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疯癫可以是一种（对现实世界）的逃避。如果事情不尽如人意，你也许就想要幻想出更美好的事情来。在我的疯癫中，我曾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人。
——约翰·纳什
约翰·纳什（John Forbes Nash Jr.），是电影《美丽心灵》男主角的原型，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数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博弈论中的“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是他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学术成果。然而，就在这些光鲜成就的背后，人们所不知道的是，他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遭受着精神分裂症的困扰。
如果说，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正在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和了解，并接纳它们为：正常人”也可能遭受的困扰；那么精神分裂症，就是那个仍然被无情划分在“疯子”世界里的精神障碍。
精神分裂症，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人人都听过，却不一定真正了解的精神诊断。
关于“精神分裂症”的迷思（myths）
迷思1：误以为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是十分罕见的。
事实1：每100人中，就有1人可能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世界范围内，精神分裂症的发病率约为1%（Insel, 2010）。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受精神分裂症困扰的人超过2100万（WHO, 2016）。
迷思2：误以为精神分裂症，就是一个人分裂出很多不同的人格/个性。
事实2：精神分裂与人格分裂是两种不同的精神障碍。
“分裂出很多不同人格”，在临床诊断中被称为“分离性身份障碍”（DissociativeIdentity Disorder, DID），指的是人格的分裂，如《24个比利》中，男主人公时而是一名成年男子，时而又是一名青春期少女，就是一种人格分裂的表现。
不同于人格分裂，“精神分裂”更多指的是一个人认知与感官的统合失调，是感知与现实之间的分裂（Smith & Segal, 2016），比如，出现幻觉就是一种典型的表现。
迷思3：人们误以为精神分裂症是突发的，以为如果一个人受了特别大的刺激，就会患上精神分裂症。
事实3：精神分裂症的发病，受到个体本身的基因、生物学及环境因素的影响。
基因、生理与环境因素，都被认为是导致人们患上精神分裂症的风险因素（DSM-5, 2013）。
父母中的一方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其自身的患病风险达13%，而若父母双方都患有精神分裂症时，其风险则高达50%（Picchioni & Murray, 2007）。另外，父亲年龄过大、母亲在孕期的压力、病毒感染、营养不良、糖尿病等，也被认为与孩子患精神分裂症相关（DSM-5, 2013）。
突发的创伤性事件，并不一定会导致一个人患上精神分裂症（Mental Health America, MHA, 2016）。此外，临床证据显示，大多数情况下，患者都是逐渐地、缓慢地发展出一系列具有诊断意义的症状的（DSM-5, 2013）。精神分裂症并非一种突发性的疾病。
迷思4：误以为精神分裂症的人都有暴力倾向，对社会危害很大。
事实4：精神分裂症作为疾病本身，并不与暴力行为直接相关。精神分裂症患者自伤的风险远高于伤害他人。
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发病时，有很大一部分症状为阴性症状，如情感表达、行动意志的减少。换句话说，一个人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并不意味着ta会有更多的攻击性。
另外，据统计显示，比起伤害他人，精神分裂症的患者更经常伤害自己（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NIMH, 2016）。不仅如此，他们也更经常是暴力行为的受害者（DSM-5,2013）。
迷思5：误以为精神分裂症是不治之症。
事实5：世界上目前已经存在对精神分裂症有效的治疗方案。
众多临床证据显示，在抗精神病性药物、社会心理支持等相关专业服务的帮助下，大多数精神分裂症患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社会功能，如生活自理等，20%的人预后较好，并有少数个体能够完全康复（recover completely）（DSM-5, 2013; NIMH, 2016;Smith & Segal, 2016）。
精神分裂，是感知与现实的分裂
Schizophrenia，源于希腊语词根“schizein”，意为“分开”（to split），和“phren”，意为“心灵”（mind）（Kuhn, 2004）。该词最早由瑞士的精神科医生Eugen Bleuler所创造，以此来描述他的病人中所出现的感受与想法之间统合失调的状况（Stotz-Ingenlath, 2000）。
在《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 2013）中，精神分裂症，被列为精神分裂症谱系及其他精神病性障碍中的一种严重的、长期性的精神障碍；其发病的高峰在青少年晚期至成年早期（16-30岁）（NIMH, 2016）。
越来越多的研究与临床证据表明，精神分裂症是由一系列神经发育问题所导致的、一种存在生理基础的精神疾病（Insel, 2010），它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情绪、行为、语言及对自我的感知（sense of self），使人们的感知与真实世界逐渐被割裂开来。
* 精神分裂症患者主要的症状表现
目前，在DSM-5中，对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包括了这类患者常表现出的一些阳性与阴性的症状。
阳性症状（Positive Symptoms）：
阳性症状，也称为精神病性症状，它们被认为体现了患者与真实世界之间的距离（NIHM,2016）。主要包括：
妄想（如被害妄想、关系妄想、钟情妄想等等）
幻觉（主要以幻听为主）
言语紊乱
明显紊乱或紧张症的行为（如僵硬的动作或姿势）
阴性症状（Negative Symptoms）：
阴性症状并不仅仅出现于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还可能出现于如抑郁等其他情绪或精神障碍中（NIMH，2016），如情绪表达减少，意志减退（没有兴趣参与到工作或社交活动中）等。
通常，阳性症状更容易被药物治疗，也更能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症状减少，而阴性症状存在的更持久，也对患者的预后与生活质量影响更大（Velligan & Alphs, 2008）。
此外，精神分裂症还表现为一些其他的症状，如认知能力的下降，无法集中注意力、短时记忆出现问题（即刚学到的东西，转眼就忘）等。同时，认知能力的下降，还可能使得精神分裂症患者对自身疾病的觉察力变弱（DSM-5, 2013）。所以有些时候，可能并不是他们不愿意就医，而是他们无法察觉到自己的异样。
在以上的症状中，值得一提的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那些固执的想法之所以被称为“妄想”（一般人也可能会有一些固执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想法通常比较古怪，更重要的则是因为，即便现实中存在确凿的客观证据与他们所持的观点相悖，也无法动摇他们的心中的那些想法（DSM-5, 2013）。
这些症状，在Daniel的案例中都有所体现（Smith & Segal, 2016）：
Daniel是一个21岁的大学生，课余时间在一家商店的仓库做兼职。渐渐地，周围人发现他变得很古怪。一开始，他总觉得某教授会在下课之后跟踪自己，因为自己上课常常不认真听讲。后来他告诉室友，全班同学都已经在教授的监视之下，尽管其他同学都没有人有类似的感受和看法，教授也并没有在他所说的时间地点出现过（妄想）。
此后，他便辍学在家，情况也随之变得更加糟糕。Daniel连续几个星期不洗澡、不换衣服、不出门、不与任何人往来（阴性症状）。他的耳边逐渐出现一个声音，告诉他，仓库里的电视机被装上了监视器，他必须将这些监视器找出（幻听）。于是，他开始一台一台地砸电视机，试图按照那个声音的指示找出监视器。
* 也有最新的研究认为，精神分裂症这一诊断应该被取消
尽管近年来相关的研究让人们对精神分裂症的了解越来越多，但却有学者指出，诊断标准中所谓的“精神分裂症”，可能并不存在（Hickey, 2010; van Os, 2016）。
在现有的诊断标准下，一个人可能因为出现言语紊乱、幻觉及社交能力丧失而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而另一个人则可能因为出现妄想、情绪表达减少而被确诊。Hickey（2010）指出，并没有科学证据表明这些症状背后的致病原因或机制是相同的，然而，具有这些症状的人却被诊断成为了同一种病症。
同时，这些病人身上，也没有发现某个一致的风险性基因，也就是说，有些病人是由某a基因导致出现精神分裂症的症状，而另一些病人则由某b基因导致。从神经科学角度上来说，也不能证明这些疾病有着同一个起源(Picchioni & Murray, 2007; NIMH, 2016)。
Hickey（2010）认为，总之目前这种由一系列症状组合而成的诊断标准，可能需要更充足的科学依据来证明它们或者它们的组合，都是所谓的“精神分裂症”的症状表现，而“精神分裂症”这个诊断不只是人们为了解释一些不同寻常的行为举止而创造出来的标签而已（Hickey, 2010）。
精神分裂症给人带来的影响
尽管精神分裂症患者在药物与心理支持的帮助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功能，但它仍然会给患者及他们的照顾者带来许多生理与社会功能的负面影响。
对患者本身的影响：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平均预期生存寿命比一般人短10-25年（Laursen, Munk, & Vestergaard, 2012）。不仅如此，有5%-6%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死于自杀，20%的人至少有过一次自杀企图，而有自杀想法的人的比例则更高（DSM-5, 2013）。
DSM-5（2013）提到，精神分裂症的患者比一般人更容易患上糖尿病、代谢综合征、心血管和肺部疾病等。
他们怪异的行为也会让周围的亲朋好友“敬而远之”。而他们自己也会变得更不愿意与他人交往，逐渐把自己封闭起来，使自己正常的学习、生活、人际关系等受到影响（Smith &Segal, 2016）。
对照顾者的影响：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会给患者家属带来极大痛苦的疾病。失去理性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有时不会感受到病耻感，而他们的家属则会更多背负社会和他们自身对精神分裂的污名。
对于精神分裂症的照顾者而言，长期的照顾、患者在疾病影响下的行为与情感冷漠、经济的负担等等都使得他们的情绪、心理及生理承受者巨大的压力。他们会感到羞耻、内疚、自责和不堪重负（Awad & Voruganti, 2008）。
例如，由于患者社会功能受到影响，照顾者们不得不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就像一名受访者在Jungbauer等人（2004）的研究中所提到的：
“这些全都成了我一个人的事情…(比如又一次)我在修补墙面、清理花园、打扫家里，他就以奇怪的姿势站在那里，盯着我，毫无表情…我想我需要重新适应这样的家庭生活，我需要学习怎么样一个人处理所有的事情…他睡前的一些行为也让我感到十分害怕，我晚上根本无法入睡…有时候我甚至想，还是就住在医院里吧（这样有更多人一起照顾他）”。
照顾者们也因为治疗之后，症状却仍然再次出现而感到失望。Melanie是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母亲，她自2012年儿子第一次出现精神病性症状以来，坚持在自己的博客中记录下她与儿子同疾病抗争的过程，其中她写到：
“当看到他又变成那副样子，我感到心碎。我知道，精神分裂症的治疗会是这样（反复）的，但我恐怕永远也无法习惯。”
面对精神分裂症，我们能怎么办？
及时有效的干预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预后和功能的恢复有积极的意义（Rettner, 2015）。因此，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一些精神分裂症的早期预警症状，当自己或者身边的人短时间内（2周）频繁出现这些症状时，需要尽早寻求专业的帮助（MHA, 2016）。预警症状包括：
当你所爱的人，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以下的Tips可能对你有所帮助：
1. 认识到“精神分裂症”是一个长期的疾病，且照顾精神分裂症患者会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2. 精神分裂症患者所感受到的幻觉或妄想等，对于Ta而言是十分真实的。你需要尊重、支持、友好地对待Ta，让Ta了解，你尊重你们彼此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
3. 鼓励ta坚持治疗，帮助Ta好好吃药。目前对于精神分裂症的治疗主要有抗精神病类药物与社会心理支持，后者包括心理咨询、社区支持等等。你需要帮助自己和Ta都了解到精神分裂症虽然是精神疾病，但存在生物性的原因，需要使用药物（NIHM, 2016）。
每个人对于抗精神病类药物的反应、副作用都不同，并且有时候人们需要尝试不同的药物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药物，因此，你需要不断地给予Ta支持和鼓励。另外，突然的停药是一个十分危险的行为，可能导致症状的恶化，你需要提高警惕，鼓励Ta遵循医嘱，监督Ta按时按量的服药（NIHM, 2016）。
在今天文章的最后，我们想简单谈一谈对以精神分裂为代表的重度精神疾病（被大众认知为“疯癫”）的病耻感。
疯癫，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被视为低下的、羞耻的、甚至不道德的事。事实上，在17世纪初以前，这个世界对疯癫是特别友善的。疯癫充其量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符号。在众多文学、哲学、绘画作品里，我们都能看到街头疯人的影子。它被认为是愚者、但有时又是掌握了超越人间的智慧的智者。它是死亡在人间的形态，人们通过对疯人的描绘，讨论在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之间的临界，讨论人的兽性和理性的边界。人们惧怕疯癫、甚至有些敬畏疯癫。而后在以塞万提斯为代表的作品里，我们看到那个时代人们对疯癫的浪漫化想象（福柯，1999）。
17世纪，王权、资产阶级、教会之间的权利斗争下，欧洲大陆上诞生了大量禁闭所。新的“治安”理念被提出，所谓治安就是“使得那些不愿和不能工作的人，投入工作”的全部手段的总和。而穷人、小偷、疯人，被一起关进了禁闭所里，它体现了这样一种信念——“你们可以享受被赡养的权利，但需要付出自由的代价”。从那时起，疯癫开始有了一种“不道德”的色彩。而通过对疯人的禁闭和控制，人们对疯癫的恐惧感，被轻视、厌恶等更加居高临下的情感所替代（福柯，1999）。
“它划出一道界限，安放下一块基石，理性绝对地统治了疯癫。这样，疯癫就被从想象的自由王国里强行拖出。它曾凭借想象的自由，在文艺复兴的地平线上显赫一时。不久前，它还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堂吉柯德》一类的文艺作品里踉跄挣扎。但还不到半个世纪，它就被关押起来，在禁闭城堡中听命于理性、受制于道德戒律，在漫漫黑夜中度日。”（福柯，1999）
通过对历史简单的追溯，我们不难看出，人们对于精神疾病的“本能”的污名化，不过是来自于社会和律法的建构。它并非与生俱来、不可挑战。希望今天的文章能帮你获得一种看待精神分裂症、以及其他重度精神疾病的新眼光。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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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们在前面说到的那样，精神分裂症并非不治之症。而且，“全人治疗”的理念正在越来越深入，我们在之前的一篇罗德学者访谈中也提到，我国的“686计划”不仅关注对精神科医生的训练，也关注对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师、警察、家属等等的训练；而“整合治疗”也在越来越多地被提倡，包括园艺、瑜伽、烹饪等都可以被作为精神障碍患者康复的方式。
这也正是30多年来，强生在致力于促进中国精神卫生事业发展的过程中所做的：强生不仅支持开展学术研究，探索由医生指导，护士、社工以及社会志愿者形成的多学科社区康复模式，还以手工花艺为起点，推进社区精神卫生康复工作，帮助患者自食其力，重拾社会功能。
在近期启动的强生“因爱而生”品牌活动中，就包括一个名为“心灵花语”的创新公益项目：由强生支持北京大学护理学院精神卫生社区康复调研与干预试点项目，结合对广州市越秀区馨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园艺疗法的实地考察，在线上、线下联合发起项目，由社区精神康复者亲手制作手绘植物笔记本、T恤、棉布包、压花作品等，通过线上义卖的方式，让更多人了解精神障碍患者的世界，从而帮助他们重返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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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s：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5).
Awad, A.G. & Voruganti, L.N. (2008).The burden of schizophrenia on caregivers: A review. Pharmacoeconomics, 26(2),149-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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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pguide (2016). Understanding schizophrenia.
Hickey, P. (2010). Schizophrenia is not an illness. Behaviorismand Mental Health.
Lee, Y.S., Kim, J.J. & Kwon, J.S. (2013). Renamingschizophrenia in South Korea. The Lancet, 382(9893), 683–684.
Mental Health America (2016). Schizophrenia.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2016). Schizophrenia.
Pescosolido, B.A., Monahan, J., Link, B.G, Stueve ,A., &Kikuzawa, S. (1999). The public’s view of the competence dangerousness and needfor legal coercion of persons with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merican Journal ofPublic Health, 89(9), 1339-1345.
Phelan, J.C., Link, B.G., Stueve, A., & Pescosolido, B.A.(2000). Public conceptions of mental illness in 1950 and 1996: What is mentalillness and is it to be feared?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41(2),188-207.
Picchioni, M.M. & Murray, R.M. (2007). Schizophrenia.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35(7610), 91–95.
Rettner, R. (2015). “Beautiful Mind” John Nash’s schizophrenia “disappeared”as he aged. Scientific American.
Smith, M. & Segal, J. (2016). Understandign schizophrenia: How to recognize the symptoms, causes, and early warning signs. Helpguide.
van Os, J. (2016). “Schizophrenia” does not exist. BritishMedical Journal, 352.
WHO (2016). Schizophrenia.
米歇尔·福柯（1999），《疯癫与文明》，三联书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