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控制欲强
乐于格式化全国人民大脑
张宏杰
凤凰历史：您在书中写到了
汉代能当大官的知识分子一般精明而滑头
，比如几个同事私下里商量好了怎么办，但上了朝，一听皇帝的口风不对，马上就有人背叛同事来讨好皇帝。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
汉代以后知识分子越来越依附于权力，在皇帝面前争宠？为什么先秦士人能保持人格的独立？
张宏杰：秦始皇以前，中国社会虽然动荡、混乱、征战不休，但是
却是自由、开放、多元的。
一个知识分子在这个国家实现不了自己的抱负，感觉这个国王不尊重知识，不尊重文化，他可以到另一个国家去施展。
现在他没的选择了，他只能生活在一个皇帝之下，他没有了逃亡的自由。
如果说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
“诛身”
的话，那么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就是
“诛心”
。
元光元年，汉武帝召集全国著名学者在长安开会，讨论帝国的思想文化建议问题。儒家大学者董仲舒建议说，现在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各不相同，老百姓感觉没有主心骨儿。他郑重建议：
“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汉武帝欣然接受。显然，格式化全国人民的大脑，是这个控制欲极强的政治强人乐于做的。
这一决策对后世影响之深远，只有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和隋炀帝发明科举制可以相仿佛。
它取消了思想上的竞争，杜绝了思想进化的可能。
如同青春期的孩子，被提前终止了发育和生长。思想被剪去了翅膀，由鹰变成了鸡。从汉武帝开始，直到晚清，几千年间中国再没能出现一个堪与先秦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
汉代知识分子为保护既得利益 不怕别人嘲讽
张宏杰：先秦知识分子大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迷信权威，也没有禁区，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的“道”凌驾于君王的“权”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独立不惧，潇洒绝尘。
而汉代知识分子的性格与先秦士人相比发生了明显变化。因为“独尊儒术”，许多儒家大学者成了汉代的高官。匡衡、张禹、翟方进、公孙弘等人都“以儒宗居宰相位”，就是说，因为学术地位高当上了宰相。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精明而滑头。一举一动，都为了保护既得利益，不怕别人的冷嘲热讽。
（“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比如公孙弘，他“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凭着这张“文凭”当上了公务员。入朝之前，他摆出一副铁骨铮铮的架势，动不动就批评几句朝政，由此获得了知名度。进入官场以后，却很快“成熟”起来，以“曲学阿世”而闻名。每次召开御前会议，他都顺着皇帝心思，附合皇帝的决定，不肯坚持原则。有时候，几个同僚私下里商量好了怎么办，但上了朝，一听皇帝的口风不对，他马上就背叛同事，讨好皇帝。（“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廷争”。“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背其约以顺上旨”。）因为这样两面三刀出卖朋友，他顺利地登上了相位。
即使你不想要什么级别地位，想清清静静做学问，汉代也不是一个好的环境。
汉武帝允许你思考，但是只许用一种方式思考。
“独尊儒术”否认了认识的无限性，圈定了思想的范围和方向。汉代知识分子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教条迷信、思维僵化，缺乏个性和创造性。他们把孔子当成了顶峰和终极，汉代知识分子都“好褒古毁今”，奉孔子之言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他们终生囿于章句之学，老于雕虫之术。
春秋侠客慷慨赴死 清代侠客最后成地主官僚
凤凰历史：一个日本人发帖说：“我们尊敬古代的中国人，看不起后来的中国人。因为古代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很不一样。”您同意这种说法吗？您认为古代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最大的不一样体现在什么地方？您认为是什么原因让中国人的国民性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张宏杰：这话听起来刺耳，细一想确实如此。如果仔细翻阅中国历史，我们会清晰地看到，
古代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似乎根本不是同一个物种。
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历程如同直跌下来的三叠瀑布，其落差之大，令人惊讶。
源头的中国人，品格清澈。唐宋时的中国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国人的品质却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无创造力。
如果你不信，我在这里可以随手举几个例子。
先说尚武精神。春秋战国时代，那些争雄竞长的大国，个个都强悍好战。《诗经·秦风·无衣》的“注”中就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班固在《汉书》中也说：“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连今天说着吴侬软语的吴越地区，在先秦时代也是一片气质刚劲的土地。《淮南子·主术训》篇说：“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班固这样描写这片土地的尚武遗风：“（吴越）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