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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控制欲强,乐于格式化全国人民大脑!

哲学园  · 公众号  · 哲学  · 2018-01-05 08:13

正文

汉武帝控制欲强

乐于格式化全国人民大脑

张宏杰


凤凰历史:您在书中写到了 汉代能当大官的知识分子一般精明而滑头 ,比如几个同事私下里商量好了怎么办,但上了朝,一听皇帝的口风不对,马上就有人背叛同事来讨好皇帝。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 汉代以后知识分子越来越依附于权力,在皇帝面前争宠?为什么先秦士人能保持人格的独立?

张宏杰:秦始皇以前,中国社会虽然动荡、混乱、征战不休,但是 却是自由、开放、多元的。 一个知识分子在这个国家实现不了自己的抱负,感觉这个国王不尊重知识,不尊重文化,他可以到另一个国家去施展。 现在他没的选择了,他只能生活在一个皇帝之下,他没有了逃亡的自由。

如果说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 “诛身” 的话,那么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就是 “诛心”

元光元年,汉武帝召集全国著名学者在长安开会,讨论帝国的思想文化建议问题。儒家大学者董仲舒建议说,现在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各不相同,老百姓感觉没有主心骨儿。他郑重建议: “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汉武帝欣然接受。显然,格式化全国人民的大脑,是这个控制欲极强的政治强人乐于做的。

这一决策对后世影响之深远,只有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和隋炀帝发明科举制可以相仿佛。 它取消了思想上的竞争,杜绝了思想进化的可能。 如同青春期的孩子,被提前终止了发育和生长。思想被剪去了翅膀,由鹰变成了鸡。从汉武帝开始,直到晚清,几千年间中国再没能出现一个堪与先秦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

汉代知识分子为保护既得利益 不怕别人嘲讽

张宏杰:先秦知识分子大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迷信权威,也没有禁区,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的“道”凌驾于君王的“权”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独立不惧,潇洒绝尘。

而汉代知识分子的性格与先秦士人相比发生了明显变化。因为“独尊儒术”,许多儒家大学者成了汉代的高官。匡衡、张禹、翟方进、公孙弘等人都“以儒宗居宰相位”,就是说,因为学术地位高当上了宰相。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精明而滑头。一举一动,都为了保护既得利益,不怕别人的冷嘲热讽。 (“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比如公孙弘,他“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凭着这张“文凭”当上了公务员。入朝之前,他摆出一副铁骨铮铮的架势,动不动就批评几句朝政,由此获得了知名度。进入官场以后,却很快“成熟”起来,以“曲学阿世”而闻名。每次召开御前会议,他都顺着皇帝心思,附合皇帝的决定,不肯坚持原则。有时候,几个同僚私下里商量好了怎么办,但上了朝,一听皇帝的口风不对,他马上就背叛同事,讨好皇帝。(“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廷争”。“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背其约以顺上旨”。)因为这样两面三刀出卖朋友,他顺利地登上了相位。

即使你不想要什么级别地位,想清清静静做学问,汉代也不是一个好的环境。 汉武帝允许你思考,但是只许用一种方式思考。 “独尊儒术”否认了认识的无限性,圈定了思想的范围和方向。汉代知识分子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教条迷信、思维僵化,缺乏个性和创造性。他们把孔子当成了顶峰和终极,汉代知识分子都“好褒古毁今”,奉孔子之言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他们终生囿于章句之学,老于雕虫之术。

春秋侠客慷慨赴死 清代侠客最后成地主官僚

凤凰历史:一个日本人发帖说:“我们尊敬古代的中国人,看不起后来的中国人。因为古代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很不一样。”您同意这种说法吗?您认为古代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最大的不一样体现在什么地方?您认为是什么原因让中国人的国民性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张宏杰:这话听起来刺耳,细一想确实如此。如果仔细翻阅中国历史,我们会清晰地看到, 古代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似乎根本不是同一个物种。 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历程如同直跌下来的三叠瀑布,其落差之大,令人惊讶。 源头的中国人,品格清澈。唐宋时的中国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国人的品质却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无创造力。

如果你不信,我在这里可以随手举几个例子。

先说尚武精神。春秋战国时代,那些争雄竞长的大国,个个都强悍好战。《诗经·秦风·无衣》的“注”中就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班固在《汉书》中也说:“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连今天说着吴侬软语的吴越地区,在先秦时代也是一片气质刚劲的土地。《淮南子·主术训》篇说:“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班固这样描写这片土地的尚武遗风:“(吴越)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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