记许多事情。

三

非典结束后，人们相当长时间内，在公共场所不愿大声说话，仿佛怕惊扰了什么。

那年夏天，赵薇电影《炮制女朋友》上映，票房只有600万，同月，章子怡入围戛纳的《紫蝴蝶》上映，票房仅300万。

刚刚随国运完成颠簸的人们，不关心虚构的悲欢，尘世已是最揪心的舞台。 那段乌云压城的日子，让人们对许多问题，重有理解。

非典时，歌手郑钧在天津农村暂避，百无聊赖，写小说打发时间。

小说名叫《菜刀温暖》，压抑氛围下，他觉得众生都身不由己。

序言中，他写道：

“生活有如一把菜刀，我们只是案板上的一棵菜花或者冬瓜，引颈待命。 ”

同样因非典宅家的王朔，在看《金刚经》，思考的更宏大。

他说，你换个视野看，就看到结局了，放下人类智慧生物那点事，一切昭然若揭。

生死太锋利，命运太无常，那年的人们不喜欢任何浮华的东西，最尊敬的人是医生。

京郊的小汤山医院成为特殊景点。 北京春秋旅行社组织了一个千人旅行团，游客们特意提出要在小汤山医院停留，“近距离表达对白衣战士的敬意”。

非典中牺牲的医护，在网上有纪念馆，那年，有百万人送上虚拟的莲花。

一位每天送花的深圳白领，说他原来最崇拜企业家，并以之为奋斗目标。

非典后，他崇拜的人变了，“原来真有人可以不顾一切奉献自己，而这样人就生活在我们身边”。

那年，许多人因此立志成医，全民偶像是钟南山。

非典前，钟南山常去广东省实验中学做讲座，非典后，学生们管他叫酷哥。

“有一次上课，一个同学对老师答案不服，马上就指了出来，而且坚持自己解法。 老师仔细想了想，承认那同学是对的。 他后来就向我们炫耀： ‘怎么样，够钟南山吧！ ’”

彼时的人们，崇尚真话的力量。

2003年非典后，南方报人北上筹建《新京报》。

报社设在北京南城一老楼内，棚顶漏水，墙皮脱落，数十人共用一部座机，供电时断时续。

然而，那个年代的记者豪情万丈，原《重庆晚报》记者袁凌在清华读博，听说《新京报》招人，便退学应聘。

导师放行，“与其多一个不情愿的学者，不如多一个有良心的记者。 ”

2003年11月11日，《新京报》创刊，袁凌写了创刊号第一篇核心报道： 《北京SARS后骨坏死患者不完全调查》。

而那份创刊号的发刊词中写着：

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看护，对理性的呼唤，对权力的制衡，对本真的逼近，对美好的追求，对公义的扞卫，对丑恶的鞭挞——这是媒体的普世价值和终极价值。

历史开始了。

那年夏天那般安静又漫长，非典消息渐少，印象中有两条新闻。

一条是广东召开听证会，人们反对立法禁食野生动物，最激动的是养殖户，“立法不吃野生动物，我们一家的生活就会受到很大影响。 ”

另一条是卫健委高强说的：

我们今天的挥别非典阴影，并不意味着非典已经永远离我们而去，我们还必须时刻做好准备，警惕非典的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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