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占领北美市场，突破千亿市值，中国新药企业只需做到...

文/张楠

 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里程碑事件，表明ICH认可中国药品市场足够大，也给予中国一定话语权，共同参与修改和制定法规文件。在ICH成立之前，世界各主要国家药品上市有不同的法规要求，这对一家医药公司实现跨国药品上市销售造成困难，由此成立ICH。如果中国加入，一方面提高临床研究和评价的技术水平，能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也将减少国际大型医药公司在华上市的麻烦与障碍，让中国创新药走向世界的征程更顺畅，因为中国临床试验所采用的标准就是世界的标准，是全球认可的。

之所以现在才加入ICH，因为此前中国医药市场与世界三大主要市场（美国，欧盟和日本）比几乎微不足道。人口规模虽大，但过去医药品消费能力不足，近十年，中国医药消费才达到一定水平。十年前的医药市场不能引起国际制药公司的足够重视，所以今天中国繁荣的药品市场是ICH接纳中国，成为成员国的主要原因。

这些年，中国在基础研究领域发展很快，但临床研究水平和能力薄弱，这从国际顶尖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量上有直观反映。一流杂志上鲜有中国临床医生发表的临床试验文章。中国临床试验资源相对还比较缺乏，总体上，临床研究的质和量都明显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虽然近年来有明显增长，但仍和我国的人口规模，综合国力不相称。这都不利于创新药物走进国际市场，加入ICH能促进中国临床研究水平的提高，让中国企业受益。

袁洪波表示，放眼全球，环顾排名前十的著名药企，其每年销售额均在数十亿或百亿美元级别。它们的共同点是产品销往全球，没有一家仅局限本国市场。这表明中国制药企业考虑国际市场，寻求海外发展也将是必然趋势。目前来看，这点已普遍形成共识，毕竟科学无国界，医药企业也需要面向世界，才能发展壮大。

如何走向世界？至少有三个可选项。第一是合作，主要与国外药企或研究机构开展合作；第二，实力雄厚的大企业可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比如恒瑞，大约十年前就开始寻求走出去，在美国新泽西成立了恒瑞美国分公司。毫无疑问，恒瑞下了一步妙棋，如今市场估值近1000亿元人民币的这家民企，无疑已从走向海外的过程中获得丰厚回报。“我大约十年前就开始关注药企跨国发展，非常认同恒瑞的发展战略和远见”，袁洪波认为，“一个公司想要发展壮大，就应该采取类似恒瑞的模式”。

第三条路径是海外并购，现在也如火如荼。中国大型医药集团在海外购置中，小体量的制药公司已成为一种现象，如三胞集团的并购案，就将一款治疗前列腺癌的药物收入囊中。如深圳高特佳投资集团已准备协助中国医药企业到海外进行并购。所以，合资合作、办分公司、并购是走向世界的可能路径。

袁洪波表示，三种路径各有利弊，最稳妥地是先开展合作，这样能很好地积累资源、人脉，熟悉当地环境。合作的优势还在于前期不用大力投入，因为合作对象也能分担风险，所以合作的模式对中小企业是最佳选择；大公司可直接建立分公司。而并购的风险较大，需要考虑如何留住被并购企业的人才和技术不至于流失，且有跨文化的管理风险，此外对当地政策环境，市场环境不了解都是额外风险。都需要循序渐进，早做准备，进行前期铺垫。这里要提一下，北美有一大批高素质的医药领域的华人，华侨，他们跻身于国外高校科研机构，政府机关及跨国制药企业，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既了解当地文化，又了解中国文化，沟通也更方便，是企业跨国发展不可多得的人才资源，可以有效帮助企业克服以上种种困难，降低风险。

伴随上述挑战的是可能的巨大收益，这也是机遇所在。虽然中国医药企业与西方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差距，但走出去就能参与国际市场，有机会缩小差距，能快速提升创新与科技能力，快速接触前沿的新理念和方法，及时接触治疗领域和新药研发的最新趋势，避免不必要的陷阱，最终实现企业跨越式发展。

今年5月20日，CFDA宣布彻底取消临床试验机构的资格认定，改为备案管理。同时鼓励社会资本投资设立临床试验机构，提供临床试验专业服务。并且允许境外企业和科研机构在中国开展药物Ⅰ期临床试验。

袁洪波解释，中国临床研究水平比较薄弱，国内临床研究资源非常有限。全国共2万余家医院，在上述新政出台之前，大约只有2-3千余家医院有资格开展药物临床试验，这远远不能满足中国新药研发的需求，长期以来一直是短板。即使是三甲医院的一线临床医生，总体而言，相对于发达国家同行，其临床研究投入明显不足，研究水平也还不够；对于大多数中小企业而言，整体上也缺乏经过严格训练的临床研究人员，学科带头人和团队比较稀缺，这些薄弱环节都阻止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创新发展。如果中国药企能和海外机构联合，就能利用国外智力、科技资源和临床试验基地开发新药，加速临床研发进程。

通过临床研究合作，一方面为走向国际市场，将新药销售到世界各国铺平道路；另一方面，也能加强自身研究能力，提高临床研发水平，让投资收益最大化。

新药研发以及临床实验历来是高风险投资。“在世界范围内，只有10%~20%，甚至更低的新药成功率。即使到了三期临床，实力强大的跨国药企，也可能面临很高的失败风险。”袁洪波说。所以对于长达数年的临床研究项目，其决策者不仅要有宏观眼光，包括政策层面、临床需求、治疗领域的最新趋势、商业化障碍等多维度考虑，还需要微观层面的精心权衡和把握，如实验方法选择，病人筛选标准制定，生物靶标等主要临床终点的确定，样本量确定，数据分析方法选择等，都有很高的不确定性和严苛的技术要求，稍有不慎都将导致最后的失败。而以中国目前临床研究环境来看，中小企业尚需提升临床研究知识储备和临床研究能力。例如，创新性试验方法包括群组序列设计，适应性设计，模拟试验等已被逐渐开发和使用，包括FDA 和EMA 在内的药监机构也不断推出新的指引，鼓励药企采用这些新的试验方法和最新技术。这些不仅降低失败风险还可大幅提高试验效率，例如，减少试验所需样本，缩短试验观察时间等。

国内药企拓展海外市场，获得当地所在国家药政机构评审是第一道难关，过关后才能批准上市；第二大挑战则是，获得当地所在国家卫生技术评价机构的医保审评，进入医保才算进入药品覆盖的“保险箱”，才有最大可能获得市场预期回报。

国家卫生技术评价机构的医保审评，是以临床研究证据为基础进行评价的过程，主要包括临床疗效评价、安全性评价和药物经济学评价。袁洪波解释，评价手段是从科学角度进行比较疗效的分析。因为一般基本医疗健康支出是固定不变的，然而每年医药公司都有新品上市，只能通过比较疗效，选择更安全有效的药物列入医保名单。

中国目前欠缺这样的机制或机构，评价药品能否纳入医保的主要通路是专家小组决策，然而世界发达国家，如英、法、德、加、美等均采取卫生技术评价体系，对新上市药物进行评审再加上药物经济学评价，最终决定某药物是否能够列入医保。

新药想纳入国外医保体系，首先得提供直接或间接证据满足评审机构要求。前者指申请新药和目前已有的治疗药物之间作比较的临床研究数据，然而大部分药企都缺乏直接证据；如果没有直接证据，就必须提供间接证据。比如通过贝叶斯间接网络荟萃等数据统计方法，找出两种药物间或治疗手段间是否具有可比性，如果比同类产品有更好疗效或安全性最好，如果优势不明显，也必须提出证据表明不比已有药物表现更差。

其次是根据药物经济学模型定价格。新药企业要注意地是，药物商业化过程中要提供上述证据，且上市以后，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也要注意收集临床数据。现在国外医保评审流行一种新趋势——收集真实世界数据，需要明确药物在实际临床中效果如何，因为临床试验是在理想环境下获得数据，而实际数据才能准确反映药物疗效。新药上市后的持续性数据分析和再循环分析，找出对药物有明显疗效、安全性优势的特定人群，有利于企业继而扩大适应症，扩大市场，让商业化推广更顺利，这也是海外上市后需要考虑的细节。

总结下，如果企业产品具备和同类产品的疗效可比性，但并不具备优势，可以采取降低价格价格的手段，提升竞争力，或者考虑不再该产品上过多投入，而是将优势资源精力投放到其他产品或市场中。

袁洪波还详细介绍了加拿大的有利条件：

第一, 加拿大拥有联合国排前五位的享誉全球的医疗技术水准。各临床医生具有参与国际临床多中心试验的丰富经验和临床试验资；

第二, 加拿大的全民保健制度提供了进行临床试验质量和成本上的优势。 加拿大常规临床检验，检测和诊疗费用，都由国家保险覆盖，使得临床试验价格成本相对较低。临床试验价格，撇开汇率因素，包括劳动力，基础设施等成本，相比世界七大发达工业化国家，有明显优势，低于美国。加拿大是世界多国多中心临床试验的主要目的地之一，临床试验结果为FDA及EMA 所接受。所以国内药企以加拿大为基地，再扩展至北美各地是风险最低的推荐策略。

第三, 加拿大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样化的国家之一。 大大丰富了病人样本来源，增加临床试验数据结果的普适性, 有利于开展临床研究, 适合推荐新的治疗方法给不同的族裔患者群体。对跨境跨区域的上市申请，包括美国FDA，欧洲EMA及亚洲中国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申请更为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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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加拿大人平均受教育程度很高，因而病人对临床科学研究的理解能力，参与度和依从性普遍更高。加拿大毗邻世界一流的研发中心，与世界医药高科技研究核心区域，如费城，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和药谷之称的美国新泽西有地理优势。加拿大拥有世界一流的研发中心，分布于渥太华，多伦多，蒙特利尔及周边大约几百公里，3-4 个小时的开车距离范围内。多伦多大学，麦吉尔大学及英国哥伦比亚大学都是世界排名前五十以内的综合医科类大学。我们位于靠近美国边境200公里的范围内，与世界医药高科技研究几大核心区，费城，波士顿及纽约和华盛顿和药谷之称的美国新泽西只有2-3 小时的飞行距离，覆盖一个约 2.亿人口的北美医疗保健品市场。

最后，加拿大政府的创新政策，鼓励各地建立临床试验协调与合作平台，同时不断加大对医疗科技研究的投入。例如, 加拿大安大略省有排名第一位的癌症和干细胞研究，魁北克有著名的中心神经和心血管系统研究所， 渥太华有心脏研究所，国家卫生研究院等。 卑诗省在基因组学研究方面处在世界领先的最尖端水平，并且还在不断扩大研究与临床应用领域。 此外，萨斯喀彻温省和阿尔伯塔省专注 在病毒学。 马尼托巴省在传染病和公共卫生研究，疫苗研究有建树。

所以互惠互利的合作机制有利于国外产品引入中国市场，同时帮助中国企业具有国际视野，站在全球业界最高起点上，汲取国际前沿动态和最新趋势。

袁洪波博士 (MD, MSc., Ph.D.), 创始人, 首席科学官, 总裁，加拿大伍德威尔-格林医疗科技服务公司。袁博士拥有25 年的包括北美制药行业临床发展，药物与卫生技术评价，药物流行病学和生物统计学的经验。加拿大药物和卫生技术署科学顾问、国际药物流行病学会（ISPE）药物比较疗效研究小组主席、国际药物经济学与结局研究协会 (ISPOR)医疗器械与诊断技术评价实证要求研究（已发表）项目主评审、美国个人化医疗协会会员 (PMC)。

2006-2010年，礼来公司研究顾问 百时美-施贵宝公司高级生物统计研究员

1998-2002年，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医学院流行病与生物统计学系获博士学位

1983-1988年，同济医科大学获医学学士学位

1993年，     北京医科大学流行病学硕士学位

1994年       获北京医科大学优秀教师奖和台湾光华奖。

他带领的公司团队致力于提供临床研究战略咨询以及创新性试验设计和复杂数据分析等高端技术培训和咨询服务; 致力于利用国外（北美）智力，临床试验基地等科技资源，促进中国创新药物跨国临床发展与国际化进程，促进实证为基础的公，私药物计划，医疗保险政策科学化决策服务；致力于开发电子医疗大数据分析技术，为临床个人化医疗提供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