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史籍对“张献忠屠蜀”的确有夸张之处，但并不妨害“屠蜀”事实的完整性
清初以降，有关张献忠屠蜀的史籍汗牛充栋，必须承认，部分史籍记载“张献忠屠蜀”确有失真之处。
比如，张献忠将四川人都杀光了，不合史实，如果属实，那么清军入关之后不用花十多年时间和南明军队在四川进行艰苦的拉锯战。
任乃强著《张献忠屠蜀记》
张献忠入川的时间仅有三年，实际控制区域仅在川西，屠杀政策不可能殃及全川。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张献忠屠蜀”是被清朝嫁祸的。
众多史籍中，清朝官方文献仅有《明史》记载了“张献忠屠蜀”：“献忠黄面长身，人号黄虎。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3]
该记载肯定有所夸张，当时四川总人口都没有六万万。但要注意的是，《明史》乾隆年间才正式刊行，此前就有许多事关张献忠的“私人野史”出版。
如沈荀蔚所著《蜀难叙略》，作者父亲是晚明成都府华阳县知县，张献忠攻陷成都时，因誓死抵抗而被杀害，当时沈荀蔚只有七岁，奔波流亡二十多年后重回故里，写下了这部血泪史。“载笔伤心，一字一泪，其间沧桑涂炭之情状，诚有绝无仅有者耳。耳目所及，举不敢遗，以备省览。”[4]此外，诸如傅迪吉所著《五马先生纪年》[5]等作品，也是作者亲历“张献忠屠蜀”的回忆录。
这些私人著作都是亲历者的历史记忆，都记载了张献忠屠蜀的残忍史实。随着著作的传播，个人历史记忆可能会影响到大众的集体历史记忆，所以，民间传说[6]中的张献忠亦是一个屠杀者的形象，但也都是对那段恐怖历史的记忆，这些不可能是为了迎合清朝嫁祸、帮助建构政权合法性而作。
再者，只有当官方历史书写与个人历史记忆、集体历史记忆并不吻合之时，才有可能存在官方篡改历史的嫌疑。在这些林林总总较为相似的“张献忠屠蜀”记忆中，成书较晚的官修正史又何须故意嫁祸张献忠？
就连受张献忠优待的传教士也记载了恐怖杀戮，“屠蜀”说不可能子虚乌有
退一万步讲，就算现在看到的亲历者恐怖的历史回忆，有迎合清朝嫁祸张献忠的政治目的，但当时的亲历者、来华的传教士，也有类似记载，就更没法解释为“建构政权合法性”而“嫁祸”说了。
这两位传教士是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类思（Ludovicus Buglio）、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Gabriel Magallaens）。
崇祯十年，利类思来华，先后在江南和北京传教，崇祯十五年起入川传教，安文思与他同行。
《圣教入川记》
张献忠攻陷成都前，他们逃入山中，不久为张献忠的军队所获，不过，他们不仅没有被杀，反而得到张献忠赏识，令其制作天文仪器。顺治三年，张献忠在西充被清军射杀，二人被擒获，随军辗转到了北京。
从崇祯十五年入川，到顺治四年出川，他们在四川住了五年时间，还在张献忠军中呆了两年，与其有过较多接触。后来，安文思根据他和利类思在川经历写成《张献忠记》。原书为外文，流传极少。民国时法国传教士古洛东（Gourdon）将其改写成中文，名为《圣教入川记》。
如果说清朝官方和地方士绅写的“张献忠屠蜀”可能为政权服务，将四川人口减少的锅甩给张献忠。这本由传教士用外文所写的著作，就完全没有必要抹黑张献忠，更何况作者本人还受到张献忠的优待。因此，《圣教入川记》中史料的可靠性非常高。
在传教士的“异域之眼”中，张献忠“待人无恒，时而爱之，时而恶之，百姓官吏，多死非命。”与其他汉文史籍中对张献忠喜怒无常、狡谲嗜杀性格的记载如出一辙。后来，张献忠又因离川入陕受阻，“深恶川人，以为汉中及各处之败皆由川人使之，故大加杀戮，已杀去川人十四万之多，似将川省变为旷野，无人居住。”
张献忠疑心很重，总觉得有人通敌。离开成都之时，张献忠以百姓等已暗通敌人，勾引大队入川，下令剿洗全城，不留一人。安文思在成都东门上，亲眼见无辜百姓男女被杀，呼号之声，惨绝心目，血流成渠。安氏心如刀割，却又欲救不能。[7]
考虑到张献忠一直处于流动作战，并未将四川视为大本营，所以在离开四川时实行焦土政策的可能性极大。
综合以上，“张献忠屠蜀”，绝非子虚乌有。
“张献忠屠蜀”被清朝嫁祸的观点，自民国以来就存在，建国后又因特殊背景得到发扬
终清之世，没有史家质疑“张献忠屠蜀”。到清季民初，孙中山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明末清初满汉矛盾被唤醒，民族主义者眼中，作为满清对立面的张献忠形象与此前的屠杀者迥然不同。
首次提出张献忠屠蜀是被清朝嫁祸的是萧一山，其在《清代通史》中写到：“满汉兵丁所杀，殆不下于献贼……盖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事，到处行之，而川人真靡有孑遗矣。清人纪载胥以此归之献忠，殆成王败寇之公例，其实未必然耳。”[8]
而在左翼学者眼中，张献忠不仅是满清统治者的对立面，也是地主阶级的对立面。郭沫若曾说：“四川在明末清初的时候遇到过一次很大的屠杀，相传为张献忠剿杀四川。四川人爱说：‘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这虽然不免有些夸大，但在当时，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相互屠杀的数量一定不小。”[9]
张献忠家庙中的张献忠像
建国之后，学界关于农民战争的研究都致力于塑造农民起义领袖光辉的形象。此时若再提“张献忠屠蜀”，显然政治不正确。
就连明清史专家谢国桢先生也认为，张献忠“并没有杀多少人，所杀的不过是地主阶级而已”。[10]
改革开放后，学界逐渐走出阶级史学，曾占据主导地位的史学“五朵金花”风光不在，农民战争研究作为“五朵金花”之一也渐渐无人问津。
但此前关于“张献忠屠蜀”的讨论基本达成共识，即张献忠确实有屠杀行为，但并没有史籍记载的那样夸张，造成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主要原因是长期战乱，包括张献忠、南明、清军、吴三桂之间的战争。清朝史籍中记载“张献忠屠蜀”是地主阶级的反动宣传，用当下时髦的话讲，是为了建构清朝政权的合法性。
张献忠先生的说法或为上述观点的余绪。
[1]张献忠：《“张献忠屠蜀”与清朝政治合法性之建构》，《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5期。
[2] 胡昭曦：《张献忠屠蜀考辨——兼析“湖广填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
[3]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三百九《流贼》，中华书局1974年，第7976页。
[4][清]沈荀蔚：《蜀难叙略》，收入缪文远主编：《中国西南文献丛书》第88册，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13-414页。
[5][清]傅迪吉：《五马先生纪年》，收入《圣教入川记》书中，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9-139页。
[6]张武德、张洪流编选：《四川张献忠传说选》，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
[7][法]古洛东：《圣教入川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5-27页。
[8]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45页。
[9]郭沫若：《少年时代》，《沫若文集》第六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9页。
[10]谢国桢：《农民起义与张献忠》，《历史教学》195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