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江南器物
龙骨水车
徐风
龙骨水车野史云：康熙二十八年正月，正值壮年的康熙皇帝第二次微服南巡。
去苏州、杭州，器隐镇是绕不过的。野史的笔墨有些得意，说皇帝偏不去大人巷，也没去伙头巷，而是拐进了车水巷，这里有蒸腾的烟火气，皇帝闻了很舒服。旮旯里随意摆放的各种农具，也让他觉得新鲜。一个衣衫单薄的农人，正在摆弄他的龙骨水车。皇帝问：“此乃何物？”农人正忙着，头也没抬，吆喝了一声：“搭把手，把边上那根木条递给我！”皇帝便当了他一小会儿小工，递这递那的，还夸赞他手艺不赖。后来皇帝知道了，这叫龙骨水车。心里高兴，问：“一年能做几部水车？”答：“两年做三部。”皇帝又问：“何不多雇几个人，做得快些呢？”答：“做水车容易，做龙骨难。龙骨做不好，水车就转不动。所以呢，慢就是快。”皇帝听了忒高兴，或许他想起了宫中收藏的一幅画：《耕织图》。是南宋绍兴年间画家楼璹画的，天子三推，皇后亲蚕，男耕女织，稼穑和谐。任何一个皇帝都喜欢扶犁亲耕的场面，因为土地和上天对他一样重要。
这个故事记载在一本《器隐民间故事集》里。口述者是郑量才，时年八十一岁，故事里做龙骨水车的，是他家老祖宗郑龙大，作为郑家第N代孙，他的故事听起来天衣无缝。但是，相对严谨的《器隐镇志》却没有将其收录。但在“农事”一章里，对当年郑龙大做龙骨水车，以及其他农具，却有一些简略的介绍。
但凡野史故事，难免会有一些夸张。本地的执笔者还算有敬畏之心，并没有像志怪小说那样信马由缰。郑龙大这个名字，时常出现在器隐镇的文史资料里。一个古代的老农，为什么大家放不下他？
说郑龙大，先得说说彼时农人的地位。
单是在明代末年，器隐镇已然有一万余人口，号称太湖西岸第一大镇。其中商贩521户，2086人；农人283户，1136人。到清代嘉庆年间，由农民转成小商贩的有276人……全国解放后，原来的小商贩又变回农民的，有221人。
《器隐镇志》
一万多人，一天要吃多少粮食，最早的两百八十三户农民里，能有多少壮劳力种粮种菜？在遥远的古代，要统计这些细枝末节，当属苛求。按器隐镇明代以来的布局，但凡农户，都在水车巷里居住，这条巷子有点长，后来还在不断沿河岸延伸——有些亦农亦商的户头，农忙趴在田里，农闲穿街走巷，捣腾点生意贴补家用，也在这里安居了，应了当地的一句俗语：绸不搭布，穷不搭富。但真正的种田户就那么多，他们一年能种多少亩庄稼，靠他们，能喂得饱这上万张嘴吗？
结论当然是否定的。器隐镇民俗馆倒是保存了一些残缺不全的古文献，但它们并不能向我们提供详实的记载。好在，有一本不搭界的闲书，《食在宋朝》，在介绍南宋临安市民的日常生活时，对当时每人每天所需口粮做了相对精确的估量。其中有一个数字是两升，按宋末元初文人方回《古今考》中“人家常食百合斗，一餐人五合可也”的说法，五合为半升，三餐为一升半，加上酿酒、养殖等耗费，每人每天两升口粮，应该是维持起码正常生活的最低标准。
从器隐镇到临安，古时快船一夜加半昼就到了，两地都属江南。这里的意思是，把临安百姓的口粮标准挪到器隐镇来，应该大差不差。
按此计算，一万余人口，每天消耗的粮食，应该在两万三千升以上。
器隐镇的车水巷里，总共住着不到三百户种田人家。即便每家出两个劳动力，也凑不齐六百个种田人。按他们耕种农田的面积，无论如何也填不饱全镇一万多人的一日三餐。
幸亏有漕运。是的，正是漕运，得以将各地的粮食周转调剂。大家的口粮虽然不是政府配给，却是由政府运输的。普通老百姓当然要花钱买米，官员和官员家属，则享受免费供应。
也就是说，仅靠水车巷里那些种田人，根本就填不饱器隐全镇人的肚子。但是，他们的存在提供了一种依据，让“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成为家喻户晓级别的口头禅。
郑龙大后来才知道，当时帮他“搭把手”的那个面白羸弱、淡眉重耳的男子，就是当朝皇上。这个造化太大，但他并没有吓到尿裤子。在车水巷里，他依旧快快活活地忙碌——天子也是人嘛！有啥稀奇的？这话是私下里在田埂上说的。
由此看来，康熙年间一个江南农人的地位，可能并不比今天的差。按照“士农工商”的排序，当时农民的排位仅次于文人。大大方方地排在手艺人和商人前面，一点都不寒碜。郑龙大在器隐镇受尊敬的程度，并不低于我们今天的所谓“种田大户”甚至“劳动模范”。自然，当时的农耕社会，不会有今天这样层出不穷、叠床架屋般的各种荣誉。
他熟谙一年二十四个节气中的一切农耕细节，如果我们采用抽签的方式，来考查郑龙大对农事的掌握，对农谚的熟悉，对农具庖丁解牛式领会的程度，那么，徐徐向我们展开的，应该是一幅带有古代人间烟火气息的《耕织图》长卷。
不妨，先从正月开始吧。
以郑龙大祖辈农家的身世，他应该只是个目不识丁的庄稼汉。但他命好，早年父亲在一个当地有声望的郭乡绅家中做长工，该家族所有的孩子，都在郭家祠堂读书，塾师是从苏州请来的，年俸三十两银子。郭乡绅此人有洁癖，他特别见不得不识字的孩子，大凡村上旁姓的孩子，只要愿意，都可以去郭家祠堂旁听，譬如郑龙大，因为常在父亲身边，便也去祠堂里蹭课。几年下来，居然也背得《三字经》《弟子规》之类。肚里有点墨水的人，总是不太一样，他只要站到田埂上，必定是口吐莲花、妙语连珠的。比如农谚，比如歇后语，又比如对农事的解析。正月十五闹完元宵，按照郑龙大的规矩，正月十六日，最懒的农人也得下田了。正月里，地下的阳气开始升腾，所有的麦地必须细锄一遍。等于给一个睡了一冬懒觉的人松松筋骨。此时的农谚在他口中，就如呼吸空气一样吐纳自如。
正月罂坑好种田，锄头尖上白米甜。
什么意思？罂坑就是旧年把青草沤在坑里用泥巴盖住，让它发酵成肥料。开了春，得把泥巴扒开，将肥料撒到田里了，然后，你得给麦地松土，怎么锄？他自己先干开了，用的是那种两头尖尖的麦锄，两腿摆成弓箭步，挥锄起落，一垄一垄，细细匀匀，像用一把梳子，梳理着还在冬眠的土地。郑龙大锄过的地，像毯子一样平展，阳光下的泥土，闪烁着黑油油的光泽。他的麦锄跟别人不太一样，两头尖出很多，中间的弧度，像弯月一样。锄头与锄把的角度，就像一个弯起来的胳臂一样。它不是直来直去的铁板，而是刀口轻薄，慢慢向后长出坡度，本地方言称“肉头”，刀刃特别锋快，锄把的手感称绝，捏在手里，像是自己又长出一条胳膊一样来劲，用的是本地刚竹，黄皮壳，比毛竹细一圈，某些节疤用烟熏过，略略有些弧度。锄头挥舞下去，锄把在空中是有韧劲的，那是一种恰到好处的弹跳。
车水巷里的种田人，若是能请到郑龙大装一把锄头，那他就是个有福之人了。
此话怎讲？因为锄头是种田人用得最多的农具。经常的情况是，在地里锄着锄着，锄头就脱把了，也有因为锄头柄装得不好，锄起地来费劲，别人锄一亩地，他只能锄六分地。
所以，装锄把跟选择锄头，一样重要。郑龙大号称他装的锄头柄，可以用三十年不脱把。
首先，锄把要选老刚竹，竹龄在五八年最佳，年份少了太嫩，支撑不了旷日持久的农事；年份太长也不行，竹节容易开裂。刚竹取来之后要先放两年，晾在屋檐下，不用管它。自然收干后的刚竹，有一股子拗劲，需要用烟火熏一熏，把它的腰脊部分熏得略有点弧度。然后要取一段檀木，也要干燥两年以上的，檀木比较坚硬，抗得住时间和力度的磨损，但如果是新鲜的檀木，要放到烧砖的窑上烘干，否则，木质的收缩和变形，会成为锄头脱把的元凶。另外，装锄把还有一个要素，就是一段厚实的帆布。如果一时取不到可以做船帆那样厚实的布料，用旧山袜的鞋帮也行。有了这几样东西，是不是一把最牛逼的锄头就搞定了呢？否也。
最牛逼的是郑龙大装锄把，厉害就在选择锄头和锄把之间的角度上。他天天在田埂上转，对每个种田人锄地的手势、习惯基本上了如指掌。这里必须用到两个汉字：一个是“杀”，还有一个是“勾”。
所谓“杀”，就是敞，指的是锄头和锄把之间的角度太大，在田里锄不起土；至于“勾”，就是锄头和锄把之间的夹角太小，不能传递锄田人投入的力量，不小心还会锄到自己脚上。
郑龙大爱吹牛：他装的锄头，轻巧、省力、锄起来利落，抵得上多吃一碗干饭。
确实，郑氏版锄头用到最后，磨损的锄口像上了年纪老人的门牙，锄把也有开裂的迹象，但是，锄头与锄把的契合处没有半点松动。
器隐镇郊外的大片农田，郑龙大只占几十亩。但是，人们常常看到他像一个坐拥万亩庄园的大财主，巡视自己的领土一样，在一眼看不到尽头的田塍转悠。农民们见了他，并不似臣民见了国王，而是自家的一个长辈，各种恭敬，都是自发。
（选读完，全文刊载于2024-5《收获》）
徐风一级作家。有著述20部，500万字。作品被译介为英、法、荷、俄等多国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