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3日晚，“浙大东方论坛”第227讲“文化典范——中国学术背景下的王国维与陈寅恪”在浙江大学图书馆紫金港校区农医分馆二楼报告厅举行。
本次讲座由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和浙江大学图书馆主办，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和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协办。
主讲嘉宾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院长、浙江大学求是讲座教授、著名文史学者刘梦溪先生。
浙江大学人
文学院院长楼含松教授
主持本次讲座。
讲座伊始，刘先生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社会发展有几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期，往往也是时代典范人物集中出现的时期，历史上晚周、晚明和晚清就是属于这样的特殊时期。在社会转型、天崩地解、旧价值危机、新思潮汹涌竞变的时代，文化裂变的深度烈度，与其他历史时期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说先秦诸子和晚清各家是用舌和刀、纸和笔来表达自己的思想，那麽明末清初的士阶层，则是用血和泪来书写历史册页。
晚清的学术思想变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
明清之际思想嬗变的继续和重演。但在形式上，晚清的大变局和文化冲突，更像晚周诸子百家争鸣竟放的局面，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旧学与新学，无一不体现着挑战与回应、冲突与裂变、反思与再生。20世纪的现代学术，是我国乾嘉之后又一个高峰期，涌现出一大批大师巨子，他们的学识累积和学问结构，既承前启后，又空前绝后。此中佼佼者，既通古今，又贯中西，观其共同点，大都出生于旧学根底深厚的家庭，所受教育得天独厚。
他们的独标与秀出、性情与著述、谈吐与风致、精神与信仰，确有足可传之后世而不磨的典范意义，其精神世界所具有的优长，
而王国维和陈寅恪就是其中的典范。
刘先生把王国维看作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开山，他将王国维的学术分为四个时期：“新学时期”率先运用西方哲学和美学思想阐释中国古典文学，“旧学一期”专注于古典诗词和宋元戏曲研究，“旧学二期”深入古文字、古器物、古代社会研究，最后五年是“从帝师到导师”时期。王国维的学术转型和人生遭际有诸多令人费解之处，刘先生以独到的分析，归纳了王国维身上的十重矛盾：个人和家庭，拓展学问新天地和经济不资，精神和肉体，追求学术独立和经济上不得不依附於他人，“知力”和“感情”，学问之“可信”与“可爱”，新学与旧学，学术与政治，道德准则和社会变迁，个体生命的矛盾，生与死。这重重矛盾，最终导致王国维的生命悲剧。
刘先生引述陈寅恪为王国维所作的挽联、挽诗、挽词等，认为陈寅恪是最理解王国维的人。陈寅恪在挽词中感慨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这可以看做是陈寅恪的文化宣言。他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将王国维的学术概括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是不刊之论。
关于陈寅恪，刘先生重点分析其“家国旧情”与“兴亡遗恨”。刘先生认为陈寅恪是20世纪最博学之人，他的学术精神十分珍贵，如“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对科学院的答复》），他晚年花十年心力写作《柳如是别传》，目的也是为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刘先生从义宁陈氏一族四代相继的“优美门风”来阐述陈寅恪学术个性的精神脉络。讲座的最后，刘先生引陈寅恪的诗句“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乙巳冬日读《清史后妃传》有感於珍妃事为赋一律），认为结合他的生平与著述，可以从中了解和体会他的思想、精神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