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撰文|黄大拿
说到底，支撑他采取这种为主流价值所不容的行动的，只是他那种不安份的本能！像晁盖这样的人，只要社会出现一丝缝隙，让他感到可以大施身手，他就会耐不住寂寞。
《史记》中的名篇《陈涉世家》确认从语文课本里退出了。
以后要看陈胜造反的故事，只有去翻《史记》了。
几代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篇，为什么要从教材里撤出？尽管议论纷纭，但大拿相信，后面肯定是一步了不起的大棋。
其实大拿对陈胜这个人也不喜欢，看他得势后对当年穷朋友的那股子狠劲，就知道这家伙的格局真是太小了。
不过必须承认，陈胜造反，很大一部分推动力来自秦王朝。
于是大拿就想到了一个问题：陈胜都不合时宜了，那么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些几乎可称为天生的造反派，也曾经被标举得很高很高，是不是更应该摔下来？
今天大拿结合这个问题，专门来剖析一下晁盖……
一
晁盖是不是有“反骨”？
“反骨”这东西，最经典的表现是在《三国演义》里，据说蜀国大将魏延脑后就有“反骨”，唯诸葛亮能识，所以他始终要抑制魏延，并算定长有“反骨”的魏延在其身后必反，而诸葛亮一死，魏延果然造反，也果然被诸葛亮生前安排的妙计收伏了。
怎样鉴定“反骨”呢？可惜史书上没有传下来孔明先生的方法。而据大拿看，识破魏延“反骨”和诸葛亮借东风一样，后人都是把孔明根据客观对象、环境、条件而精密观察得来的结论给神化了。
世上未必真有“反骨”，诸葛亮之所以预料魏延在他死后必反，那是建立在他对魏延平素的认真考察基础之上的。
就因为魏延平日骄横跋扈，不安本职，只不过惮于诸葛亮的威名，在他生前还有所克制罢了。
那么一旦诸葛亮不在人世呢？所以，他认定魏延在自己身后必反，而为了自秘其术，于是又托出了“反骨”这个玄妙莫测的东西。
如果运用诸葛亮判断魏延的方法，来看梁山群雄，其中可有长着“反骨”的人物？
有的，第一个就是那“托塔天王”晁盖。
晁盖的身份本来是“东溪村的保正”。何谓“保正”？这是王安石变法，在农村创立的“保甲”制度的产物，在一个村子里选出一个保正，负责当地的治安，传达官府的号令，并向上通报民情。
按照这种制度设计，“保正”实为大宋朝官与民之枢纽。
可是晁保正平日做些什么呢？书中说得明白，“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若要去时，又将银两赍助他起身。最爱刺枪使棒，亦自身强力壮，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筋骨”。
喜欢舞枪弄棒、结识好汉倒也没有什么，可是为什么会“不论好歹”呢？一个受官方指令，负责地方治安的保正，专爱结识好汉，而且不论好歹，其用心不令人生疑吗？
如果当时在晁盖身边就有诸葛亮一流人物，我想他必然会从晁盖的平日举止上得出一个判断：这位晁保正大不寻常，是个长有反骨的人物！即使现在反迹未露，也要细加提防。
可惜当日晁盖身边没有诸葛亮似的一双眼睛，终于成就了晁盖“智劫生辰纲”、梁山聚义等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二
“反骨”质疑“革命”的合理性
晁盖领着一干人劫取了生辰纲，后来又杀奔梁山，打家劫舍，过起了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快活日子。对晁盖的这些行动，向来有三种视角：
一种是代表当时主流价值取向的，俯视的角度，称之为“犯上作乱”；
一种是相对中立的，平视的角度，称为“造反”、“民变”，或者“暴乱”；
另一种则是后人将历史理想化的产物，因为理想化，所以是一种仰视的角度，尊称为“起义”，或者“革命”。
在“革命”话语喧嚣一时的时候，晁盖“革命领袖”的形象是越来越高大了。只是，晁盖的“反骨”已经在质疑“革命”的合理性了。
但凡建立一种统治，要讲究合法性，起而推翻之，也应该有一定的合理性。一般说来，“革命”的合理性建立在以下方面，要么是原来统治的不人道已经让人无法生存下去，要么是一种新的理论形态，给人指出了一条虽然虚幻但美丽的前景。
晁盖是个粗人，他似乎并未想到要劳神费力去寻找什么“革命”的合理性。
面对生辰纲的诱惑，他说服自己的只是一个朴素的理由：不义之财，取之何碍！
然而如果要把他推上“革命领袖”的宝座，则必须找出一些他舍保正而不为，转而从事“革命”事业的合理性。
在大拿看来，这种寻找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晁盖在劫取生辰纲前，他不仅没有遇到任何来自主流势力的威胁和凌逼，主流势力而且还要格外倚重他，让他做一村的保正，充当“官”和“民”的中介。
他的生活也是豪奢的，排场极大，“山东河北一带私商都投奔与他”；
他在社会上的人脉也极深厚，各个方面的人士都有交接，“天下义士好汉”喜欢投靠他，负责地方刑事侦察工作的两位都头朱仝、雷横也和他称兄道弟，堪称八面玲珑左右逢源。
他对大宋朝还会有什么不满呢？
如果说他萌发“革命”动机，并不是因为自己的遭遇，而是对身边贫富悬殊善恶颠倒的社会现实不满，那么我们为什么只看到晁盖周济江湖好汉，却从不见他照顾身边的孤苦寒士？
一个负有维护地方治安之责的保正，“专爱结识天下好汉”，已自可疑；“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此人之不守本份，岂不是昭然若揭？
他要造反或曰“革命”，端只看社会是否给了他足够的机会，哪里还需要什么合理性？
所以，一旦生辰纲浮出水面，他就会立即谋而夺之，虽然他本人并不差这点银子花，而他抢银子也并不是为了去周济穷人。
说到底，支撑他采取这种为主流价值所不容的行动的，只是他那种不安份的本能！
像晁盖这样的人，只要社会出现一丝缝隙，让他感到可以大施身手，他就会耐不住寂寞。这跟当时他所处的社会是否有序常常并无必然联系。
社会有序他“反”，社会失序他更要“反”，加一个“反骨”的谥号，认为其简直就是一个天生造反派，不是很恰当吗？
三
“天生造反派”对社会破坏极大
如果用考察晁盖的视角看水浒英雄，长有“反骨”，社会有序他反，社会失序他更要反的人其实还不乏人。
显赫的如吴用，更等而下之的还有张横张顺、穆春穆弘兄弟。
与那种“官逼民反”范式比较，像晁盖这一类人的造反，哪一种对社会的危害性更大呢？显然是后者。
在“官逼民反”的范式下，虽然也会给国家和民众带来巨大的震荡，但一个有良知的人却不能因为这种代价，就彻底否定底层民众反抗暴政恶法的权利。
更重要的是，就因为“民反”是“官逼”的结果，常常不得不迫使人们依照这种线索去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这也是在“官逼民反”范式下，在一次次巨大的震荡之后，社会关系往往能够得到调适，生产力还能够进一步发展的根本原因。前辈史学家总结说，有一种“让步政策”，应该是颇有道理的。
可是天生长有“反骨”的人造反，却就大不一样了。
因为这一类人社会有序可能反，社会失序更可能反，他要寻找和等待的只是一个机会而已，所以旁观者很难从他们的起事中找出社会究竟存在哪些问题。
而如果不幸他们等来的机会偏偏在一个有着良好秩序的社会里，那对底层民众来说，就更不是福音了，因为这样的秩序，在中国历史上本来并不是非常富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