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水莲都区老竹镇，86岁的傅君华。十二三岁时，他的左腿被草丛划破，奇痒无比，抓挠后就长泡，泡破后就开始溃烂。而左腿伤口渗出的血水沾到右脚后，又致右腿溃烂。其左腿伤口最深处有3厘米，可见血管和白骨。烂腿疼痛，患处伴有恶臭，反复发作，始终无法愈合。鸡鸭走过他的脚边，甚至都会啄一口。2014年末，傅君华到上海九院受治，双脚成功治愈。七十多个冬天里没穿过袜子的他，终于穿上了袜子
2017年，距日军细菌战的中国受害者对日诉讼已过去整整20年。
1997年8月，义乌崇山村30名受害者联合浙、湘两省共108名受害者，在日本律师、学者的帮助下，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递交了诉状，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同年又有72名原告起诉，共180名原告，案件被合并审理。经十年诉讼，案件被诉至日本最高法院，日方法院认定了日军在华实施细菌战的事实，但驳回受害者索赔及道歉的诉求。
当年对日诉讼的180位原告代表，现仅剩约三分之一在世。时间侵蚀着这些生命。在常德，当年61位对日诉讼原告中，仅21位在世；在义乌上崇山及崇山二村30位原告中，仅9人在世。
“等这批老人去了，这段历史会像灯油燃尽一样，永远灭掉。”74岁的细菌战受害者王福元说，这是他最不愿看到的。
湖南常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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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1月4日黎明前，一架日本军机在常德城区鸡鹅巷、关庙街和东门一代投下大量谷、麦、破布、棉花等弃物。
两天后，鼠疫在常德开始流行并迅速蔓延，死亡人数超过1.5万人。常德大西门外建有焚尸炉日夜焚烧疫尸，因疫尸太多，三座焚尸炉烧塌了两座。1949年12月，苏联审判日军731部队战犯时，对方承认在常德实施了细菌战。
史料记录，在鸡鹅巷一带日军共投下了烈性传染鼠疫细菌36公斤，鼠疫在常德地区肆虐了两年多时间。
84岁的常德细菌战受害者易孝信在家中给自己做按摩。1942年9月前后，不到4天时间里，只有12户共46人的易家湾村，因鼠疫12 人死亡，其中8户失去了年富力强的男人。疫情发生时，易孝信9岁，染疫者睡在地上，以及亲友哭啼的景象，他至今历历在目。长大后，易孝信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后进入湖南文理学院任教，如今退休在家
83岁的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原告李宏华，站在常德桃源县吉安湾村的家门口。1942年，李宏华的爷爷和他一同从村里去常德卖猪。彼时常德已经爆发鼠疫，离开村子需要打防疫针，时年13岁的李宏华怕疼，爷爷便叫他回家，自己进城卖猪，并染上鼠疫，第四天去世。此后，料理丧事的亲友也相继染疫，16人陆续死亡。李宏华靠乞讨为生，长大后入伍并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在部队学了文化。如今他依靠每月一千多元的优抚金生活，并在农村养鱼、种地
85岁的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原告代表张礼忠在家中锻炼身体。常德鼠疫爆发时，张礼忠10岁，一家13口人住在常德最繁华地段。细菌战让家中在两年内死了6口人。张父受打击成为植物人，两年后去世，终年43岁。母亲带着张礼忠及弟弟在远亲的船上做工，四处流浪。其兄因无人照料，19岁病死。张礼忠长大后，进入常德一家建筑公司工作。退休后，他常给孙子、孙女讲述当年的历史，“不管他们是不是感兴趣，都要给他们耳朵里灌”
73岁的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原告高绪官在家中看报纸。常德鼠疫爆发时，高绪官尚未出生。父亲靠在常德挑水挣钱，母亲带着三个孩子走街串巷要饭。1941年末，两位哥哥突发高烧，不省人事。高父无钱医治，只得租了条小渔船回老家。半路，高绪官大哥就死了，刚回家，二哥也去世了。从那之后，高父再未进常德谋生，母亲则哭坏了眼睛。两年后，高绪官出生，长大后，父母多次讲起两位哥哥去世的情景。高绪官现已退休多年，每天早晚都要看两份报纸
浙江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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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和1944年，日军两次对丽水、遂昌、松阳发动地面进攻，并在丽水投放了鼠疫、伤寒（副）、炭疽等细菌。
日军撤退后，丽水瓯江两岸、太平溪两岸、丽水机场周边农村不同程度爆发过腿部皮肤溃烂症，创口久不能愈，被当地人称为“烂脚”病。
据丽水细菌战史料研究会统计，丽水目前尚有“烂脚”病人一百余人。
丽水莲都区水阁镇，84岁的王松强躺在家中休养。他9岁时，父母被日军炸弹炸死，他的双腿被炸破。此后双腿反复溃烂，并不断在小腿上形成坑洼的小洞。据女儿王仙美介绍，因缺乏劳力，王松强总是用纱布包着伤口在水田劳作。11岁时，医生将他两条腿的血管扎了起来，溃烂的伤口逐渐好转。步入中年后，注射青霉素让他进一步好转。几年前，深圳一药厂免费提供药品给丽水的“烂腿者”，他用了几次后，奇迹痊愈。曾经的伤口则变成了一块块黑色的斑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