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3期法学文章要目

作者 ：杨泽伟，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摘要 ：构造新时代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既是为了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有关学科建设的指示精神，也是为了改变国际法在整个法学体系中的地位与中国世界大国的地位不相称的状况，以及弥补我国涉外法治人才严重短缺的短板。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的构造，需要进一步厘清涉外法、涉外法治、对外关系法、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以及涉外法学、国际法与法学一级学科的关系。在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构造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构建国际法学一级学科专业。未来中国国际法学发展的任务主要包括：弘扬国际法治理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法治保障，传播中国国际法观、提升中国国际法理念的国际影响力，提高运用国际法的能力以及补齐涉外法治的短板等。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和推动国际法研究的理论创新，则成为今后中国国际法学者的应然使命。未来中国国际法学的发展方向涉及架设国际法与国内法沟通的桥梁、谨慎使用“涉外法学”名称，以及在国际法教育与研究中凸显中国的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等。

关键词 ：国际法学；涉外法治；对外关系法；国际法治；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自主知识体系

作者： 亦文，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和民，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 ：在现代社会，健康是所有政策的综合结果，我国语境下的“健康促进”应解释为健康权的完整实现，其实现进路应运用“健康融入万策”框架，从“政策影响健康”走向“健康影响政策”。但目前健康融入万策在规范体系内的适用范围、具体机制等内容都存在未竟之处。健康融入万策是一种政策制定方式，规范体系应该为健康融入万策确定范式，其适用范围应分三个阶段逐步扩大。健康融入万策的规范体系应当至少包含政策论证制定机制、跨部门合作机制、健康审查机制和健康报告机制四大部分。政策论证制定机制应厘清行政组织的规范定位、明确政策制定的具体下位系统、构建信息共享的开放平台。跨部门合作机制应当包含公权力部门之间的合作系统及非政府主体的合作系统。健康审查机制应明确其适用范围并引入健康影响评估。健康报告机制应通过规范予以制度化、明确化。

关键词 ：健康促进；健康权；健康融入万策；国家责任；跨部门合作；健康管理

作者： 程雪军，同济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高级经济师。

摘要 ：从法律金融学理论看，广义金融科技在信息技术驱动下历经金融信息技术、互联网金融与金融科技等发展阶段，其发展质量与效率快速提升，并对应形成机构监管、功能监管与双峰监管。然而，金融科技在创新发展中面临法律、金融与技术层面的系统化监管困境：金融科技的法律监管范围与时效有限；金融科技的监管体制与模式难以适应金融科技的创新；金融科技的监管技术落后，难以应对金融科技的冲击。对金融科技实施有效治理，具有明显的必要性。通过采用法律金融学方法，对域外大陆法系与海洋法系典型国家的金融科技系统治理开展比较分析，我国可以积极借鉴钱学森的系统工程理念，从单维度的政府监管上升至多维度的系统治理，从而全面勾勒出金融科技稳健发展的系统治理图景：加强金融科技的法律治理系统建设；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积极探索金融科技监管新模式；强化金融科技的监管技术建设，提升数字化监管的技术水平。

关键词 ：金融科技监管；法律金融学；监管科技；系统治理经验；监管沙盒模式；平台企业；数据垄断；混业经营

作者： 杨   东，中国人民大学交叉科学研究院元宇宙研究中心研究员，区块链研究院研究员，未来法治研究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白 银（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师。

摘要 ：创设排他性、利己性的数据权利不利于海量数据的高效流通与多元价值的实现，加剧了数据私权化与效用化之间的内生性冲突。在权益区分保护理论框架下，采取数据利益保护进路更具正当性和相对优势。我国宜将数据利益作为数据权益制度的中心，建构人与人之间动态灵活、有机立体的利他性数据“利益束”范式，以有效协调和整合多元主体之间复杂的数据利益关系，并在数据“利益束”范式下，充分利用Web3.0 以用户为中心的开放式价值互联网效能，通过点对点的数据利益流通来构建全网络利益格局。我国还应建立合理的激励与收益实现机制，促进所有数据主体共创和共享数据红利，在数据财产行为主义保护模式基础上，建立智能化治理体系来保障数据安全，最终形成中国自主且更能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规律的新型数据权益制度体系，以此推进我国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 ：数据要素市场；数据流通共享；数据产权；利益束；权利束；区块链技术；共票；法链；ChatGPT

作者： 张浩然，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摘要 ：与有体财产不同，信息财产的法律保护机制遵循着秘密—公开信息的二分，仅秘密信息可通过保护对客体的事实控制来保障利益实现，即支撑型机制；公开信息则主要依靠法律创设排他性权利加以保护，即创设型机制。受限于权利法定原则，创设型机制需因应技术进步不断作出调整。伴随着数据成为新生产要素，国内主流观点主张在数据之上设立新的排他性权利，美国、日本等国的数据保护实践却选择对支撑型机制进行扩张，基于企业对数据的事实控制建构保护制度，这为信息财产保护提供了新范式。在数字环境下，信息与其含义、主体及物理载体逐渐分离，企业对信息的私力控制范围进一步拓宽，支撑型机制适用范围扩张，且相对于创设型机制更具效率优势，传统秘密—公开信息的二分方式已不再适用。为弥补技术变革环境下法定知识产权僵化和滞后的缺陷，应构建更具包容性和现代性的支撑型机制，在商业秘密制度基础上建立合法控制信息保护制度，对向有限主体提供、采取相应控制措施并因此具有商业价值的信息，禁止他人未经许可的获取、利用、公开行为。

关键词 ：信息财产；知识产权保护；数据要素市场；数据财产权益；商业秘密；秘密—公开二分法；私力控制

作者： 李立丰，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院教授；张鑫蕾，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 ：法定货币数字化在技术上实现了货币从法律意义上的种类物到特定物的跃迁，可以有效提高货币运行效率、充分发挥反洗钱等国家治理功能。法定数字货币虽然安全系数较高，但仍然存在遭遇盗窃等侵财犯罪的风险。针对以法定数字货币为犯罪对象的新型侵财犯罪，重点关注“打破旧占有、建立新占有”的传统刑法认定模式明显力有未逮。考虑到法定数字货币的技术属性与法律属性，在判断其权属时，应分别针对法定数字货币的表达式和作为货币财产的内容加以讨论。具体来说，应结合法定数字货币的不同应用场景，在危害行为类型、危害结果表现以及非法占有目的与法益和行为相呼应三个层次，重构盗窃数字人民币行为的司法认定标准，并将其作为完善数字时代侵财犯罪刑法认定模式的初步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