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金融科技发展速度，越来越多的金融创新带来的风险问题备受关注，如何对金科科技适度监管，既保证金融创新的活力，有防控好风险，成为困扰各国金融监管者的难题。
7月8日，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监事长、上海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会长万建华发布SFI年度报告《金融科技发展的国际经验和中国政策取向》
（以下简称《报告》），该《报告》共分三篇十章，从发展、解构、监管三个维度对金融科技在国际国内的发展做了综合梳理和深入分析。
近几年，以支付行业为代表的中国金融科技发展引人瞩目，但《报告》指出，须理性看待我国金融科技在全球所处的地位。我国在金融科技一些细分领域的领先发展主要体现在交易规模上的超越，而这更多得益于我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和市场规模。然而，从行业发展的市场条件和技术水平来看，中国并无竞争优势，在全世界的排名也还比较靠后。
《报告》认为，未来金融科技必将在更大范围内纳入到审慎监管、行为监管以及宏观审慎监管的框架之内
。在国家层面上，厘清监管职责范围，纳入现有监管框架。在国际层面上，国际治理加速推进，双边合作渐次展开。
此外，
《报告》建议，要推动中国金融科技的发展，须强化以功能监管为重点的金融监管协调，并加快监管沙盒机制的试点与推广，加强监管机构与市场间的互动。
以下内容节选自《报告》。查看完整版《报告》可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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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引发的新风险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一，金融科技的普惠性强化了金融的外部性。其二，金融科技的创新性突出了信息科技风险。总体而言，金融科技所包含的金融固有风险更为复杂和隐蔽，同时信息科技风险和金融的外部性更为突出，潜在的系统性和周期性风险更加复杂。
金融科技的监管，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与技术的关系这一经典命题的再现。越智能化、越技术化，越需要治理和配套机制，以确保“技术”、“互联网”这些中性概念与“金融”这一负外部性很强的概念合在一起，能产生提升金融服务效率的正“外部性”。换而言之，如何把握好金融科技发展与监管的平衡，既要促进其发展，保证其创新活力，又要引入合理有效的监管安排，为其健康发展保驾护航。这是每一个国家金融科技领域都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从国家层面来看，全球各国为应对市场变化，为金融科技创新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纷纷推出了金融科技的应对举措，最有代表性的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建立金融科技框架。
2017年1月，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发布了《金融科技框架》白皮书。阐述了对于金融科技的六大政策目标：培育积极的金融服务创新和创业精神；促进安全、实惠和公平的融资；增强普惠金融和金融稳健；应对金融稳定性风险；优化21世纪金融监管框架；保持国家竞争力。
二是推进鼓励创新的金融科技监管安排，即监管沙盒、创新中心和创新加速器。
创新中心旨在支持和引导机构理解金融监管框架，识别创新中的监管、政策和法律事项。这一模式已在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日本和中国香港等地实施。
监管沙盒，即允许在可控的测试环境中对金融科技的新产品或新服务进行真实或虚拟测试。
该模式在限定的范围内，简化市场准入标准和流程，豁免部分法规的适用，在确保消费者权益的前提下，允许新业务的快速落地运营，并可根据其测试情况准予推广。英国和新加坡是其中的代表。创新加速器，即监管部门或政府部门与业界建立合作机制，通过提供资金扶持或政策扶持等方式，加快金融科技创新的发展和运用。
三是更加重视金融消费者保护。
一是加强信息披露，充分履行风险告知义务。如，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要求P2P平台要用大众化语言向投资者准确无误地披露投资产品的收益、风险等信息。二是完善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如，美国的P2P平台除了受到SEC的监管之外，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负责收集P2P借贷金融消费者投诉的数据信息，联邦贸易委员会（FTC）负责监督并制止P2P平台的不公平、欺诈性行为。三是加强消费者信息保护，制定相应的惩罚措施。英美等国监管当局都要求金融科技企业公布消费者隐私保护制度，且对违规行为制定了相应的惩罚措施。
从全球看，监管法治对金融科技的积极作用凸显。从各国的金融科技发展趋势来看，有良好监管的、有法治精神的国家，金融科技的发展相对比较平稳。但如果一开始没有监管安排，或者不纳入现有监管原则，再加上从业人员法治精神缺失，则可能会出问题，有的地方可能会出现反恐融资、反洗钱、消费者保护等方面的问题。
在全球范围内，
当前对金融科技的监管存在两大问题。
一是
各国监管措施各异，缺乏全球统一标准。
就各类金融科技的具体监管而言，由于各项金融科技的创新性和成熟度不同，目前各国主要考虑并实施的是对网络融资和电子货币的监管。在其他金融科技类别中，各国对支付的监管规则已相对成熟，而区块链等技术本身及其影响还处于探索阶段。总体而言，各国对具体金融科技类别的监管存在较大差异，全球对金融科技的监管缺乏统一标准，呈现碎片化的割裂状态。
二是
金融科技跨境展业，监管合作应对不足
。目前，传统金融业已开始逐步受到金融科技业的无国界竞争，但对于金融科技的跨境监管合作安排却明显滞后于跨境展业步伐，无论是在监管还是消费者保护方面，目前尚无任何机制化安排。
未来金融科技必将在更大范围内纳入到审慎监管、行为监管以及宏观审慎监管的框架之内。
在国家层面上，厘清监管职责范围，纳入现有监管框架。在国际层面上，国际治理加速推进，双边合作渐次展开。在FSB2016年3月正式将金融科技纳入其议程之后，下属的银行、证券和保险等行业委员会纷纷加速推进在这一领域的工作进程。监管框架已初具雏形，而更细化的监管标准正在工作小组层面上研究。
金融监管必须根据金融业务的社会影响和风险传染性设置监管边界，安排从弱到强的“监管阶梯”，这是国际通行做法。国际上对信用中介实施以损失吸收机制为主的审慎监管，对直接融资实施以信息披露为主的行为监管，在危机后都更加注重对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保护，这些监管传统延伸到金融科技领域。
首先是监管态度问题。
一是必须理性看待我国金融科技在全球所处的地位，从市场条件和技术进步两方面继续鼓励行业发展。从一些数据和指标看，我国在金融科技的一些细分领域确实是略微领先的，特别是在支付和网络融资方面。但这主要体现在交易规模上的超越，而这更多地还是得益于我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和市场规模。然而，从行业发展的市场条件和技术水平来看，我们并无竞争优势，在全世界的排名也还比较靠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