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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俄国哲学家卡伊萨林不远千里来拜访了正在读书的沈曾植后，甚为欣喜，写下一篇《中国大儒沈子培》，称沈曾植是
“中国文化之典型”、“中国之完人”。
然而时势弄人，时间往后推移不久，除了王国维、陈寅恪、王遽常等少数人时不时念叨他以外，他的经世之才，因其不合时宜，逐渐被学术史渐渐遗忘，偶然出现的
“沈曾植”
三个字，也让人感到陌生。
着便服的沈曾植
正如几年后沈曾植的《自寿诗》中所云：
“蓦地黑风吹海去，世间原未有斯人。”
世间的确是有这样的厉害角色：沈曾植学贯中西，无论天文地理，经史子集，亦或音律书画，别说你听过的学问，就算你没听过的学问，他都懂。
沈曾植作品
套用现在的话，沈曾植就是终身学习的典范：在刑部工作时，他通读古今律法。在他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时，为跟俄罗斯打交道，把辽金元史读了个底朝天。
沈曾植临《爨宝子碑》
沈曾植作品
沈曾植《临魏碑楷书屏》 纸本 147×40cm×2 西泠印社藏
王国维的名篇《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就把沈曾植捧到了天上。
沈曾植病逝后，王国维更是在挽联中写道：
“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更是大哲人，四照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
沈曾植作品
对沈曾植来说，学问已属自娱之事，所以很少动笔著述。王国维却是有心人，他把两人的谈话内容记录整理出来，加上自己见解写成专著。通过和沈增植的交往，王国维不仅从沈曾植处读到一些罕见的古籍珍本，为沈氏编辑诗稿，而且通过聊天，受到诸多启发，直接促成了一些学术论著的写作。王国维的《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就是在二人聊天的基础上完成的。
不仅对著述的态度与大多数人不同，沈曾植的书法强调的是以心性去书写，而非简单的书家之字。
沈曾植作品
在清朝末年，当大多书家在学碑而贬帖之时，沈曾植却熔碑帖于一炉。正如胡小石所评价的：
“前不同于古人，自古人而来，而能发展古人；后不同于来者，向来者去，而能启迪来者。”
沈曾植《行书节临李思训碑扇面》
他的弟子王蘧常回忆说：
“沈氏作书行笔速度极快，下笔力量也很重，而其转指最为灵活，有时候甚至笔管倒卧于纸上。”
这样就很好地避免了流滑的弊病。沈曾植书法，常体现出汉碑的生拙顿挫，线条浑厚，宽博自在，在“不稳”中显得到位，这种到位，如曾熙所说：
“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
也因此，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把他列为“帖学”的殿军人物，认为他已经把“书学的奥秘豁然贯通”。
王蘧常把老师沈曾植的书风演变分为两个阶段：六十岁之前
“为孙隘庭临《郑文公碑》，绝少变化”；
六十岁之后，
“真积力久，一旦顿悟，遂一空依傍，变化不可方物”。
沈曾植《草书王羲之帖扇面》
在书法评论家眼中，书学家的字求法，画家的字求趣，学者的字得书卷味，碑学书家有金石气，帖学书家有滋润丰膄肌理。但唯有沈曾植的字兼而有之，独擅其美。
辛亥革命之后，沈曾植对政治上的失意，开始隐居到上海，潜心研究各类学问，虽然沈曾植并没有太多专门的论述某一门学科的专著，但他的许多观点和看法都被记录在沈曾植的各类文稿、日记、批注之中，之所以在市面上没有专门的有关沈曾植的专著图书，是因为沈曾植留下了太多的涉及各类学科的图书批注。
沈曾植《隶书平旦清风七言联》纸本隶书 143.5×35.5cm×2 浙江省博物馆藏
这其中不得不说的一点就是上述的沈曾植藏书达30万卷，什么珍贵的宋元刊本、地方志、文献等等不计其数，再加上沈曾植的各类碑帖题跋，更是不计其数，这也为整理沈曾植的相关资料增加了许多难度。
沈曾植作为清末书坛巨匠，于碑学草书有开宗立派之功，这得益于他对诸多学科的精深研究。从沈曾植的身上可以窥见，今天书家局限于书法技巧的学习和探索，而忽视了学养以及其它学科的钻研。为书法而书法的片面，致使今日之书家都缺乏内心的豁达和人格的高尚。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今天沈增植不应被遗忘的重要原因之一。
沈曾植书法欣赏
行楷五言联
楷书八言联
行书五言联
行书八言联
行书五言联
行草七言联
行草八言联
行书五言联
行书条幅
草书七言联
行草七言联
行书孟浩然夜泊牛渚诗轴
行书八言联
行书七言联
行草十言联
楷书临北碑四屏
行草苏轼赠莘老七绝诗轴
草书壁书飞白萧字赞扇片
行草扇片
楷书吴彦复墓志
大字榜书横批
隶书临韩敕碑扇片
行书扇片
行书扇片
行书致瞿鸿禨札三十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