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变成这样，都是手机惹的祸吗？

正文

我们的世界由屏幕构成。曾经是电视，接着是电脑，而现在是手机。

你说，手机会破坏我们的生活吗？比如， 它会让我们失去同理心、被倾听的体验或被理解的快乐吗？会让我们更孤独吗？

美国学者特克尔说“会”，前段时间，她出版新书《重拾交谈》（Reclaiming Conversation），同《群体性孤独》一样关注科技与现代生活，书中说手机正在侵蚀整个美国社会的伦理，危机已到来。因为人们无时不刻在说话，但和家人、朋友、同事或爱人在一起的时候，都会对着自己的手机，却不相互交谈。

而在中国，实际上，还有一些更为形象的说法或“段子”。在大学课堂上，数据流量使用得越多，被认为教师讲课（吸引力）越差；越是盯着手机看，越是证明你在对方心中不重要；躺着刷屏的姿势神似十九世纪的吸鸦片。

这时候，一个叫“低头族”的词应运而生。 它象征着一种手机时代的新动作，在地铁，在公交，在餐桌，在你所见所闻的地方。

按照特克尔的说法，面对面交流才最具人性，也最通人情。这在于，面对面交谈是一种相互间的完整呈现。然而，在本文作者徐贲（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看来， 面对面的交谈照样可能只是一种社交寒暄，甚至充满欺骗和虚假，而绝不等同于真诚 。如果不考虑更大的生活制度环境，特克尔的判断只不过是一厢情愿，是一种反机器主义。真正能破坏交谈的是人，是生活环境，而不是机器，不是手机。

那么，你觉得呢？罪魁祸首是手机吗？或更普遍的一个问题是，人类历史上曾经遭遇过的苦难、欺骗、孤独，都是机器造成的吗？

撰文 | 徐贲

我们无时不刻在说话。我们会发短信，发帖子，在网上聊天。身处满是屏幕的世界，我们甚至觉得更加轻松自在。和家人、朋友、同事或爱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对着自己的手机，却不会相互交谈。我们都承认，自己宁愿发条信息或发封邮件，也不愿见一面或是打个电话。 这种新的媒介化生活已使我们陷入一种困境。面对面交流其实是我们所做的最具人性，也是最通人情的事。面对面交谈是一种相互间的完整呈现，我们可以学会倾听，培养同理心，还可以体验被倾听和被理解的快乐。 ——摘自《重拾交谈》中译本第2-3页

私人交谈的公共生态环境

扭曲交谈的，真的是手机吗？

在美国，特克尔的《重拾交谈》有其对现实社会和人际关系伦理问题的讨论价值。她讨论的是私人交谈，重申的是在美国私人交谈的一些基本伦理价值：真诚、同情、家人的亲密情感维系等等。

特克尔认为，美国人开始运用数码技术，将它用作一种修补交往不足的工具，为的是维持亲密的人际关系。一个人出门在外，独自在旅馆里，寂寞难耐，所以需要用手机联络朋友，恋人或家人。这种联络方式起初只是“聊胜于无”，但却不料让人们依赖和迷恋上了手机，渐渐觉得“手机比什么都好”。手机成为一种对使用者产生了人性异化作用，让他们对真诚的人际关系变得麻木，尤其是丧失了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同理心。

如何来纠正这种情况，重拾真正的对话呢？特克尔提出了“三把椅子”的理论（在书的最后一章里又添加了第四把椅子：人和机器的交谈）。

这个想法来自美国作家亨利·梭罗。1845年，梭罗为了学习如何更“审慎”地生活，远离人群中那些无休无止的唠叨，搬到了马萨诸塞州康科德的瓦尔登湖畔的一间小木屋生活。他说，小屋里有“三把椅子，独处时用一把，交友时用两把，社交时用三把”。特克尔引申了这个说法，将这三把椅子视为人与他人交际的良性循环链上的三个点，将谈话与同理心以及自省能力联系起来。

那就是，独处是我们发现自我的时刻，我们会做好与他人交谈的准备，聊聊自己的真实感受。当我们建立了安全感，就能够倾听他人的诉求，真正听到他们不得不说的心事。在与他人交谈的过程中，我们会更善于进行人际真诚内心互动的同理心对话。

然而，她没有涉及私人交谈与公共交谈的区别 ，这或许是因为在美国，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区分是明确的（至少是相对明确的）。她在集中讨论私人交谈的时候，把这种交谈与公共交谈的区别给忽略或省略掉了。

虽然我们不必特别以此去评论《重拾交谈》对美国读者的可能影响，但是我们不能不关心它被翻译成中文后，在中国读者那里可能造成的误导。《重拾交谈》被翻译成中文，并在一个与美国社会完全不同的语境中被阅读，这时候，它一些主要结论的缺陷就暴露出来了。在人们普遍使用智能电话之前，社会中的私人交谈是否真的存在特克尔所要“重拾”的真实、真情、信任、亲密和同理心呢？如果交谈生态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很难想象有可能“重拾”特克尔所理想化的那种真诚、信任、亲密、同理心的面对面交谈。

特克尔认为，破坏她那种理想化面对面对话的罪魁祸首是智能手机，在美国也许有人赞同她的观点（不赞同的也大有人在），但在中国，这样的观点便显得十分简单幼稚。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真诚、信任、关爱、同情、恻隐都是普通人向往的社会人际价值，如果这些价值遭到破坏，看上去是相似的现象，但原因会是完全不同的，破坏的严重程度也会不同。

人们使用智能手机并不只是为了交谈，而且也是为了许多其他“有乐子”的事情：绝大多数人在这个互联网上赚钱、爱国、追星、购物、打车、访友、找对象、玩游戏、创造“鹿晗的粉丝帝国”那样的新事物。在智能手机来到这个世上之前，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就已经警告世人：找乐子可能让人对严肃的事情失去兴趣（其实古人早就有“玩物丧志”的说法）。他称之为 “赫胥黎”效应。今天，“玩手机”不过是让原来就已经在娱乐至死的人们多了一种娱乐至死的方式而已，而娱乐至死并不是智能手机带来的。

手机的问题和手机与交谈的关系问题都不能孤立地看待。不同社会里交谈生态中是否有可能重拾交谈，或者该如何重拾，是不可笼统地一概而论的。

面对面交谈

未必就比手机更有质量

特克尔关于手机好事变坏事的逻辑推演和三把椅子重拾交谈的建议有多大的说服力呢？这恐怕要看具体手机使用者为何使用手机和如何使用手机了。

在使用手机之前，人们早就在使用电话了。事实上，对许多人来说，从电话到手机是一种方便的转换（中间还经过了大哥大、BB机）。人们使用手机也许并不是像特克尔认为的那样，是因为觉得“手机比什么都好”，而只是因为觉得有手机比没有手机方便。至于什么是“方便”，不同的人当然会有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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