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群人成了谜……”10年前，邓紫棋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在电影《后会无期》中响起时，几乎没有人意识到，歌词来源于电影拍摄地东极岛一段被遮蔽的历史。

10年后，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上映，银幕前的我终于明白歌词背后的沉重，也被纪录片影像的真实感，和口述的巨大感染力折服。

战俘们惨遭日军抛弃、封舱、射杀，部分被中国渔民救起，如今事实大白于人间。但我心里还存有一些疑问：英国本土对这个事件和战俘们的处理是怎样的？为什么当托尼和方励去找他们时，很多人才获得人生中第一次倾诉这件往事的机会？赔偿为什么要等五十多年？当事人的后人们对待施害者又是什么态度？电影中日方出镜较少，历史学家黑泽和船长经田茂后代对于战争罪责的表述，有几分是出自内心深处？究竟谁该为这场惨烈的“人祸”负责？

总之，我想了解的是从八十多年前至今的大半个世纪里，历史是如何被遗忘和塑造的，今天我们又该构建起怎样的历史观。

果然，根据战俘后代伊恩和作家托尼·班纳姆提供的史料，确认英国政府在战后曾采取一些举措，要求战俘不要对外公开他们的经历。这样的要求或许在当时有其特殊缘由，但战俘和家人们为此承受了漫长的无助与憋屈。

有观众看了电影，认为船长经田茂“狡辩、逃避责任、罪无可恕”，但历史学者唐洪森查阅了全部的香港庭审记录，他说“经田茂是认罪了的”，在与里斯本丸有关的日方责任人里，他是极少数表达过要保住战俘性命的。“问题在于当其他长官下令封舱和最后射杀时，他没有再多坚持，而是慑于对方的权威服从。”

我们因此可以多一些对事实和人性缝隙的把握，也能窥见，军国主义和种族意识无限扩张所产生的恶果。

还比如，我们现在知道当时许多运输战俘的日本船只没有悬挂标记，导致被盟军潜艇攻击。事实是，1940年，国际红十字会便曾建议战争双方避免袭击战俘船，至少战俘船的航行时间和地点要知会对方一声。日军拒绝了这一提议，“敌人会认为比起拯救他们自己的性命或同盟国人的性命而言，击沉敌船更有价值。”英国也拒绝了提议，他们觉得如果船舰清晰标示并且公开宣布的话，只会使它们更易被捕获。

越发掘到这些“边角料”，越能了解战争的庞大、侵蚀、各方的利益捭阖。与巨大的战争齿轮、派别相争和命令执行相比，个体生命和尊严，往往不是考量的优先级。

然而即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有一些有超越性的光芒闪现，如同斯图尔特上校与卡斯伯森上尉对士兵们的体恤，即便死去也保持体面；梁素琴和渔民们的朴素、善良，定海基层政权组织救援三个英联邦战俘的勇气和魄力等等。这些光芒的浮现，同样需要有心人的“打捞”和识别，以及观念的变迁。

还未到达舟山时，就有相关人士告诫我：“渔民后代们讲不出多少东西来的。他们和父辈一样没有太多文化，也不记得太多事情了。”

能否记清和文化高低是一回事，但他们的生活经验和绝境选择，显然不该被视若无物。好几位受访学者叹惋，“《里斯本丸沉没》最感人和珍贵的恰恰在于幸存者和后人们的这些口述，而我们的‘动作’有些晚了。”

好在，纪录片和口碑积累“撬”开了冰山一角。据说舟山和东极相关的纪念设施已在建设启动中，英中亲历者后代也在保持民间互动。对于历史的钩沉和看待，也许会迎来新的转机。（详见相关报道《“我们敢忘记吗？”——专访里斯本丸沉船事件亲历者后人 | 封面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