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伊·德·莫泊桑
《我的叔叔于勒》是一篇大家再熟悉不过的经典小说，讲述达弗朗士一家人在去泽西岛途中与离家经商多年的亲戚于勒重逢的经过。小说的体量很小，故事也不复杂，但其中的叙事技巧却值得思考。其中最有典型的是对叙事视角和叙事节奏的把握。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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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层层递进的“三重视角”
这篇文章的开头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序幕：作者“我”看到成年“约瑟夫·达弗朗士”对一位乞丐十分慷慨感到吃惊，以此引出约瑟夫的解释。
“有一天，我们碰见一个白胡子老头在向人乞讨，和我同行的朋友约瑟夫·达弗朗士竟给了他一个五法郎的银币，我见此大感惊诧，于是，他便向我解释说：
这个可怜的老头，使我想起一件往事，这些年来，他一直叫我念念不忘，我且说给你听吧：
我家原籍勒阿弗尔，家境不富裕，紧紧巴巴地过着小日子。”
在序幕之后，小说进入了正题，约瑟夫开始回忆过去。
这一段文字非常短小，但写作技巧上却十分值得玩味，因为在这篇小说中出现了三重视角：第一重视角，作者“我”。“我”听朋友讲一段故事；第二重视角，成年后的约瑟夫·达弗朗士，就是那位给乞丐施舍的好心人，也是故事的讲述者；第三重呢，是故事中的“我”，幼年的约瑟夫。
关于小说为什么要用孩子的视角讲故事就不再赘述，有关论述非常多，比如孩子的眼睛是“一视同仁”的，孩子的眼睛是“不受利益影响的”，很多小说、故事中揭开谜底的人都是孩子，比如《皇帝的新衣》。
在这里，我们需要问的是，作者“我”以及成年约瑟夫视角的出现是为什么？从写作的角度说，“三重视角”对完成作品有哪些帮助？
首先，第一视角“我”可以让表达更加真切，同时可以让小说的情绪更加复杂。
如果莫泊桑在《我的叔叔于勒》中使用其他视角，那么达弗朗士一家对落魄于勒的态度会被极大程度的窄化，甚至会单纯聚焦在“讽刺”上，而使用了第一视角之后，“我”家生活的困苦、于勒对于“我”家的意义、父母在生活希望破灭时的绝望、“我”付钱给于勒时的情感纠结都被无比真切的呈现在读者面前。
其次，是第二重视角，成年的约瑟夫。他的出现解决了小说中时间、空间、叙述者年龄对于叙述的限制。
在小说中多次出现“我”的主观判断：“我”觉得只要一见面就能认出于勒叔叔，“我”认为二姐能够被求婚是于勒叔叔来信的功劳，“我”猜测于勒叔叔一定做过乞丐。
这些论断不可能出由一个幼年孩子作出，它们是成年后的约瑟夫对于当年的回忆，有了这些论断，不仅使小说的叙述变得十分顺畅，而且创设了前后对比的情景，提高了小说的感染力。
比如，“我”曾认为自己一见面就能认出于勒叔叔，可是当“我”真正面对面脸愁容、衰老凄苦的穷苦老水手时却丝毫没有把他和于勒叔叔联系在一起。
最后一重视角是作者“我”，这个“我”除去序幕部分再也没有出现，但这个“我”又是不可或缺的。“我”是一个和读者一样的旁观者、聆听者，“我”负责把读者带到约瑟夫旁边，让读者了解他的故事，也看一看成年后约瑟夫的样子——他成了一位慷慨怜悯的绅士。
在旁观、聆听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原来情感终将战胜利益，世界还有希望，童年的故事并没有让约瑟夫变得如父母一般势利，反而让约瑟夫学会了同情弱者、同情失败者。
通过三重视角，小说的叙述变得更加顺畅，含义也变得更加丰富。
二、偶然与必然的平衡
《我的叔叔于勒》的高潮是约瑟夫一家与贫穷、落魄、凄苦的于勒在甲板上的重逢，所有的人物关系和故事线索在这里交汇。
可是，如果我们静下心来想一下，这次重逢其实是一次非常偶然的事件，偏偏就在这艘船上、偏偏就有约瑟夫一家、偏偏平时会待在船舱里的于勒出来卖牡蛎，甚至可以更大胆地问问一句，如果他们没有和于勒重逢小说该怎么继续？
小说需要寻找生命的必然性，那些关于命运、人性、人生的必然，但小说又需要偶然性，在那些偶然的突发事件中把主人公逼到绝境从而展示必然性，但是，如果读者感觉到小说中的偶然因素太多，作者所展示的必然性就会缺少力量，所以任何一个伟大的小说家都需要小心谨慎地拿捏作品中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平衡。
在《我的叔叔于勒》中，莫泊桑是通过控制叙事节奏来平衡偶然与必然的。
在小说的序幕就布置了一个悬念，“我”看到约瑟夫施舍给老人五法郎，五法郎是什么概念？从后面买牡蛎可以估算出，大约是几十元人民币，对乞丐来讲这不是一笔小钱，于是“我”惊讶了。
约瑟夫马上解释到，他这么做是因为有故事，现在要把这个故事讲出来。但约瑟夫并没有一张嘴就介绍“于勒叔叔”，而先说自己幼年时家庭贫困，这就是在为于勒的出场做准备。
这样一个贫困的家庭在每个周末却要打扮的庄重体面，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去海边。
为什么他们每周末要去海边？ 因为他们除了游玩之外有一项重要任务——翘首期盼于勒叔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