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可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追赶者，但直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仍然有印度不可比拟的优势。
近期网络上一篇众多关于中国产业迁往印度的消息，一时间成为国内舆论关注的焦点。
与此同时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尽管国内媒体报道较少，但在国外商业界却引起了轰动——苹果公司CEO库克访问印度，宣布在班加罗尔建立iOS应用设计和开发加速器，并表示考虑未来将全部生产线搬至印度；另外，苹果公司及其代工厂商富士康已经达成意向，在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购买1200公顷土地投资100亿美元建立工厂，用于制造iPhone手机。有报道称，富士康计划在2020年之前在印度建立10到12家工厂。
这两件事情背后有着相似的逻辑，那就是，随着生产成本的相对变化，企业向生产成本较低的地区或国家迁移，从而改变原有的商业版图。如果说华为从深圳搬迁至东莞只是省内、国内迁移，不影响中国经济整体竞争力的话，那么苹果和富士康向印度的迁移则不得不引起重视。
事实上，苹果和富士康绝非个例，包括三星、IBM、通用电气等公司在内的一大批国际先进企业以及中兴、TCL、金立、Vivo等国内企业已经敏锐地洞察到了印度经济潜在的巨大机会，开始抢先布局。
当提起印度经济的崛起，在中国往往能听到两种对比鲜明的观点：一方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印度经济规模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加之种姓制度、基础设施落后、文盲率高等障碍，不可能对中国形成挑战。许多去过印度旅行的中国人对印度脏乱差的卫生环境印象深刻，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让他们对所谓的印度崛起嗤之以鼻。
而另一方则认为，印度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市场，语言和制度上更容易被西方主流社会接纳，正因为其起点低，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更显著，因而认为印度经济近年来的快速增长已经对中国形成了威胁，将成为“下一个中国”。
如果将前一种观点比作“印度斜视症”的话，后一种观点则可以称作是“印度崛起焦虑症”。
那么，如果印度经济崛起，中国准备好了？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将其拆分为如下三个子问题进行分析：首先，印度经济会不会崛起；其次，如果印度经济崛起，对中国会产生什么影响；再次，如果印度经济崛起，那么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过去几年间印度经济增速呈加快趋势，2013年到2015年的实际GDP增速分别为6.9%、7.3%和7.5%。IMF预测，2016年和2017年印度经济仍将保持7.5%的增速。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速则从10%之上下滑到了2015年的6.9%。在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表现低迷、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印度成为世界经济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一些迹象似乎表明，印度经济将起飞。有学者认为，印度将复制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的成功经历。
支持印度经济会成功的理由通常在于以下五点：
第一，印度劳动力成本较低，且人口结构相对年轻，具有鲜明的比较优势。
第二，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印度的政治环境相对稳定，发展经济的动力较足。当前执政的莫迪政府高调启动了“印度制造”计划，并提出要把印度打造成21世纪全球制造的中心。国际社会也倾向于认为莫迪政府是一个由改革魄力、致力于推动印度经济快速发展的政府。
第三，印度地理位置优越，易于发展海洋贸易。并且印度在历史上曾长期是英国殖民地，在语言和制度上与西方主流更相容，更容易被国际社会接纳。
第四，印度在服务外包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且培养了大批国际化的信息技术人才。
第五，相比于中国，印度距离“增长前沿”更远，因而经济增长的潜力更大。
最后，如果上述理由都不足以成为印度经济成功的充分条件的话，那么对于企业家而言，还有一个不得不关注印度的理由，那就是印度太大了。这是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超大国家，以至于是一个不能错失的市场——如果你已经错失了中国，你想要再错失印度吗？
另一方面，印度也有数不清的问题，这些问题会对经济发展形成阻力：
第一，印度缺乏支持经济快速发展的要素条件，基础设施落后，文盲率高、人力资本不足。
第二，政府执行力较弱、腐败丛生，导致大型项目建设难以推进。
第三，印度的国民储蓄率低，因而难以调动足够的社会资源去投资基建；而如果大规模依赖外资的话，那么国际收支和宏观经济稳定则可能受到挑战。第四，种姓制度会限制分工协作，阻碍社会流动和经济发展。
但是，如果仔细想一想，上述因素中除了种姓制度之外，其它的障碍并非不可逾越。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也存在基础设施落后、人力资本不足、户籍制度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彼时，很少有人成功预计到了日后中国奇迹的发生。事实上，即便是到了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前后，大部分西方人士仍对中国经济的成就将信将疑。
但事后来看，很多所谓的先天障碍并不是不可逾越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那些通常被认为是劣势的因素在特定条件下会变成优势。比如，正因为基础设施落后，所以“铁、公、机”交通基建投资和电力基建投资一度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再如，如果暂时不考虑公平正义的维度，那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在劳动力市场上发挥了缓冲器的作用，有助于中国经济抵御东南亚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另外，中国经济的储蓄率也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不断上升的。
上述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印度经济，但是关于印度经济未来的发展前景，理论上仍然存在多种可能。事实上，“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研究中最难的研究话题之一，原因就在于经验证据有限，难以进行可靠的实证研究。在有限的经济史案例中，关于大国经济成功或失败的原因，经济学家尚未出现具有公认力的统一解释，对于预测大国经济走向则更是乏力。
就像二战结束伊始没有人预期到德国和日本经济会在战后迅速重建和崛起一样，就像在1970年代末少有人会相信落后封闭的中国会在三十年时间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样，关于印度经济的未来，没有全能的先知。这也警示我们，要时刻对这个新兴大国保持开放心态。
简言之，对于第一个子问题，相对理性的回答是：印度经济有诸多优势，也面临不少障碍。尽管我们对于印度经济是否会崛起，能在多大程度上崛起，难以给出准确的答案，但有两点是确定的：
其一，发展之路从来不会平坦。中国在过去发展过程中经历过的那些艰辛和荆棘，诸如自然环境恶化、不平等拉大、社会冲突加剧、食品安全等，印度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一样都不会错过。其二，如果印度经济开始崛起，那么其发展模式将与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崛起之路有很大的相似性，即充分利用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实行出口导向模式。再来看第二个子问题，如果印度经济崛起，对中国会产生什么影响？
首先显然存在正向影响。印度是一个人口超过十亿的巨大市场，如果印度人均收入开始稳步上升，那么必然会带动服装鞋帽、家电、摩托车、汽车、通讯、基建、住房家居等一系列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中印两国经济也有一定的互补性，印度经济增长毫无疑问会给一些领域的中国企业带来机会。
但更多影响是负向的，印度经济的崛起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带来挑战。
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竞争。制造业向低成本地区转移是一个经济规律。印度的劳动力不仅比中国便宜，而且人口结构更加年轻。一旦印度克服了制度上的障碍，走上出口导向型的快速发展轨道，中低端制造业企业就可能搬迁到印度去建厂生产，就像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从欧美和日本承接制造业一样。
富士康和苹果的转移就是一个例证。制造业企业的迁移必然意味着就业机会的转移。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当制造业工作机会流向中国的时候，欧美和日本已经是高收入国家；而现在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约一半的居民生活在农村，数千万人收入水平在贫困线之下。如果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就业机会大量迁移到印度，那么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将失去一个强有力的引擎。
除此之外，挑战还存在于软实力的国际竞争上。大国之间的竞争一定是全方位的竞争。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作为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大国经济体，受到了国际社会较为普遍的关注和认可。中国成为落后国家谋求经济发展的一个标杆，在基础设施建设、乡村医疗卫生、园区建设、经济特区等方面的经验和发展模式成为亚洲和非洲众多经济体学习模仿的对象。
这种关注和认可既是软实力的象征，同时也切切实实地有利于我国在对外交往中拓展经贸、政治、文化关系，在全球化中获得真金白银的实惠。试想，如果在中国尚未基本完成城市化、经济尚未达到高收入水平的情况下，印度经济迅速崛起，那么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群体中的领导力必然会大大削弱。
最后一个子问题，如果印度经济崛起，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如上所述，印度可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追赶者。但直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仍然有印度不可比拟的优势。中国的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素质远高于印度，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优于印度，中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工业生产配套体系，这也是印度在短时期内难以赶超的。
人口结构老龄化虽然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潜在劣势，但是老龄化本身还远远未起到恶化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作用，每年仍然有数以百万计的大学毕业生以及更多的受过中等教育或职业教育的劳动者在寻求工作机会。
中国制造业真正的威胁在于扭曲的经济结构。高工资并不一定是坏事，追求经济增长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国民的收入水平。只要工资上涨是生产率提高引起的，那么即便工资水平高于其他国家，制造业企业也不会迁出，因为这是“好的工资上涨”。但如果工资上涨是因为高房价、高医疗成本、高教育成本等因素引起的，而与此同时生产率没有相应的提高，这就是“坏的工资上涨”。
坏消息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坏的工资上涨”。一方面，劳动者需要维持基本的住房、医疗、教育等生活需求；另一方面，因为土地财政、金融约束等方面的原因，房价和房租在涨、医疗服务价格在涨、子女接受教育的综合成本在涨。从而，工资不得不上涨。
2015年，深圳房价在一年间上涨了接近50%，如果华为不能相应地大幅提高工资水平或者说服员工无视房价上涨的话，那么只可能有两种结果：要么华为离开深圳，要么员工离开华为。就这么简单。
另外，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等受政策支持部门的繁荣发展也结构性地抬升了制造业部门的工资——当建筑工地提高工资且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时候，富士康这样的制造业企业也不得不向工人提高工资。连富士康这样的大型企业都明显感受到了工资上涨的压力，其他中小型普通制造业企业的困境可想而知。正是这部分坏的工资上涨削弱了中国制造业的优势。
从某种意义上讲，导致富士康去印度建厂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在印度生产产品变得更容易了，而是因为在中国生产产品变得更困难了。中国经济并不是被印度比下去了，而是被自身的结构扭曲所困扰从而削弱了竞争力。
好消息是，这些“坏的工资上涨”是可以通过改革来避免的。通过财税体制改革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有助于减缓房价上涨。通过硬化国有企业预算约束、加强财经纪律，有助于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通过反腐、简政放权、摒除限制创新创业的制度藩篱，有助于孕育多样性，使得人尽其才，减少教育中的无用功和恶性竞争。通过更合理的社会保障体制建设，特别是健全农民工和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有助于减轻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负担。
总而言之，印度经济近年来出现了良好发展的势头，尽管这一势头是否能够保持下去仍有诸多不确定性，但是一旦印度经济崛起，就必然会对中国经济特别是中国制造业带来挑战。面对印度经济可能的崛起，“印度斜视症”和“印度崛起焦虑症”都有失偏颇，应当避免。
我们要做的是客观分析、预判可能性、冷静面对，一方面要抓住机遇，提前布局抢占市场，另一方面要未雨绸缪，积极通过深化改革和鼓励创新来应对挑战。一句话，真正与中国经济赛跑的是自身的改革和创新，而不是可能崛起的印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