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的今天（2017年8月15日），内蒙古大学发布消息称：“2017年7月27日至8月1日，中国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与蒙古国成吉思汗大学合作实地踏察，解读东汉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率大军大破北匈奴后所立摩崖石刻。经过认真辩识，
初步确认此刻石即著名的班固所书《燕然山铭》
。”
考察工作现场
这一考古上的重大发现引起了社会公众的极大关注，北京大学历史系辛德勇教授认为，“学术界有责任和义务做出应有的说明和认识”，陆续撰写了“《燕然山铭》漫笔”系列文章，遂成《发现燕然山铭》一书。
时隔一年，辛德勇教授将在
明天（8月16日）上午十一点半携《发现燕然山铭》亮相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
，与各位读者分享有关写作《发现燕然山铭》的故事。
在新书发布会开始之前，中华君将带领各位读者回顾几个基本问题——班固为什么要撰写并刊刻《燕然山铭》？《燕然山铭》描写的窦宪带兵北伐匈奴一役缘起为何？在已经有《燕然山铭》一文流传的情况下，实物的发现是否佐证了已有的认识？
东汉永元元年窦宪率领汉军大败北匈奴后，班师回朝途中，在经过漠北地区最后一个停留地点燕然山时，面对山上特立如碣的岩石，封天禅地，搞了一个很隆重的庆功典礼，并指令班固撰写一篇铭文，凿刻于山崖，昭示这一所谓“伟绩”，使之垂耀万世。
这篇铭文就是《燕然山铭》。《后汉书》和《文选》都收录有全文。
由于凿刻的地点燕然山距离东汉的北部边塞已达“三千余里”（《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也就是超出于华夏之国疆界之外相当遥远，在汉军退兵回朝之后，国内也就鲜有人再能身历其地，瞩望观瞻。这样，天长日久之后，这一石刻所在的具体地点，也就不被世间知晓。
《中国自然地理图集》之《中国地势图》
在另一方面，对于后世人来说，对这类古代的碑刻文字，也并不是“自古以来”就怀有浓烈的兴趣。这篇《燕然山铭》既然已经见诸《后汉书》和《文选》这两部普遍通行的著述，内容开卷即得，人们也就更不会特别着意于原始的石刻了。
直到北宋中期，自仁宗庆历年间以来，以刘敞、欧阳脩、曾巩、吕大临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始基于其打破注疏束缚以独立探求经义的学术取向，为通过考据史事以求真求实，渐次形成了搜集并考究、利用古器物铭文和石刻碑版文字的文化风尚。
但在两宋时期这些著录、研究碑刻的书籍中，我们却未能看到《燕然山铭》的踪影。这主要是由于天水一朝的疆域，较诸东汉，已大为狭促，燕然山上的石刻，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根本无从采录；加之岁月沧桑，控制燕然山地区的族属又迭经变迁，即使有人刻意寻求，恐怕也不会轻而易举地觅得刻石的山崖了。
无法著录或是无从寻觅《燕然山铭》摩崖石刻，并不等于它就会被人们淡忘。相反，由于两宋王朝在北方饱受外敌攻击而又无力克敌制胜，始终被动挨打，无可奈何之中，当年窦宪大败匈奴这一“丰功伟绩”，便成为一班文人士大夫聊以自慰的“历史记忆”，念兹在兹。范仲淹的名句“燕然未勒归无计”，就很典型地体现出这一点。
清代以来，在离杭爱山不远的新疆天山的东部，接连发现了汉人与匈奴战役往后留下来的石刻，有些间隔燕然勒铭的年代只有四年。
时间来到1990年，两位牧民在蒙古国杭爱山南麓避雨时发现了一处汉字摩崖石刻，经当地有关专家几经研究，但一直未能成功释读。2014年，蒙方把这一情况告诉中国内蒙古大学著名蒙古学家齐木德道尔吉，并邀请他到蒙古国进行实地考察。2017年7月下旬，蒙古国成吉思汗大学和内蒙古大学专家组成联合考察队，来到蒙古国中戈壁省德勒格尔杭爱县对摩崖石刻进行实地考察。
中蒙考察队成员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们就熟悉多了。2017年8月15日，蒙古国成吉思汗大学宣布，在蒙古国中戈壁省发现的一处摩崖石刻，被中蒙两国联合考察队确认为东汉班固所作《燕然山铭》。石刻位于蒙古国中戈壁省偏西南杭爱山一支脉(当地称此山为Inil Hairhan，北纬45°10′403″，东经104°33′147″，海拔1488米)向西南突出的红色岩石上，摩崖石刻宽1.3米、高约0.94米，离地高4米多。
《燕然山铭》刻石拓片照
这便是发现《燕然山铭》石刻的始末。
在厘清《燕然山铭》为何物之后，我们可以再深入了解窦宪带领汉军打的这场战役。首先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为什么要打这一场战役？
最先提议征伐北匈奴的，是从光武帝刘秀时期就一直依附于东汉朝廷的南匈奴单于屯屠何。屯屠何在章和二年（88年）七月提出这一动议，目的是想统一大漠南北两侧的匈奴各部，“破北成南，并为一国”，他自己则统率部属，“还归旧庭”，不再俯受汉廷的羁縻。尽管他在表面上说是“令汉家长无北念”，彻底灭除北方的边患，实际上却是为自己扩张势力范围。（《后汉书》卷四一《宋均传附宋意传》、卷八九《南匈奴传》）
屯屠何为吞并北匈奴而上书于朝廷，时值和帝初立之际（和帝在这一年二月即位）。因皇帝年龄太小，只有十岁，于是便由他的养母窦太后临朝主政。窦太后初定北伐之议后，朝臣多持异议（《后汉书》卷四五《袁安传》），尚书宋意特别强调若顺从南匈奴之意，将违逆以夷制夷的宗旨，从而“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后汉书》卷四一《宋均传附宋意传》），也就是不宜放纵南匈奴势力独大。
关于这一点，也就是汉廷的警觉，其实南匈奴单于屯屠何自己心里也很清楚。满朝大臣，又不会都傻，终究会有人提出这一问题的。为减缓汉廷的疑忌，屯屠何在向窦太后请求北击并提出南匈奴的军事方案之后，特地表白说：
臣素愚浅，又兵众单少，不足以防内外。愿遣执金吾耿秉、度辽将军邓鸿及西河、云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圣帝威神，一举平定。臣国成败，要在今年。已敕诸部严兵马，讫九月龙祠，悉集河上。唯陛下裁哀省察！（《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
这等于是说，请朝廷委派耿秉、邓鸿两人别领汉军督战，而沿边各地或调兵同行，或加强戒备，以防变故，显示其别无异心。
就在这之前不久，窦太后的亲哥哥窦宪派刺客暗杀了和妹子私下相好的都乡侯刘畅。
汉章帝去世的时候，窦皇后大概还不到三十岁。芳华妙龄，自然需要有异性相伴。《后汉书》记载说，刘畅是一个很会讨得女性欢心的“邪僻”之人，就是不那么一本正经，缺情寡趣。章帝甫一离世，他便伺机“自通长乐宫，得幸太后”。
这本来只是限止在窦太后个人私事的范围之内，而且顺自然，合天理，既无关她为人的品行，更与朝政无涉，可要是继续发展下去，超出于闺帷之外，事情就不好说了；至少窦太后的哥哥窦宪是很不放心的。原因是当时窦宪正深受窦太后倚重，“内干机密，出宣诰命”，几乎达到了“事无不从”的程度。现在，妹子枕头边儿有了贴心的人，难免会分减他的权力。于是，就痛下狠手，果断干掉了这个潜在的权力竞争者。
影视剧作品中的窦漪房形象
孰知罪案很快败露。自己对老哥儿这么信任，老哥儿却如此罔顾自己内心的情感以及身体的正常需求，窦太后当然十分恼怒。一气之下，下令把窦宪关在了内廷宫中。小妹子可不是个普普通通的风流寡妇，而是一个在文武百官面前公然称孤道寡的皇太后（窦太后和东汉很多主政的皇太后一样，临朝称“朕”）。刚找到的心上人，竟被活生生地害死，这股无名火要是尽情喷发出来，后果是明摆着的。
身陷囹圄之中，窦宪这才明白自己干了一件有多么糗的糗事。一看大事不妙，赶紧想辙，以脱身免罪。窦宪想出的自救措施，便是“自求击匈奴以赎死”。正好赶在这个时候，南匈奴单于屯屠何也向朝廷提出了攻击北匈奴的请求。（《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
窦太后初临天下，一切都还在调适当中，不能不急迫倚仗外家，所以紧锣密鼓地拔擢自家兄弟，令其“皆在亲要之地”（《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窦宪是窦太后的大哥，不管是在家里，还是朝中，也就更需要他的助力。
于是，窦太后便充分利用这个天赐的良机，诏命窦宪统兵北伐，“乃拜宪车骑将军，金印紫绶，官属依司空”（《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也就是按照司空的级别来给窦宪配置下属人员。这哪里还像个待罪之囚的样子，是正儿八经的远征军大元帅，甚至已经很像是天下兵马大元帅的阵势。
窦太后施展这一手法的奥妙，关键在于这是一场虽然根本没有任何理由打、但却是必胜无疑的战争（其间具体的缘由，我将另行解说）。既然必胜无疑，也就可以成功地为窦太后自己、同时也给大哥解套，既消解了彼此的尴尬，又可以藉用这次战功为由头，使窦宪升官晋位，进一步掌控朝政。
前文已经提到，这篇《燕然山铭》，在南朝刘宋范晔撰著的《后汉书》和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纂的《文选》中都收录有全文，从总体上来说，并没有给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提供前所未有的新资料，因而不宜过分夸大此次发现的学术价值，也不宜做太多非专业的渲染。
尽管如此，发现这篇《燕然山铭》在当时的刻石，还是可以给相关研究提供很多不同于以往的文献信息，足以清楚证明、补充、修正既有的认识，或是启发和帮助我们重新思考一些相关的问题。
其刻石所在的位置，更为研究许多古代地理问题，确立了一个十分明确的坐标原点。以此为基准，足以厘清和落实诸多古代地名和部族所在的位置，这就像1980年在大兴安岭上的嘎仙洞中发现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年）的石刻祝文一样，一地底定而四方序次分明。
（内容整理自《发现燕然山铭》和相关新闻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