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两大家族“生死缠斗”，新自由主义是祸因还是药方？

文化纵横 · 公众号 · · 2025-03-12 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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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方波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导读】 3月11日，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从境外返回马尼拉国际机场后被警方拘留，标志着杜特尔特与马科斯家族间的“权力之争”在持续升级，菲律宾的家族政治走向缠斗局面。为何这种颇具前现代特征的家族政治会在东南亚大行其道？随着国家现代化和民主程度的加深，这种现象为何愈演愈烈？而在全体国民都深受家族权斗影响的情况下，为何民众仍倾向 于选择 拥有家族背景的候选人？

本文指出，随着东南亚国家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家族政治不仅没有消退，反而愈发成为维持政治稳定的关键因素。 二战后，东南亚各国经历了复杂曲折的发展过程。它们大都被卷入西方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并长期处于边缘位置。在这一过程中，新自由主义的到来成为当下家族政治回潮的重要根源。 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性改革诱发了剧烈的政治变革。它在拆解国家能力的同时，放大了原生社会力量与国际资本的政治经济影响。

在新自由主义秩序中， 寡头与大家族建立了不对称的攫取性制度优势， 长期的经济不平等催生了社会中下阶层的反向运动。 国家的失位和脱嵌导致东南亚国家大都面临着内部分配问题（社会反向运动与精英权力竞争）和依附式经济发展问题（产业威胁与资本威胁）的双重困境， 而家族政治复苏的关键在于其能够发挥对内构建权威与分配秩序、对外提供制度保证的复合均衡功能。 尽管家族代际之间难以确保稳定的政治传承，且家族政治的私利性也难以代表全部阶层的利益，但这种家族政治仍是东南亚国家对新自由主义改造的本土性回应，或许也成为了东南亚国家短期内难以摆脱的一种“宿命”。

本文原载《东南亚研究》2024年第6期，原题为《东南亚家族政治与新自由主义之殇》，篇幅所限， 洪森家族和佐科家族的部分有所删节，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东南亚家族政治与新自由主义之殇

▍ 东南亚地区的家族政治浪潮

近年来， 东南亚多国发生了政治家族内部的权力接续 ：洪森之子洪玛奈成为柬埔寨首相，佐科之子吉布兰突破宪法年龄限制成为印尼副总统，马科斯之子小马科斯凭借其父黄金时代的历史想象成为菲律宾总统，他信之女贝东丹在长辈的扶持下顺利担任泰国总理。

实际上，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缅甸等国的政治变迁过程中都产生过影响力较大的政治家族，包括李光耀家族、拉扎克家族、昂山家族、阿基诺家族，等等。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东南亚政治家族浪潮具有区别于以往的特征：其一，政治家族愈发集中地在 国家最高行政职务上 实现接续，逐步跳脱地方政治层面的局限性，多个政治家族（包括佐科家族、杜特尔特家族等）实现了跨层次的跃迁；其二， 拥有家族背景的候选人 掌握政权成为各国民众在大多数情况下愿意接受的选择，家族政治似乎成为东南亚国家政治变迁中的“常态化”现象；其三，政治家族实现权力接续之后，大多拥有相对稳固的执政基础，未出现精英集团内部的强硬反制，原来的反对派力量要么与之合作（例如泰国为泰党与保皇派政党的合作关系），要么缄默或妥协（例如印尼吉布兰得以顺利突破宪法限制获选）。

尽管如此，家族政治与现代政体形式存在不少相悖之处。 家族政治以“家族”作为政治过程的核心， 以血缘与亲属的形式传承权威、构建合法性、推行政策、分配资源与权力，属于 具有鲜明世袭制特征的精英政治。

这一权力逻辑与现代民族国家和政体形式在权力更替、问责形式、政治代表性等方面存在根本矛盾，可能导致权力垄断、裙带腐败以及政策歧视等，极易引发社会不稳定的问题。单从现实角度来看，家族政治对于处在复杂的地缘格局前沿的东南亚而言既可能是凝聚共识、维持政权稳定的“解药”，也可能是在外部冲击之下加剧动荡的“毒药”。例如，2023年以来，小马科斯政府在南海问题上改弦更张，频繁采取冒进行动，这与马科斯家族历来的亲美立场以及重塑家族权威的政治需求密切相关。家族政治不仅加剧了菲律宾国内政治割裂，使得杜特尔特家族与小马科斯公开对垒，还外溢到地区敏感问题上，威胁到南海局势的稳定。因而，此轮东南亚国家的家族政治浪潮是值得关注的，其可能影响到我国周边地区形势的走向。

另外，从学理角度来看，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变迁都处于多元力量互动的轨道上， 家族政治浪潮的困局在于如何以家族形态实现兼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权力与利益分配 。对于东南亚的政治反对派而言，家族政治既缺少足够稳定的分享权力的承诺，在合法性层面也存在天然缺陷，无法通过制度化的形式联系特定阶层的选民。如此来看，反对派既有意愿采取行动争夺权力，也有能力弱化家族政治的政治基础，但现实却是：在各国的政治竞争中，反对派未能实现对家族政治的长期压制。

上述现象和分析引出的重要问题是：东南亚政治反对派为何难以有效对抗家族政治，反而在多数情况下处于妥协、主动或被迫融入或被压制的状态？在东南亚国家现代化不断推进的情况下，政治家族具有何种内生的本土政治资源和功能，使其既能持续获得民众支持，维持自身的合法性和政治基础，又能在很大程度上统合竞争性的政治力量，成为维持国家政治稳定的关键力量？

▍ 现代政治中家族政治的复现：东南亚的经验与讨论

现代政治发展带来了以议会和政党为核心的代议制度体系， “主人”与“主事”的分离很大程度上旨在破除传统封建社会的父权制、世袭制等造成权力垄断及其在特定群体内循环的文化或制度弊病。 尽管如此，即使是民主代议制度“发达”的欧美国家也经历了去家族化、去世袭化的政治现代化过程，实现权力代际传承的家族政治在20-21世纪也并非罕见。从世界体系扩展的历程来看，正是荷兰的“家族国家” （familial state）所构建的精英父权制家族、商人资产阶级和世袭制国家的制度纽带推动了荷兰海外帝国的扩张及其制度创新（例如大型主权特许公司），西方资本主义的海外资本积累机制在代际家族利益的驱动下壮大了西方殖民体系，并在殖民和资本竞争中推进现代国家建设。

而从权力本身的特性来看，家族自身具有权力的垄断倾向和传承偏好。正如莫斯卡所言，当权者皆具“贵族倾向” （aristocratic tendency），“所有的统治阶级如果不是在法律上、也都试图在事实上变成世袭的”。美国精英民主研究中的经验证据证明， “在政治中，权力产生权力” ，政治权力具有显著的“自我延续性” （self-perpetuatio n）。美国国会和州议会议员乃至行政官员存在的世袭性政治权力传承现象被归纳为“权力处理效应”，即无论家族特征如何，拥有政治权力的时间越长，继承人未来获得政治权力的可能性就越大。权力的自我延续性从根本上否定了特定家族的政治才能的重要性，相反，以政党为选举机器构建动员和调配资源的能力才是家族政治得以维持的关键所在。不过，在东南亚语境下，大部分国家建立之初都缺少成熟的公民社会、高度发达的经济体系乃至“适宜”的政治文化，家族政治的生产及其影响兼具显著性和系统性，难以仅从选票逻辑理解，其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家建构、政治结构以及本土政治文化有着密切关系。

从国家建构视角来看， 家族政治生成的核心逻辑是国家建构过程中特定家族或个人成为与民族历史、独立斗争以及国家建设“绑定”的政治标志。 在制度建设相对滞后、民众主体意识相对不足、社会文化相对传统、信息成本相对较高的国家， 政治竞争并不充分，拥有历史功绩和权威形象的领袖往往能够有效汇集民意支持，塑造非常强的政治合法性。 东南亚国家的建构经历了去殖民化、民族解放和独立斗争的历史进程。期间，几乎每个国家都涌现出引导国家摆脱殖民和走向民族独立的魅力型领袖。与国家紧密捆绑的历史功绩和遗产促使魅力型领袖得以宣扬自身作为国家公民、民族英雄、爱国者和领导者的角色，即使在领袖逝去之后，其家族成员依旧能通过媒体宣传、政治运动等方式重新唤起民众的历史记忆。例如，在印尼国家建构过程中，苏加诺等人获得了稳固的“象征性权力”来源，包括民族主义学生团体与印尼民族党等组织化遗产，梅加瓦蒂得以成为象征性权力的家族继承人。同样，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兴起的时代，东南亚国家拥有政治影响和经济实力的个人可以通过形象塑造和信息传播实现与之相近的效果。国家建构与家族政治相关联的核心纽带是特定家族利用历史功绩的遗产，唤醒民众的历史想象和现实不满，将功绩、义务感、爱国主义、忠诚等作为家族构建政治合法性和道德权威的基础。

政治结构视角关注的是现代政治中的关键制度和机构对于家族政治的催化或限制性作用。现代政治的核心功能之一是通过制度化的政治机构调和“复杂社会的相互作用”，从而维系共同体的“互惠互利和道德和谐”，因而稳定地代表和实现公共利益需要“强有力的政治制度”。据此，部分学者认为东南亚现代政治发展过程中政党和议会以及官僚机构运作不畅、治理不力乃至腐败丛生，难以得到民众的信任和支持，无法发挥聚合共识与共同利益的现代政治功能，为政治家族的崛起提供了政治机会结构。政治家族依托经济资源与社会网络关系策略性地构建与选民的联系，在塑造政治权威的同时，实现获取国家权力的目标，包括菲律宾、印尼等国的家族都在现代政治结构中展现出强大的适应性。从具体的选举竞争过程来看，东南亚的政治家族能够通过“选举优势”（包括知名度、筹款与竞选能力、社会网络以及政治关系等）尽可能实现延续权力的目标。对于特定领导人而言，在国家制度不健全并且裙带关系猖獗的情况下，其作为掌握权力的个人往往能够通过非法的方式快速获得财富、分配庇护资源，因而家族政治建构是一种相对可信的防御性策略，维持家族“政治在位”有助于防范和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政变、反腐、法律制裁等风险。

从国家—社会关系来看，地方强人在“拥有自治社会组织”的“网状社会”中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导致社会控制处于碎片化状态。碎片化社会控制模式往往在第三世界国家经历殖民统治和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中形成，地方强人通过为当地民众提供生存的关键要素，以获取支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对当地社会的控制。因而，地方强人能够“让自己或家人担任关键的国家职位，以确保按照自己的规则分配资源，而不是按照官方政策、立法规则分配资源”。东南亚各国的民主化转型阶段恰是国家最为孱弱的时期，资源丰富的个人得以利用竞争性选举制度渗透行政与立法系统，实现家族政治的构建和快速扩张。不过，具体到东南亚各国，其家族政治和地方强人的差异性分布（少数集中的寡头还是破碎化的地方利益集团）取决于阶级和国家形成的顺序（强大的土地贵族是否先于现代国家建构出现）。此外，亦有部分学者关注到了具体的宪政和政党制度对于家族政治的影响，包括以总统—议会关系、候选人为中心的选举制度、政党组织薄弱、候选人提名过程的去中心化等诸多方面。

政治文化是另一条理解东南亚家族政治的重要理论进路。民主研究范式中曾经盛行以所谓权威主义政治文化的解释模式对东南亚进行研究，认为 东南亚地区拥有特殊的本土文化制度，包括庇护主义、崇尚领袖权威等，塑造了东南亚诸多国家对于独大型政党和强国家的偏好。 这使得政治强人对于长期经历威权统治的民众而言具有独特的吸引力，带有威权特质的东南亚强人得以通过个人能力（形象塑造、输送理念）获得长期稳定的民众支持（民众内部网络扩散），从而更加容易构建家族政治。从竞选过程中的候选人—选民互动来看，候选人基于家族身份开展竞选，除了有助于动员社会和政治资源之外，还能吸引宗族网络密集地区的选民支持。同时，家族也可以被塑造为一种政治品牌，向选民释放家族后代延续长辈品格和政治属性的信号，也是既有政策得以持续运行的保证。尽管如此，本土文化并不能稳定地塑造政治竞争过程，民主化转型带来了更加复杂的政治行为体，选民偏好也并不完全取决于政治文化，新兴的城市中产、商人阶层在政治选择上更加突出经济与公共政策的重要性。

可以看到的是，既有研究普遍认同东南亚现代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具备家族政治生长的“土壤”，并从历史、结构以及文化的角度进行了相对系统的分析。不过，这对于理解家族政治何以成为维持各国政治稳定的关键因素尚无法给出充分的回答：其一，相关分析对于家族政治的广度和持续性缺少讨论和区分，陷入到具体国别特殊性的探讨之中，其在概念化、理论化和解释力等方面仍有扩展空间；其二，既有研究未能从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视角理解当下东南亚各国家族政治在政治经济层面上的复合均衡功能。因而，我们需要跳出单个领导人和家族的兴亡史，在国家现代化路线的多元竞争与政策选择这一更加宏观的框架中分析东南亚家族政治的角色、功能与作用机制，这有助于探讨家族政治何以周而复始的逻辑。

▍ 新自由主义改革与东南亚家族政治的复归

东南亚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之路是实现民族独立后逐步融入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过程。 自20世纪50年代起，以“亚洲四小虎”为代表的东南亚部分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实际上得益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基础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尽管如此，东南亚国家大都未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泰国、菲律宾和印尼等国家随着金融危机和国内政治重大变革而落入“去工业化”和“服务业化”的轨道。实际上，在西方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扩展过程中，东南亚国家始终处于低附加值的环节，制造业的发展主要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而20世纪90年代却成为东南亚国家过早转向去工业化的重要转折点，在制造业生产率尚未提高和人均收入仍处于较低水平的情况下转向发展服务业。

这一后果与东南亚各国国内政局的变化密切相关，通过激烈政治博弈上台的新一代支持自由化政策的精英与利益集团扭转了保护性的工业和贸易政策，诱发了国家能力、政治结构、利益分配等多方面的困局，为家族政治发挥政治均衡功能创造了“适宜”的政治经济环境。

(一) 新自由主义与政治变革：拆解国家能力

东南亚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多样性源自其族群结构、资源禀赋以及多元文化，而西方长期的殖民活动以及本土力量掀起的反殖民运动塑造了丰富的制度遗产。东南亚各国在经济发展、族群政策、政党制度以及安全导向等诸多方面延续了殖民与反殖民的遗产，包括越南稳固的一党制、菲律宾具有西班牙种植园制度色彩的寡头政治和美式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具有英国殖民法特质的内部安全法，以及泰国对君主立宪制与大陆法系的融合并举，等等。

在冷战两极格局和政治意识形态激烈冲突的环境下，上述制度遗产和政治结构衍生出强调统合性、安全性和稳定性的政体形式，其中以泰国、缅甸和印尼的长期军人统治为代表（另有菲律宾马科斯戒严政权、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独大型政党政权）。而冷战的结束和亚洲金融危机的接踵而至重塑了东南亚多数国家的经济政策和政治制度，越南、老挝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菲律宾、泰国、印尼相继走向民主化，柬埔寨放弃一党制、构建多党制并恢复君主制，缅甸则开始了漫长的政治与经济双重转型。 东南亚国家政治变迁的路径可谓多样，但是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的系统性变革则引导着东南亚各国的现代化发展之路。

二战后，针对如何提高市场配置资源效率的问题，新自由主义给出了鲜明的政策主张，并发展为一套系统的政治经济理论。 弗里德里奇·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等新自由主义倡导者明确反对国家在市场经 济活动中的作用，认为私有化、削减公共开支、市场开放等方式有助于一国融入全球化资本主义，从而提高经济效率。20世纪70年代是新自由主义得以大规模付诸实践的关键时期，为解决经济滞胀问题，英美两国率先举起新自由主义旗帜，而后扩展至拉美和东欧地区，新自由主义因此成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 “救治”第三世界的经济弊病、债务和金融危机的“药方”。而20世纪90年代广泛传播的“华盛顿共识”则提出了系统性的改革方案，包括国有资产私有化、浮动汇率、贸易与金融自由化、外资自由流动、取消劳资谈判制度等“极端新自由主义”政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困境往往成为适用贷款条件性、强制推行自由化经济改革以操纵他国经济的“良机”。

尽管西方诸多中左翼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如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等）同样接受了新自由主义，但是发展中国家脆弱的经济系统和边缘化的价值链位置在自由化改革后并不是经历短期阵痛，而是大多遭遇长期动荡、经济不平等和投机行为泛滥等问题。因而，新自由主义显著地成为美国霸权扩张的工具，西方国家依托自身在金融与贸易领域的优势，轻易地通过资本自由流动的方式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资产，而发展中国家则需要以逐底竞争的方式为西方资本和企业提供自由的投资环境、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更加重要的是，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性调整方案不仅是“正统经济观念”的实践，而且其背后是“超越市场的政治理性” 。新自由主义指向一种特定的国家形态， 但实际上所谓的“理想型新自由主义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构建过程中拆解了国家能力 。

首先，新自由主义将国家的公共服务职能边缘化，认为民族国家的存在大大提高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交易成本”，民族国家是“与全球化现实不符的陈旧建构” 。相比之下，新自由主义认为国家只需发挥最为基本的“监管国家”职能，即“支持牢固的个人财产权、法治以及令市场和自由贸易得以自由运转的制度”，而保障个人自由以及商业和企业能够在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框架内运作自由是“根本的善”。因而，新自由主义主张“国家的撤出”，认为国家建构的官僚制度、行政体系以及国有经济部门都是市场竞争和经济效率的“制度性阻碍”，应该将公共服务职能交给私营部门和市场力量，而国家的合法性在于其维持和培育市场的能力，其核心是司法体系和程序机构的建设。理想型新自由主义国家将提供公共产品以实现公共利益的国家基本功能进行了最小化的范围设定，实际上是将国家的公共服务职能边缘化。

其次，

菲律宾两大家族“生死缠斗”，新自由主义是祸因还是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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