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犯罪故事，反派的动机可谓是刻画的难点。
难在哪里？
既要让这个人物可以被理解，他的所作所为又不能被过分同情。
不能过分同情，因为毕竟是反派。但反派又不能毫无道理地坏。只有这个人可以被理解，观众才有可能代入，他先要算是一个「人」，才能够得上「人物」。时至今日，用一个肌肉发达的野蛮人，破坏，毫无来由的破坏，再让主角干翻他，也不是不好看（就像《战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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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的主要看点就是动作戏了。
这是最近看《心理罪》的联想。
像所有犯罪片一样，这部电影必须塑造出可信的犯罪动机。它的野心在于，从一开始就高调地把「心理」和「罪」连到了一起，把人物心理侧写定为主角的核心能力。这样，凶手的内心就变成了焦点。每一个犯罪动机都必须纳入到叙事核心。
动机，是一个特别难以捉摸的概念。
从动机破案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在侦探小说中，大部分的杀人案都会先从现实逻辑来解析：犯罪现场有没有被拿走什么东西？死者当时在做什么？更像是跟熟人还是陌生人在一起？然后调查一圈死者的社会关系：最亲近的人怎么说？最近经历过什么事，可能得罪过谁？是情杀还是仇杀？之类。不过，这都是现实层面上，跟杀人直接相关的逻辑。假如这些逻辑都没有被印证呢？
如果只是「看似」无差别地选择受害者，「看似」只是为了杀人而杀人呢？
那就是一个非常老套的说法了，犯罪的人，会被看成是无法用常理揣度的恶魔。
俗称的变态杀人魔。
之所以两次强调「看似」，是因为我们总不能接受这个世界上有纯粹的为了杀而杀。如果找不到现实的理由，往往就归结为人类内心的黑暗特质。这是一种不是理由的理由，等于说，有些人天生就是不正常。
仿佛是某种体质上的先天缺陷。
但这种缺陷，又带来一个新的伦理问题：
我们是把他们看成病人呢，还是恶魔？
事实上，异常行为应该被看作一种「病」，还是一种「罪」，是曾经在伦理学领域引起过广泛争论的议题。不必引用那些高深的学术概念，我们也常常在生活中看到对应的讨论。一个人工作磨蹭，试图把它解释为一种病：「我也不想这样，但我得了拖延症」，有人就会嗤之以鼻：「什么拖延症？明明是懒！」
如果我做了一件「坏事」（姑且这么说吧），假如它是我凭借个人意志可以选择的，我就是一个确定的坏人，一切责难和惩罚理应由我承担。但假如我没得选，只是因为某种（生理性的）异常让我不得不这么做，那我只是一个受害者。
我只是生病了，它不是我的错，对吗？
某种意义上，用疾病的方式来命名一种行为，约等于原谅了这种行为。就像罗永浩有一天给自己诊断为
ADHD
之后，就从中获得了莫大的解脱，哪怕症状本身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但这种解脱的前提是，这些事并不会对别人造成太大妨碍，或者说，它引发的痛苦是可以以某种方式消化的。
恋童癖恰好是一个反例。它可以被看成一种心理疾病，但并不会改变全社会对它的厌弃。因为任由这种特殊的癖好被满足，会给他人带来无法想象的灾难。事实上，在我们找到治疗这种疾病的方法之前，就只能限制那些——这么说或许有点奇怪——被疾病附身的受害者，让他们毕生处于不被满足的煎熬。
是的，一个被社会约束的恋童癖，也是一个被剥夺权利的受害者。——
他们从头到尾不曾做错什么，只是不幸得了一种「病」而已。
《心理罪》讨论的，就是这样一群人。
他们是罕见病患者，也是嗜血狂魔。
他们吸食人血，动机非常简单——为了活下去。
电影给他们的定性，是原罪。
原罪跟罪的概念不同。罪，暗含的意思是可以选择。你选择杀人，但也可以选择不杀。然而原罪的意思，就是没得选，它是注定发生的事。
（小恶魔乱入……）
什么是原罪？吃饭就是原罪，如果你的食物必须是别人的鲜血。
活下去是原罪，如果你踩着别人的尸体才能成活。
爱也是原罪，如果你对一个人的爱必须要其他无辜的人一同殉葬。
极端一点，所有变态杀人魔都可以看成一种原罪，只要有一个疾病的名称，叫
psychopath
（心理变态）。后来还有一个更专门的术语，叫反社会人格障碍。它是一种被诊断的疾病，病人的脑回路是异常的，看问题的角度很偏激，对情绪的感受力也有问题。但只要是一种病，就不能说是谁的错，对么？
（一个反社会人格障碍）
你什么都没做错，但是对正常人来说，你是坏人。双方天然没有共同存活的空间。这在犯罪题材的电影中，是比较取巧的设定，它为「正常人」和「犯罪者」之间设置了生理屏障。事实上，它保护了李易峰扮演的角色。这个角色的技能是把自己代入犯罪者的内心，抽丝剥茧，还原犯罪的心路历程和情感体验。在正常情况下，这是一种危险的技能。他必须冒着认同凶嫌本人的风险。
用凶手的眼睛看世界，用凶手的心去体验，用凶手的大脑去思考问题。
结果常常是，最好的侦探和凶手只有一线之隔。
但在《心理罪》中，李易峰的风险大大降低了。他永远可以站在「正常人」的一端，凭空把玩犯罪者的内心，只要把他们当作「病人」就可以。
（扮演一个高智低情的少年天才，李易峰贡献出了他最好的演技）
正常人和病人，仿佛有一道永远不会跨越的鸿沟。
这远比正义和邪恶之间的鸿沟要让人安心。
但这种操作，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
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罪恶？
我有一个朋友，是个
Sheldon
式的天才，同时也整天神经兮兮。他一直想让我给他们小区里的一个大叔做诊断。那个大叔每天光着膀子在小区里东游西荡，念一些神神叨叨的话，我的朋友总觉得大叔的眼神不对，怀疑对方有精神问题，保不齐哪天会搞个爆炸什么的。他希望有人能带大叔去医院看病。
在他看来，生病和罪恶是差不多的事情——都会影响到「正常人」的安全，就该送到医院里关起来（这总比监狱好听一点）。毕竟，最早的精神病院，就是用来把那些有可能给社会带来隐患的不稳定因素，予以集中管制。
我告诉他几个不幸的消息：
第一，先不说我没有能力做诊断，就算我百分之一百二十地确定对方有病，也没有权力强制他治疗，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一个人因为眼神不太对就必须接受治疗。就像我们判断一个人有鼻炎，也不能扭送他去医院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