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16日，美国SpaceX公司研制的“龙”飞船搭载4名航天员升空奔赴国际空间站，使得美国在航天飞机退役后再次拥有了往返太空的能力。这也是SpaceX公司首次正式商业载人发射，被NASA称为“开启载人航天新时代的一天”。
2023年，SpaceX公司发射火箭次数和载荷质量比重已占全球当年的80%以上。从2002到2023年，SpaceX公司仅仅用了20年时间，就掌握了只有美国、俄罗斯、中国等少数几个大国掌握的先进技术。
近年来，在美国，诸如SpaceX公司、帕兰蒂尔公司、安杜里尔公司等一批新兴企业迅速崛起。这些企业依靠耐心资本的支持，依托人工智能等最新技术，以极低的成本，掀起新一轮太空竞赛，为美国防务等行业赋能。
笔者分析认为，这意味着美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特别是以先进技术培育新兴产业方面，已经形成了“硅谷—华尔街—五角大楼”的美式“举国体制”。
当前，中国把科技创新工作摆在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把发力战新产业作为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的当务之急。在此背景下，对美国这样长期在创新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多看几眼”“高看一眼”，对于我国具有重要意义。
这些年来，美国出现了一批之前只有在科幻小说、影视中才能看到的“黑科技”防务企业。两股力量的快速聚合，造就了这些企业：一是在硅谷完成资本积累，并对新挑战极具向往的硅谷科技“狂人”，例如，马斯克、贝佐斯等；二是在航天飞机停飞、F-22等装备停产时面临失业，但又对宇航事业热爱且极具献身精神的工程师。
2002年6月，埃隆·马斯克在加州洛杉矶机场附近的旧仓库创办了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邀请了诸多曾在传统宇航企业工作过的资深人士加盟，在经历多次失败后实现了火箭发射的重大突破。2014年，SpaceX公司开始了一个被广泛认为“疯狂”的“星链”项目，旨在通过在低地轨道部署大量（几万颗）通信卫星，构建一个全球性卫星通信网络。
敢于试错是硅谷企业创新成功的基本原则。SpaceX公司创立以来，马斯克一直认为，要从物理学的角度看待世界，发现事物的本质；要坚持简单可靠低成本的“第一性原理”。
传统的航天系统工程主张在前期设计中尽可能多暴露风险，以此减少错误概率，因此在设计阶段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资源。SpaceX则依靠迭代试验方法来获取经验，不但成本明显降低，而且研制速度大大加快。2023年4月到2024年3月，“星舰”三次发射试验失败，马斯克和NASA局长依然发文祝贺，遵循的就是这个逻辑。
在美国，对太空探索“头脑发热”的不只有埃隆·马斯克。
亚马逊公司创始人杰夫·贝佐斯在2000年创办了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蓝色起源”。2024年5月，“蓝色起源”公司发射的“新谢泼德”飞行器完成了第七次载人太空飞行，让6个人进行了大约10分钟的“太空游”。
还有比马斯克和贝佐斯更“离谱”的太空迷。2012年，航天科技富豪埃里克·安德森和硅谷奇点大学联合创始人彼得·戴曼迪斯创办了“行星资源公司”，宣称要到太空挖矿。该公司已与NASA签订了合作协议。对于这一“异想天开”的公司，许多人嗤之以鼻。
对此，激光发明者、诺贝尔奖获得者查尔斯·汤斯曾说过，他就是受阿列克谢·托尔斯泰1926年的科幻小说《工程师加林的双曲线体》启发发明了激光。当年，汤斯曾将激光设想与“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分享。诺依曼却说：“这个想法根本不会成功。”汤斯由此认为：“如果要尝试新的东西，就必须忽略批评，即使批评者是个伟大人物。”
按照传统，NASA招标时，一般采用“建造成本费用加一定比例的利润”的方式签订合同，对承包商来说，一般可以“旱涝保收”。SpaceX等新型私人宇航公司与NASA建立了新的合作模式，即“固定成本法”。NASA在招标后支付这些公司一笔固定资金。项目完成后，余下的资金是利润；如果费用超支，则由中标公司承担。
在产品研制阶段，这些新兴企业也联手美国军方探索了新的合作模式。即军方提供资金支持初期研发，相关企业则提供成本更低的全新产品。
2017年，帕尔默·勒基创办了安杜里尔公司，专注于AI技术驱动开放操作系统研究，为军方快速提供自动化解决方案。安杜里尔公司具有快速研发产品能力，一般9到12个月向客户提供演示产品，1到3年全面部署。
2024年4月，美国空军宣布安杜里尔公司和美国通用原子公司赢得协同作战飞机（CCA）无人机项目，空军将为两家公司提供资金用于开发研制样机。据悉，CCA将能够在复杂环境中自主决策、执行多样化任务，使美国空军进入武器自主作战时代。
协同作战飞机（CCA）无人机项目中的安杜里尔公司产品
2024年6月，安杜里尔公司与其他三家创新公司被美国国防部选中研发低成本、可大规模部署的中远程空射型巡航导弹。因为美军在役的3种空射型巡航导弹制造和使用成本高昂，采购单价在100万至400万美元之间不等，五角大楼希望安杜里尔等公司能研制出采购单价为15万美元的巡航导弹，最大射程926千米，并且可利用现有货架部件实现大批量生产。
分析表明，以SpaceX、安杜里尔公司为代表的新兴公司正在用AI技术打破传统军工巨头垄断军方订单的格局。
一般来说，创业公司对上市总是有着异常渴望，以便分散风险，但这几家美国新兴企业却有着不同的想法。
2003年，斯坦福大学毕业的几个年轻程序员创办了数据挖掘公司帕兰蒂尔。公司创始人用《指环王》“Palantir魔石”为公司命名，是希望能通过研发大数据挖掘技术，将那些来自完全不同系统各种形态的数据综合在一起，分析发现其中有价值的规律，帮助客户作出判断甚至“预测未来”。
曾担任过伊拉克、阿富汗驻军司令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戴维·彼得雷乌斯在接受《福布斯》采访时说：“正当我们急需更好的捕鼠器时，帕兰蒂尔出现了。”
虽然帕兰蒂尔保持低调不愿披露更多信息，但各种投资机构依然对其充满信心。截至2020年6月，帕兰蒂尔已经完成了19轮融资。
虽然资本市场看好帕兰蒂尔，但公司管理层对进入华尔街一直态度模糊，多次向外界重复说“公司没有上市计划”。2020年9月30日，帕兰蒂尔公司终于走进了华尔街，但采用的是“直接上市”（DPO）的方式，而不是通常的首次公开募股（IPO）。直接上市可以使企业省去高昂的承销费用，还能在避免稀释现有股东的所有权的同时提供流动性。
上市后，始终没有盈利的帕兰蒂尔公司得到热烈追捧。帕兰蒂尔公司发行价7.25美元，上市首日收盘价9.50美元，总市值206亿美元；2024年12月13日，总市值已经达到1732亿美元。
无独有偶。
SpaceX公司至今尚无明确的上市计划。
SpaceX公司“星链”项目的成功，美国军方功不可没。2015年5月，美国军方向SpaceX颁发认证，允许其发射军事卫星以及执行与国防安全相关的太空任务。2016年，美国空军给予SpaceX公司8300万美元的卫星发射合同。同时，美国空军为SpaceX新一代液氧甲烷发动机“猛禽”的研制提供资助，总投资额6100万美元。
近年来，类似这样的新兴企业背后，以美国国防部为代表的“看得见的手”无处不在。美国国防部既是战争部、新科技部，也是新经济部，比任何国家的国防部管得都“宽”，发挥的作用更大。五角大楼在不同时期组建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国防创新单元（DIU）、战略资本办公室（OSC），既是大国战略竞争的需要，同时也促进了美国科技与经济的快速发展。
DARPA成立于1958年，中间几度更名。它并不以满足军方的现实需求为目标，而是以感知军方的未来潜在需求，探索国防科技的新概念而著称。
2015年，美国国防部在硅谷设立了DIUx。2018年，DIUx更名为DIU，成为国防部常设机构。DIU的任务是为美国军方充当可为防务安全服务的民用技术的发现者、牵线人和投资者，搭建将民用技术快速引入军方的桥梁。
DIU成立以来，美国政府不断放宽之前屡被诟病的传统规定。例如，DIU允许首次会面60天内授予合同；允许直接签订5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允许完成样机项目的承包商不经进一步投标即可获得后续生产合同，实现技术的快速试验和转化。
按照五角大楼给DARPA和DIU的定位，DARPA负责推动0—1阶段的技术突破、产品研发，资金主要来自政府预算或非营利组织。同时，DARPA也兼顾1—10阶段的产品孵化，资金一般来自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等机构。但有些时候，当DARPA看到一些过于超前的产品不被理解，由于缺少“临门一脚”资金的支持即将跌入“死亡之谷”时，也会迫不得已下场筹资。这样做，确实有效提升了项目的成功率。但是，美国国会正是据此质疑DARPA的技术和产品是否足够创新，是否具有颠覆性技术潜质。美国国会认为，DARPA应该减少投资活动，专注于发掘“奇思妙想”，加强0-1颠覆性技术研究。
DIU则负责遴选1—10阶段的初创企业，这一阶段的资金一般来自各军兵种。同时，DIU也要帮助初创企业加快发展，为国防部提供高技术、低成本、大批量的成熟产品。这种情况下，资本市场就成为其资金的主要来源。但是，面对大量的资金需求，DIU已力不从心。
2022年12月1日，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宣布设立“战略资本办公室”（Office of Strategic Capital，以下简称OSC）。在OSC成立大会上，五角大楼发言人说，OSC的成立可以弥补DARPA和DIU的不足。
OSC首任主任杰森·拉杰说，该办公室的使命是协调和扩大私人资本以支持国家安全利益。美国军方一般主要依靠合同和拨款开展工作，OSC则将采用美国军方通常不使用的贷款、担保和其他金融工具来开展工作。
2023年3月，OSC和小企业管理局（SBA）所属投资与创新办公室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双方以2022年12月发布的小企业投资公司（SBIC）关键技术为基础开展合作，增加对半导体、先进材料和生物技术等关键技术领域的早期投资。
美国小企业管理局（SBA）的前身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建立的“重建金融公司”（RFC）。经过几次调整后，RFC于1953年变为小企业管理局，1958年被国会确定为“永久性联邦机构”，专门向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技术援助、政府采购、紧急救助、市场开拓（包括国际市场）等全方位服务。
对此，OSC主任表示：“与SBA合作，能够为早期科技公司和资本密集型小企业提供投资机会，以满足当下最紧迫的防务安全供应链需求。”
1999年2月，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打破政府部门不对具体风险投资基金扶持和不直接向具体基金注资的传统，设立了高科技风险投资公司In-Q-Tel（以下简称IQT）。CIA每个财年向其提供3500万美元资金，IQT则以风险投资形式支持CIA需要的项目，为CIA发现、培育和提供先进的信息技术。2024年，IQT的投资业务已经拓展至AI武器领域。
IQT投资的一些主营社交媒体挖掘和监控业务的公司
统计显示，IQT每投资1美元，会拉动其他VC投资11到15美元。除了直接投资，IQT还与DARPA和DIU合作，从更早阶段开始介入项目孵化。前文提到的帕兰蒂尔公司堪称IQT投资最成功的案例。
2005年6月，IQT风险投资基金公司首席执行官吉尔曼·路易接受采访时说：“直到IQT出现，美国才有了完完全全的政府风险投资。但现在IQT已经不是唯一的政府风险投资机构了，因为所有的人都在跟着我们学。”
从华尔街到硅谷，从中情局到国防部及各军兵种，各类基金和投资公司不断组建，它们耐心地帮助了一批以硅谷初创企业为代表的美国科技型小企业加速成长，其中不少已在乌克兰战场吸引了大家的关注。
比如，2012年成立的“杜立特协会”，早期主要为空军提供技术转移等服务。2015年，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与“杜立特协会”联合创建了“特种作战工场”（SOFWERX），推动民用技术在特种作战场景的应用。2017年，美国空军与杜立特协会创建“空军工场”（AFWERX），为了配合这些创新组织开展工作，美国空军、陆军等军种都成立了自己直属的风险投资基金，开展各种形式的创业挑战赛发现新项目，推动创新技术在军方的快速应用。
美国传统军工巨头感受到了来自硅谷新军的压力。洛马、波音等军工巨头也都陆续成立了投资创新项目的风险基金或公司。2022年4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的雷神技术公司成立了风险投资基金RTX Ventures。成立不到一年，RTX Ventures已经投资了HawkEye360、Hermeus、Gastops三家非常有前景的创新公司。在乌克兰战场，HawkEye 360帮助美军和情报机构执行了1000多次军事任务；Hermeus制造的高超声速飞机，能以5倍声速速度飞行；Gastops的装备维护服务已经被用于F-35战斗机，客户包括美国海军、美国海岸警卫队和以色列空军。
美国中小型国防承包商也加入了创投生态圈。2022年6月，国防咨询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宣布成立Booz Allen Ventures风险投资基金，已投资了Latent AI、Synthetaic、Reveal Technology等公司。同年，国防顾问公司Pallas Advisors成立了Pallas Ventures风险投资基金，基金管理合伙人包括美国前陆军部长雷恩·麦凯西和美国前海军部长理查德·斯宾塞。
2022年6月，在美国政府支持下，美国首个非营利性战略投资组织“美国前沿基金”（缩写为AFF）成立。AFF基金的投资方向包括微电子、人工智能、新材料、量子科学、下一代网络技术、先进制造、合成生物学等。
此外，有“幽灵金融”（Spooky Finance）之称的投资机构也不断涌现。“幽灵金融”最初是指那些聘用了前美军、情报机构和执法单位的员工，以国防科技为主要投资领域的风险投资基金。代表基金有Lux Capital、Shield Capital、New North Ventures、Harpoon、Scout Ventures、Razor's Edge Ventures等。在大数据、AI技术等新技术快速发展推动下，“幽灵金融”投资范围逐渐扩大。
2024年7月22日，美国非营利组织硅谷防务集团（SVDG）发布了2024版美国国家安全百强初创企业排行榜。从投资上榜企业的机构类型看，主要有“使命”型基金公司、多元化私人基金公司、企业风险投资公司（CVC）以及传统风险投资公司等。中情局投资机构IQT领跑“最佳投资人”榜单，投资了上榜企业的33%。企业风险投资（CVC）机构中，洛马风投公司表现突出。同时，SVDG报告对美国政府投入不够表达了不满意见。
虽然美国社会对政府时有批评，但通过以上事实不难看到：通过建立“硅谷—华尔街—五角大楼”这样的美式“举国体制”，美国正在进一步增强创新链、资金链、产业链之间的连通融合。可以肯定的是，特朗普就任总统后，美式“举国体制”将被强化——除马斯克外，帕兰蒂尔、安杜里尔等新型防务安全科技公司的创始人，大多是特朗普的支持者。新任NASA局长更是马斯克太空计划的铁杆粉丝，是出巨资乘坐马斯克飞船太空出舱活动的首位民间宇航员。在此背景下，美国如何通过美式“举国体制”继续加强科技创新、壮大耐心资本、培育新兴产业，值得我们继续关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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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履职于中国船舶、中国石化、招商局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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