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用奶奶留给我的遗产在曼哈顿买下了一间公寓。我奶奶的父亲曾经是美孚石油公司的律师。奶奶的寿命长过她的三任丈夫，而且理财有方，她在坟墓里“大笔一挥”就把我的社会地位提升了一个档次。
与此同时，在这座城市的另一头，我弟弟生活在一个流浪者收容所里。
他住得不远——我们相隔不到一英里。搬来纽约后，这已经是他第二或第三个落脚点了。多数情况下，谈钱总是一件使人尴尬的事，要是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那就更尴尬了。所以，请允许我先简单地介绍一下情况：我弟弟并非没有获得遗产，他只是不能立即动用那笔钱而已，因为他患有精神疾病。他与疾病做着勇敢的斗争，也采取了各种手段来管理自己的健康。来纽约后他做的第1件事，就是用医保卡在医院里配了处方药。
然而，搬来这座城市对他而言实在是个很糟糕的主意。从长远看这个决定，就好比看一场慢镜头的车祸。我哥、我爸，还有我，我们都提醒甚至恳求过他别搬来纽约。我爸对他说了自从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搬来这里后，发生过的那些恐怖的事情。我告诉他，就算只在这里住几个晚上也是一件够折磨人的事，因为这座城市燥热、喧嚣，一刻不歇地脉动着。我大哥告诉他在这里找工作有多么不容易，这一点我弟弟了解得很清楚，他曾有一年多一直在找工作的经历。助教、工艺员、图书馆管理员……他找了几乎所有跟文字打交道的工作，只要薪酬高于最 低工资标准。他有学士学位，还在报纸上发表过文章。
最终，所有的劝说都无济于事。他找不到工作，觉得在老地方——尤蒂卡——待不下去了，于是他乘上火车直奔纽约，然后在一家流浪者收容所报了个到。他几乎没带任何行李。他的家当不是送人就是卖掉了。他随身带了一只行李箱，一台手提电脑——为防失窃晚上就枕在上面睡，以及一部用充值卡充值的手机。这些物品也许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算得上奢侈品，但我可以打包票，对我弟弟而言，它们不过是联结他与外部世界的一条纤细的线；而他与身边的亲人却连这微乎其微的联系都没有。我们只能通过脸谱网得知他的行踪：他因为和人吵架或大打出手而被赶出了哪家收容所，他昨晚睡在哪里——也许是斯塔滕岛的一艘渡轮上，或者是奥尔巴尼汽车站的一个卫生间里。
最后，他终于找到了这家收容所，从某种角度来说，这已是他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并参加了他们的职业技术培训。
在我弟弟作为一个无家可归者的这整段时间里，我从没邀请他来我家住，甚至没让他进过门。我爱我弟弟。他是个很好心、很有趣的人；他很善良，对老年人很有礼貌。他在年收入连一万美金都不到的时候，每个礼拜还要花上几个小时教人家英语。他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之一。我每次看到他都会想，有这样一个弟弟是多么幸运。
我还会想，另一个幸运之处是，出于某种我弄不明白的原因，我和他的基因构造天生就略有不同，以至于在同样的压力下，我的生活蒸蒸日上，而他的却惨不忍睹。这是不公平的，但我在很久以前就已决定不再费力去填平我们之间的鸿沟，因为我知道这是一场不可能获胜的战役，其中也包括帮他解决食宿问题。我曾经与他合住过，但最后得出结论我们俩还是分开住更合适。当时，我和女友正考虑把我们毗邻的两间公寓打通后住在一起，我的愧疚感最终没能战胜我想要避免麻烦的决心，我担心接纳了他会对我和女友的关系造成威胁。我曾见识过他给我父母造成的压力。我知道弟弟自己也意识到了他造成的问题，明白那样的话对他也不好。至少我是这样来说服我自己的。
于是，我们平时通过脸谱网和电子邮件互相联系，偶尔在餐馆里一起吃顿午饭。碰面时，他整个人十分消瘦，但却比这几年里任何时候我见到的他都更有活力。我几乎都要认不出他了。他的足迹遍布纽约的每个角落，收容所里的伙食非常糟糕，他的体重减轻了四十磅。
……他看上去不再忧郁，更像是在加利福尼亚和我一起长大的那个弟弟了，那时的他英俊潇洒，有大把的女朋友，是大家眼里的“金童”。如今的他精力充沛，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更强，在社会保障局里跟人家斗起嘴来也更老练了。他申请了低收入者的廉租房，并给图书馆寄了一份应聘简历。与此同时，他还在哈莱姆区打零工，负责在地铁口分发免费的报纸。我意识到，抛给他一条救生索，跟他商量让他到我家来住，是一个不明智的想法。不论有多难，他都想向我们证明，更重要的是，向他自己证明，他能够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此事。不过，我还是觉得我有义务给他几百块钱，然后他就回到了自己的生活里。
出乎我的预料，他居然成功了。我弟弟走出了收容所。他通过了廉租房申请审核，找到了一间公寓，在一段时间里，实现了他的梦想。他靠自己的力量，在纽约住了下来。一开始，他热爱自己的新生活。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方面的优惠政策的力度日渐减小，城市的压力——它使人举步维艰，在你想要得到帮助的时候，这种感觉会特别强烈——让他越来越喘不过气来。最后，他搬回了尤蒂卡，后来又去了达拉斯，如今他似乎在那里过着幸福的生活。那里气候宜人，他有了一辆汽车，也有了工作。他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压力不大，尽管如今他已成了一个共和党人，我还是爱他。至今我仍常给他发布在脸谱网上的照片点“赞”。
我没有想好该如何评价他在纽约的这段时间，我想我是永远也无法做出评价的，因为我们的命运有着天壤之别，这让我如何评价呢？太不平等了。
在他来这儿的那段时间里，我每天早晨基本6点不到就起床。当时我在一家英国杂志社工作，必须常常去伦敦长期出差，我有一半时间是住在伦敦的，每个月都要在两地间飞来飞去，有时甚至是每个礼拜，这样的生活打乱了我的生物钟。与此同时，他就住在离我四条马路远的收容所里。在我住在纽约的日子里，有时候我在早晨站在公寓的窗口，喝着第1杯咖啡，看着曙光照耀在街对面停车场的围墙上。肯定有那么几个早晨，他刚好从我的窗口走过，从收容所走向地铁1号线车站，去分发报纸，但他没有按我们的门铃。他曾经抬头望过我的窗口吗？他知道我站在那里为他担心，想着他是否因为和人家打架而又一次被赶出了收容所吗？我有一次问他，为什么离开收容所、住进自己的公寓后也不来我家玩，他回答说：“天太冷了，而且我也不想上班迟到。”
我之所以讲上述这个故事，是因为我觉得有必要改变一下我们讨论“不平等”这一话题的方式。它的存在理由是非常复杂的，就像我弟弟最后住进了收容所的理由一样。不平等并不是一个我们和他们——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问题。我们常常在同一个家庭里看到这种所谓的“区别”，就像我家。我的本能告诉我应该在这里为我的这番话表示一下歉意，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我只是见证了我弟弟无家可归的一段日子，实际上他遭受到的困厄远甚于我的想象，而且我确信比我们俩更遭罪的还大有人在。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我想，但它却把我们引入了一条死胡同。给苦难分级是一种错误的做法，就好像我们有办法正确地衡量和评价这些苦难，比如肉体的痛苦、工作上的挫折，或绝望的心理。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种做法会引出一个错误的结论：认为有些苦难是可以忽略的，而另一些苦难是不可忽略的。
城市生活是由人群的邻近程度来定义的，当一部分人觉得住在这座城市里日子不好过，就会对城市里的每个人造成压力。比尔·德布拉西奥能当选为市长，部分原因就是他在竞选演讲中将纽约比作“双面之城”，这句话触动了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们的心弦，他称之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纽约人能够感悟他的挫折与激情，也能理解他的“城市可以变得更好”的梦想。也可以说，他们是被他在竞选活动中所表达的一种看法给激发了，那个看法就是由于贫富之间、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差异正变得越来越大，纽约成为了一座不宜居住的城市。这座城市的神话——这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一座梦想之城——在现实面前崩塌了：纽约人的收入差距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摘自《双城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