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讲师皮正德：同样是模拟法庭，检察官等实务工作者更强调证据的分析和运用，而法学老师的模拟法庭和案例往往更偏向理论，更关注的是对法条的理解和适用。
最高检自2023年10月启动“检察实务专家进校园”活动以来，已向高校推荐了238名检察官，他们先后走上21所高校的讲台，为超过2.2万名学生讲授检察实务课程。
2024年10月，上海市检察院检察官何艳敏到中国政法大学授课。（受访者供图）
阳光包围着褐砖白柱筑就的工程馆，在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2025年1月10日，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224教室里仍有寒意。12点55分，上课铃响，宣告下午第一节课开始。
这是凯原法学院2023级法律硕士秋季学期最后一堂课。台上授课者是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的检察官张文秀。过去近二十年，她更多时间出现在看守所、检察院和刑事案件法庭的公诉席。但当天，她站在高校法学院的课堂上。
“昨天下午，北京市检察机关正在评选各业务条线的专家。像我这样的老检察官，也得像小学生一样坐在那里答题。”张文秀语速平缓地说，“那只是内部的一次考验，事实上，我们每天都在接受每一个案子的考验。”
接下来的3个小时，她的法庭辩论实务课要接受六七十名学生的“考验”。只有她自己知道，面对学生，比面对被告人更紧张。
自2023年10月最高检启动“检察实务专家进校园”活动以来，最高检已向高校推荐了238名像张文秀这样的检察官，他们先后走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21所高校的讲台，为超过2.2万名学生讲授检察实务课程。
授课结束一周后，张文秀还是有些遗憾——她觉得当时应该坚持在上海交大的课堂上以模拟法庭的方式开展授课。
从检19年，她几乎办理过所有类型的刑事案件，既是法庭实务的专家，又身兼国家检察官学院的教官，长期给一线刑事检察人员做法庭讯问、法庭辩论等实务技能的培训。
“上课前我犹豫了好几天，考虑到同学们马上要期末考试。”张文秀回忆，最终她放弃了模拟法庭的实训，选择以讲授为主。
两个月前，她在最高检“检察实务专家进校园”合作高校吉林大学的讲座上设置过一起关于盗窃案的模拟法庭。案件设定是在江南市江北区的一个夏夜，一位喝多了的男青年发现路边有一辆车未关窗户，伸手顺走了车上的香烟、7万元现金和一枚芯片。没多久，他就后悔了，返回现场，准备放回车里。但此时车主已经发现被盗关上车窗后报警。
这名男青年没办法把财物悄悄地放回去，被已经看过监控的民警抓了个正着。这个男青年涉嫌盗窃罪，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他坚称自己无罪。
男青年到底有没有罪？若有，严重程度几何？
张文秀为此提前准备了一份35页的模拟卷宗，包含笔录、刑事责任能力鉴定意见、监控录像、微信聊天记录等一系列证据，囊括逮捕证、谅解书、起诉意见书等文书材料，形式规范到每一份材料都有对应的签名、手印和印章。
讲座上，她把参与的学生分为公诉团队、辩护人团队、审判团队和被告人4组。由控方写公诉意见和答辩提纲，辩方准备辩护意见，双方唇枪舌剑几轮后，再由张文秀总结点评。
吉林大学法学院的老师向张文秀感慨：“本以为我们的模拟法庭很不错了，没想到检察官一来讲，（我们的）问题还是有这么多。”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讲师皮正德也有类似的发现：同样是模拟法庭，检察官等实务工作者更强调证据的分析和运用，而法学老师的模拟法庭和案例往往更偏向理论，更关注的是对法条的理解和适用。
讲座结束后，不少学生加了张文秀的微信，追着她提问。问题甚至超越了课堂讲授内容：有的年轻人请她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提提建议，有的询问某一个罪名构成要件的争议……很多问题都非常贴合实际。
一个同学问她，丢包捡包类的犯罪案件应该定盗窃还是诈骗？这是一种主要针对老人的诈骗手段——骗子给老人制造捡到钱款并一同分赃的假象，让老人拿出自己的钱财作为保证金，趁机拿走并找借口离开。等老人醒悟过来，才发现原来钱包里的钱都变成了冥币。她介绍了类案办理经验，心里不禁感叹，“孩子们一点都不简单”。
事实上，在最高检向高校提供的“菜单”上，张文秀的法庭辩论课只是三百二十六分之一。
这326门课在囊括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公益诉讼“四大检察”的基础上，还包含了检察理论、检察综合业务、检察思政课等内容。课程的形式，除了讲授式教学，还有案例研讨和法庭模拟等。
最重要的是，课程主题与司法热点、前沿问题息息相关。有检察官从辛龙故意杀人案切入，讲授重罪案件证据审查有关问题；有的检察官讲行刑反向衔接案件的审查重点何在；还有的检察官介绍正当防卫与疑难案件的处置经验。
未成年人案件的办理亦备受关注。据南方周末统计，有三分之一的高校都选了相关课程。
2024年10月，浙江湖州市检察院的章春燕就被邀请到华东政法大学去讲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下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办理路径”。她深耕未成年人检察，积累了丰富的实务经验和学术成果。为了让讲座内容尽可能地通俗易懂，她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思考和表达，注重问题与问题、章节与章节间的逻辑衔接，“每一章讲解结束后，我都会梳理和提炼重点，确保他们能够全程跟随我的节奏”。在正式上课前，她还会掐表试讲几遍，确保一定不会超时。
像章春燕这样的检察实务专家，是如何遴选出来的？最高检政治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从2023年开始，最高检政治部分两次向全国检察机关发文选报检察实务专家，还限定了报名人数。当时的要求是，最高检每个检察厅限报3名，各省检察机关限报5名。
一位检察实务专家告诉记者，因为挑选的是“实务专家”而非“实务骨干”，“意味着不仅要案子办得好，还得有讲课经验或能力”，敢报名的人就不多。报了名再提交课程内容，从基层检察院到省检察院开始层层筛选，再由最高检对报上来的人选和课程内容最终把关。
这些实务专家里，既有最高检领导、地方检察院领导，又有全国检察业务专家、全国检察教育培训精品课程主讲教师和全国十佳公诉人等。其中，最高检实务专家62名，省级检察院副检察长6人、地方各级检察院检察长34人。
章春燕既是湖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又是第五批全国检察业务专家。在她上课的那一天，华东政法大学明法楼可容纳近百人的教室里挤满了人，有自己搬凳子挤在角落的，有坐在地上的，还有十几个学生站在教室后面听完了整堂课。
2025年1月10日，上海交通大学向检察官张文秀颁发聘书。（受访者供图）
法学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法学院校邀请法律界实务人士做讲座也并非新鲜事。
不过，这种“邀请”通常是点对点地联系。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助理肖宝兴告诉记者，学校邀请检察官和法官进校授课，通常有两种途径。“第一种是老师私下联系相识的人，再通过学院给检察官或法官所在单位发函，第二种则是学院根据课程安排向检法发函沟通。”
肖宝兴表示，中国政法大学在2015年11月开设了《司法前沿讲堂》的通识选修课，自此每年给最高检和最高法发送公函，商请各推荐3-4名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较高理论水平的检察官和法官进校授课，每堂课180分钟。
在肖宝兴看来，这种点对点联系的不便之处在于：能邀请的人士相对受限，“主要是在北京工作的检法工作者”，除了授课时间外，还需要针对课程内容反复沟通。
2022年秋季学期，最高检政治部经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沟通协调，试水有组织地请检察官到高校授课。那个学期，最高检组织了包括最高检检委会委员在内的8位检察官授课。
2023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提出法治工作部门要加大对法学院校的支持力度，做好法律职业和法学教育之间的有机衔接。
同月，在一场会议上，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提到他们开发了十几门经典案例课程。这启发了与会的最高检政治部的一位处长。她在会上介绍，检察工作蕴含着最前沿和生动的案例经验，系统内亦有大量针对检察官的课程和师资，本身就是实务课的富矿。下了会，时任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王健教授立刻向她发出合作的邀约。
在最高检党组的领导下，“检察实务专家进校园”活动很快开始筹划。实务专家选好了，课程体系也逐渐明朗，但“菜单式”课程自由选学对高校而言还是有些陌生——只需要勾选课程即可，没有任何限制。
“最初是我们‘上门推销’”，最高检政治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有的高校起初持观望态度，只选了几节课，但在第二轮选课时数量立刻增加到十几节。
初期，“检察实务专家进校园”活动只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10所高校达成合作。到2024年时，合作高校已逐渐扩展到21所。最高检政治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活动开展一年后，“菜单”里85%以上的专家都去高校上了课。高校则减少了不少协调工作，肖宝兴表示：“我们虽能自行邀请各地的检察官，但对他们而言，由最高检统筹去外地授课更具吸引力。何况有了‘菜单’，我们只需优中选优。”
对于检察实务课，高校亦有不同的承接模式。例如，清华大学法学院将此纳入研究生学位课程体系，实行学分制管理，并将期末考试成绩纳入学分计算。上海交通大学则将实务课嵌入研究生课程《模拟法庭训练》中。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党委副书记关汉男对记者表示，这门课的专任教师会根据课程设计嵌入检察实务课，从而确保各模块的衔接符合学生的认知和学习规律，同时讲授内容也能够根据教学需求进行优化和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