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这些帝王曾是历史著作中的不二主角，但维新派思想家梁启超，对此却提出了振聋发聩的观点：
“《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二十四史》是帝王将相的政治史，这已是今人的共识。
王朝史是必不可少的，它为我们搭建了回望历史的框架，使我们在阅读与闲谈历史时，有了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的时代概念。但人是感性的，冷冰冰的太师、司徒、尚书及改朝换代、制度改革，往往使人感觉枯燥、有骨无肉，而将这些嵌入具体的场景，就会产生鲜活之感。东汉末年，太师董卓及其义子吕布、司徒王允，再加上后来《三国演义》演绎出的美女貂蝉，一下子就使我们记下了太师、司徒这两个高官之称；唐朝初年，兵部尚书任瓌被赐两位国色美人，他的夫人妒忌，而被唐太宗赐酒，告之妒则喝之即死，不妒则可不饮，原因是任瓌贵为三品官，合应有此侧室。这个
“吃醋”的故事，又使我们知晓了唐代“部级干部”的待遇。所以，即使是帝王将相的英雄史，也需要细节的衬托、感情的填充，方能使人物、事件饱满，从而耐读。
帝王将相的历史，构成了历史的骨骼，全景式的历史，还需要亿万大众的血肉去丰满。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个动力不只是一个口号，更落脚在他们的实际生活中；千百万年来古人的生活与习俗，更使我们知道了自己的来和未来可能的往。此般种种，就使古人的日常生活，成了世界范围内的重要研究课题，无论是君、臣，还是商、民，他们的衣食住行，也都成了人们关注的重要话题。
撇开象牙塔的历史研究，日常生活史也的确是最令人共情的历史。周末，睡个慵懒的长觉，起得床来，兴起时，出门找个地方吃个早午茶；不愿出门，就煎个蛋卷、来片面包、弄杯奶茶，在家来个丰盛的早午餐。偶尔变换节奏的两餐，是我们对生活的调剂。但在两三千年前的战国时期，生活物资贫乏，那时的早午餐并不是调剂，而是实实在在的日常，《孟子
·滕文公上》说：“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饔是早饭，飧是晚饭，孟子用饔飧来指代餐食，可见当时流行的上午、下午各一次的两餐。在五代到近代的一千年中，几亿妇女缠过足，她们的缠足是血与泪交织的经历，清人李汝珍的长篇小说《镜花缘》第三十三、三十四回，就以简练的笔法，描述了这一痛苦经历：来到女儿国的林之洋，被黑须宫娥缠足，她“先把林之洋右足放在自己膝盖上，用些白矾洒在脚缝内，将五个脚指紧紧靠在一处，又将脚面用力曲作弯弓一般，即用白绫缠裹……及至缠完，只觉脚上如炭火烧的一般，阵阵疼痛”“未及半月，已将脚面弯曲折作两段”“不知不觉，那足上腐烂的血肉都已变成脓水，业已流尽，只剩几根枯骨，两足甚觉瘦小”。读到这些，再看看自己脚上穿的旅游鞋、休闲鞋，无不使今天的女人们感慨，生在今日是何等幸运！
帝王的生活高大上，似乎难以共情，但事实也并非总是如此。我们的脑子里，习惯了皇帝的唯我独尊，岂不知他们有时也活得局促。拿穿来说，末代皇帝溥仪的《我的前半生》记，某天，他正与胞弟开怀畅玩，发现自己独占的明黄色，出现在了溥杰的衣袖中，这时，他便立即拿出君威，告诫臣子溥杰：
“这是明黄！不该你使的！”孩子之间的尽兴，因为一条祖宗规矩，就立刻变成了扫兴。而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好紫色，却被蜂拥而上的“一国尽服紫”搞得没了奈何，最后还要使出伎俩，来了却心结。再说吃，慈禧太后的御前女官德龄说，太后或皇帝的每一次正餐，都必须摆上一百碗不同的菜，这么多的菜即使浅尝，也是不可能的。与此形成对照，先秦时的天子，要吃饱也不容易，按照《礼记·礼器》的记载，当时的礼数是，“天子一食，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无数”，天子吃完饭不能加饭，劳动者反倒可以不断添饭，一直到吃饱为止。
历史不是静止的，但日常生活的变迁，有时是非常缓慢的，古代的一些生活侧面，甚至在今天都能看到。在甘肃嘉峪关市东北
20公里的戈壁滩上，埋葬着几座魏晋时期的彩绘砖画墓，这些砖画，向我们展示了那时的先民生活。当时，西北的大户人家也是牛羊成群、猪鸡有裕，日常的吃食中也有烤肉串，那烤串用的三股铁叉，还透着一种高级感；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墓主人轪侯夫人生前嗜吃的豆豉姜，而这一特色食品，至今仍在湖南、广东的一些地区流行。
虽然慢，但生活还是在变的。服饰的时尚潮流自不必说，是袒露还是障蔽，它取决于统治阶层的观念意识；近代兴起的男子西式短发，更是彻底斩断了国人长期深埋的执念，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这是《孝经》的开篇语，依附于孝道的完发观念，也必然随着近代化的来临而退去。王朝的起落，引来了无数堂皇都城的建立，不管是六朝古都的南京，还是十三朝古都的西安，都在兵戈扰攘中有着沉浮。舌尖上的美食，同样是斗转星移，像唐朝之前受称为“五谷之长”的粟，就在唐代后期被后来居上的麦子超越；而清中叶推广的玉米，则成为养活众多国人的又一重要粮食作物。
在变化的快和慢中，中国古代的日常生活又有着很多差异。我们说的古人日常生活，针对的主要是中原王朝统治下的区域，中原与周边是有很多不同的。唐代大和年间（
827—835）的进士房千里，曾谪官岭南多年，他很诧异于岭南对“大好女”的认识，“岭南无问贫富之家，教女不以针缕绩纺为功，但躬庖厨、勤刀机而已，善醯葅鲊者，得为大好女矣”，介绍自家女儿时，岭南的父母也会骄傲地说：“我女裁袍补袄，即灼然不会，若修治水蛇黄鳝，即一条必胜一条矣。”擅治针线是中原女子的基本妇功，岭南女子理直气壮地不会，就使房千里产生了“斯岂遐裔之天性欤
”的疑问。这是中原与岭南的日常生活差异，其他各地与中原的差异，随后也将提到。
上下贵贱之分，对古人的日常生活影响更大。先秦时期，等级社会秩序已经建立，所以《诗经
·北山》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还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的分封。汉代以来，君臣、父子、夫妇“三纲”秩序的建立，更使社会和家庭内，充斥着上下、贵贱的等级之分。中国古代法律中的“十恶”，是实实在在的“不赦”之罪，“十恶”之六是“大不敬”，它就包括了皇帝的如下日常生活：“合和御药，误不如本方及封题误，若造御膳，误犯食禁；御幸舟船，误不牢固。”药、食、舟都是日常用物，但皇帝无小事，这些放在皇帝身上，就绝对是神圣之物了。而百姓就错医、用错药，就是寻常一般了。像明朝名医孙一奎的《孙文垣医案》记，一位吴地染匠的妻子腹痛，他遍寻医者治疗，诊断结果是寒、热、气、虚、积食、虫都有，最后，一位医者给了一个斗大膏药，这膏药不但加剧了病痛，还“贴牢不可起，火熨油调，百计不能脱分寸，如生在肉上相类”。中国古代，举凡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都有等级的约束。车和衣，是身份等级外化的重要标志，所以，后代正史中就有了《舆服志》《车服志》的设置。住同样是分三六九等，举凡客厅的宽纵、大门的规制，都有具体规定。食生活虽然相对形而下，但食物与享用食物之人的等级关系，也同样鲜明。朱元璋早年做云游僧时讨得的饭食，与成为皇帝后享用的御膳，何止是天壤之别；慈禧太后在逃难路上吃的窝头，也在她回宫后，被改良为御膳小窝窝头。皇亲贵戚可以享用八珍，寻常百姓就只能粗茶淡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