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9年，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哥本哈根首演。娜拉出走之后究竟如何？这是剧作家、作家们关心的问题。
中国版《玩偶之家2·娜拉归来》，以女性主创班底——监制章子怡、导演周可、娜拉扮演者卢靖姗——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挪威戏剧家易卜生在19世纪写下惊世之作《玩偶之家》，向世人展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此后，该剧在全球流行，经久不衰。女主角娜拉是一名中产家庭主妇，为救丈夫，不惜伪造文书签名。谁料多年之后东窗事发，丈夫震怒，并辱骂她不足为人妻母。娜拉突然意识到，8年婚姻如同一场骗局，自己不过是丈夫的玩偶。最终，她舍弃丈夫和三个孩子，毅然决然离开家庭。“娜拉精神”在近代中国留下了极其重要的痕迹。1914年，上海“春柳社”首次公演《玩偶之家》；1918年，《新青年》推出“易卜生号”，将易卜生和他笔下的娜拉介绍给国人；胡适和鲁迅等“五四”文人通过文章、演讲，不断宣传娜拉的故事，并提出中国离家女性的出路问题；1935年，发生在南京的“娜拉事件”，掀起全国各地讨论娜拉、排演《玩偶之家》的风潮，这一年因此被称为“娜拉年”……时至今日，娜拉的故事仍在上演。2020年11月，搜狐“极昼工作室”发表《五十六岁女人的一次“逃离”》一文，介绍了受困于婚姻30多年，终于决定在56岁时驾车离家的自驾游博主苏敏。苏敏被称为“中国版娜拉”。2021年，《人物》发表《平原上的娜拉》一文，文中那个1968年出生在关中平原的农村女性刘小样，因为不满足于现实生活，多年来不断出走，上下求索，寻找精神家园，又一次次“失败”，回归故里。今年9月15日，以苏敏为原型改编的电影《出走的决心》上映。电影将女性受困于家庭、遭遇职场天花板、遭受父权制打压等诸多结构性困境一一呈现在银幕上，引发了舆论对于女性主体性的新一轮讨论。原版《玩偶之家》的结尾，娜拉关上门离开，留下一阵悠长的回音。她给世界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谜团——出走后的娜拉命运如何？是走向独立、沦为妓女、跳海自杀，还是回归家庭，再次成为丈夫的玩偶？对此，各国剧作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在众多续写剧本中，美国剧作家卢卡斯·纳斯（Lucas Hnath）2017年所写的《玩偶之家2·娜拉归来》（以下简称《玩偶之家2》）最为引人瞩目。2019年，导演周可读到这版剧本，打算将这个充满思辨色彩的故事搬上舞台。演员章子怡读完剧本后，有这样的感受：“它似乎认识我，探讨了很多我无力反驳的观点。它也有某种无法抗拒的力量：一次相遇，一种关系，一个影子，一场争执，一次离别……”后来，她成为《玩偶之家2》中国版的监制，全力支持周可导演对它的演绎。今年8月，《玩偶之家2》终于登上中国戏剧舞台，演员卢靖姗成为娜拉的扮演者。初次读到剧本时，卢靖姗被娜拉所具备的勇气、真实甚至不完美深深吸引。如今，娜拉在她心中生根发芽，成为她的一部分。在做每一件事情时，她都会多一些思考，这件事情是不是自己真心想要的；遇到挑战时，她也会沉下心来，代入娜拉的视角——娜拉会怎么想？又会怎么处理？可以这么说，娜拉已经成为一种全新的符号象征、精神指引，她长存于每一个认识她的人心中。1879年，《玩偶之家》在哥本哈根首演，获得空前成功。然而，此后该剧在欧洲各国的演出，却因为结局冒犯了当时的社会道德规范而困难重重。很多人不能接受也不愿相信的是，娜拉作为母亲，会抛弃三个儿女。有剧场要求易卜生修改结尾；很多受邀饰演娜拉的女演员，以“我绝不会离开我的孩子”为由拒演。面对争议，易卜生说：“我不可能直接授权对此剧结局做任何改变。我甚至可以说，这整出戏就是为了最后一幕而写的。”萧伯纳也称，娜拉将家门甩于身后的意义及重要性，胜过滑铁卢的大炮。因为，“当她回来时，这就不再会是原来那个旧家庭了；因为当父权不再宰制一切，当原来的一家之主承认他的依赖性之后，就是旧秩序的终结了”。此后的一百多年，不少剧作家想象着娜拉走后的结局。在多数续作中，娜拉寻找自我的道路以失败或堕落告终。在那个时代，女性要出走何其艰难，几乎不具备现实可能性。娜拉只能作为一个文学符号存在。
卢卡斯·纳斯则给了娜拉一个美好的结局。在《玩偶之家2》中，离家15年且杳无音讯的娜拉回来了，她没有堕落，还成为一个畅销书女作家，大获成功。她书写自己的故事，鼓励无数女性走出家庭的牢笼，但她的已婚身份却成为一颗定时炸弹。在那个时代，已婚女性不能抛头露面，比如签订合同、写书挣钱，离婚只能由男方无条件提出。于是，娜拉回到曾经的家中，相继跟女管家安娜、丈夫托尔瓦、女儿艾美对话。她希望丈夫主动提出离婚，这样她才能逃离身败名裂、财产被剥夺的危机。娜拉这些年来在外面经历了什么？她如何成为有钱人？丈夫会同意离婚吗？艾美和安娜是否会站在娜拉这一边？随着角色间的对话，一系列谜团相继被揭开。《玩偶之家2》是一部“论坛剧”。论坛剧，顾名思义，即通过演出的形式来探讨社会议题。周可觉得，身处这个逐渐被撕裂的世界，剧作家希望恢复古希腊时期的辩论精神，让不同角色各抒己见，让观众仿佛身处辩论场之中，不断与之产生思想碰撞。戏剧本身并没有给出所谓标准答案。学者许慧琦在《“娜拉”在中国》一书中总结道：“娜拉得以在中国社会发挥如此广大深远的思想影响，关键在其超越性别、阶级、族群和年龄藩篱的自立与反抗意识。”周可则认为，《玩偶之家2》是在此基础上，引发所有人去思考：在今天这个世界，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相处？
《“娜拉”在中国》
许慧琦 著
理想国 | 上海三联书店，2024-07
100多年前，《玩偶之家》在欧洲演出时，很多女演员拒绝出演；100多年后，依然有很多女观众、女演员不认同娜拉的做法。一个女人丢下三个孩子，为了所谓自由离家出走，这是不是一种自私？了无音讯15年，碰到困难又回来找人帮忙，娜拉有什么资格这样做？娜拉的身上，有太多让人无法立刻接受的矛盾，这造就了角色的张力。而当一个女演员不能完全认同角色时，她就很难准确演绎。幸运的是，周可最终找到了卢靖姗。《战狼2》上映时，卢靖姗的表演，以及她所体现的阴柔与刚毅并存、知性又富有智慧的形象特质，给周可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周可在《乘风2023》上看到卢靖姗的多面性：“她既可以当一个leader，带领大家，团结整个团队，像一个大姐；又可以融入其他团队，去做出某些牺牲。我能看到她有着很强的可塑性。”而此时，39岁的卢靖姗，正步入一个女演员的“深水区”。她的演艺道路，肉眼可见地存在着许多限制。混血儿的脸庞，让她与大部分古装戏角色无缘；现代戏也受限，“收到了很多花瓶角色的剧本；还有很多戏是动作戏，要么演个坏人，要么演个好看、性感、会点动作戏的人”，卢靖姗说，大多数角色是扁平化的，她觉得，演这样的戏没有意义。看到《玩偶之家2》的剧本时，娜拉的不完美深深吸引了她。剧本好、角色真实，导演又极具魅力，与导演视频连线的一个月后，卢靖姗接下了挑战。台词与口音是横亘在她面前的一大障碍。粤语和英语是卢靖姗的母语，“港普”的平翘舌、儿化音、懒音、重音与标准普通话有着很大不同，只能一点点地抠细节。彩排时，她经常一字一停，慢慢把口音掰回来。然而，每次情绪一到，她又很容易回到习惯的说话方式。导演对文本精准的解读和剖析、对演员潜能的激发，给了卢靖姗继续攻克这个角色的信心；与其他演员的互动，又给了她安全感。话剧与影视剧不一样。拍影视剧，很多时候对手演员并不在现场，卢靖姗只能跟执行导演和面前的摄影机对词；但在话剧舞台上，演员之间的互动十分重要，她需要把自己完完全全地交给对手演员，对方也会给她很多刺激，每次受到的刺激不一样，出来的东西就会不一样。第一次登上话剧舞台，卢靖姗渐渐感受到了话剧的魅力。跨过台词的障碍，卢靖姗面临着更加艰巨的挑战——揣摩娜拉的人物特点和心理变化。几个月的排练时间里，卢靖姗一直在寻找娜拉，甚至有时候做梦都以娜拉为主视角。慢慢地，她觉得自己找到娜拉了。“当你的人物是对的，你就是对的。人与人之间怎么达到共鸣，其实不在于我表达得有没有那么完美，更多在于我的情绪有没有达到人与人之间共鸣的level。”8月7日，《玩偶之家2》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首演。前三场，卢靖姗对自己的表现并不满意，台词表现和口音依然是她的心理障碍和烦恼，她觉得自己演得不好，拖累了所有人。虽然其他人不那么觉得，但她心里是难受的。第三场表演结束后，有一位受导演邀请来观剧的朋友来到后台，表达对“娜拉”的感谢。他说，在娜拉说出“突然我听到了我的声音”时，自己也顿悟了——在漫长的人生中，他几乎从来没有听见过自己的声音，一直都带着父母和社会的期待活着，很不开心。但是，从那一刻起，他觉得自己明白了，他也要尝试更多地听从自己的声音。当晚，卢靖姗静坐了一会儿，她对内心的自己说：“靖姗，你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了你，你得把自己完全放开。就算觉得自己演得不好，但如果能帮助到一个人，能让一个在家庭、婚姻中特别不开心的人，看完戏之后跟父母、丈夫或妻子有平等的交流；或者让一个原本打算离开家庭的女人，看完戏后与她的丈夫或者其他家庭成员做一次平等而真诚的沟通，尝试与家人共渡难关……这件事就值得去做，别人怎么看我无所谓了。”在原版《玩偶之家》中，托尔瓦代表着男权价值观的顽固一面。起初，他称呼娜拉为“小鸟儿”“好宝贝儿”“小松鼠儿”；但当他得知娜拉的伪造签名行为或许会影响前途时，便对她恶语相向，说她是“坏东西”“伪君子”“下贱的女人”；知道自己不会受牵连后，他的称呼又变成了“我的好娜拉”“受惊的小鸟儿”“可怜的小宝贝”。托尔瓦的虚伪、无情、自私自利，是娜拉决意离开家门、了解真正的世界、靠自己教育自己的直接原因。到了《玩偶之家2》，娜拉和托尔瓦的性格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功成名就的娜拉一改15年前的贤妻形象，变得自信、勇敢、凌厉；相反，从前虚伪、一副精英模样的托尔瓦，变得颓废、懦弱、窝囊，甚至增添了一丝喜感。周可认为，这些变化非常具有当代性。在传统家庭中，女性无法接受教育，没有独立工作的能力，只能变成男性的附属品，作为第二性存在。男性在享受整个社会的优待、被倾注整个家庭的关注与爱之后，反而越来越丧失独立能力。然而，随着近些年女性主义的崛起，女性开始有了经济独立、人格独立的机会，反而看清了很多事情的本质。“女性一旦觉醒，成长速度就非常快。男性对女性的需求，也比女性对男性的需求大得多。就像剧中的娜拉，她走得比较快，步子迈得比较大，她走到了更前面，自我觉醒、自我解放的力度比较大；相比较而言，男性有点像托尔瓦，还困在原地，还在一个旧时代当中，还没有完全脱离枷锁。”周可说。女性的进步，同样体现在娜拉与安娜的友谊之中。15年前，娜拉离家出走，从小到大的闺蜜安娜留下来照顾整个家庭，成为孩子们事实上的“母亲”；15年后，娜拉归来，希望从托尔瓦那儿顺利拿到离婚证，最先找的人也是安娜。戏中，安娜向娜拉控诉：“你以为我愿意来你们家当保姆吗？但我有什么选择？你有一个有钱的父亲，但是我没有。你以为我可以去工厂当女工，年纪轻轻就把自己累垮，直到身体报废，还是去站街、做皮肉生意？”通过安娜之口，纳斯写出了那个时代女性出走的两种大概率的结局：要么去做工，要么去站街。从开始的互不理解，接着尝试平等交流，最终达成共识、互相帮助，从娜拉和安娜身上，我们看到了两个不同阶级的女性获得和解的可能性。而当女性群体中有一个迈出自我解放这一步，势必有其他女性紧紧跟上。《玩偶之家2》也给了托尔瓦自我辩护的空间。娜拉的顿悟和出走给了托尔瓦一记耳光，把他从以往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甩出，让他从此一蹶不振，永远活在娜拉出走那一天的世界里。但周可觉得，15年来，托尔瓦一定经历了从刚开始的惶恐、质疑，到后来的委屈、愤怒、自怨自艾等阶段，他或许会有反思和进步，却无法突破思维的牢笼。在最后一场戏，托尔瓦喊出：“人和人之间究竟应该如何相处，真的要这么难吗？”这是他对婚姻所能理解的极限，也是剧作家留给全世界的问题。娜拉的出走，源于自我觉醒，包括她对婚姻本质的了解和彻底失望。然而，原因不止于此。采访中，周可和卢靖姗都强调，娜拉的出走，更多是为了她的孩子们。刚拿到《玩偶之家2》的剧本时，卢靖姗也特别不理解，娜拉怎么能够忍心离开三个孩子。但她从另一个角度去想，在那个时代，娜拉能不能吃得上饭都不知道，为什么还执意如此？回看原版时，她找到了答案：“她的丈夫跟她说，因为你撒谎，伪造了这个签名，以后你的孩子都会成为罪犯的孩子。如果今天有人告诉卢靖姗，我要是一直留在家人身边，我的孩子会变成罪犯的孩子，我或许也会离开。”这成为卢靖姗理解“娜拉出走”这一行为的支点。如今，卢靖姗是一个2岁小女孩的母亲。因为父母已经去世，很多育儿知识，她只能靠自己主动学习，“学习怎么当一个母亲——一个比较前卫的母亲，这个时代的母亲”。“我的工作就是，在能力范围之内保护女儿的同时，让她去探索自己，找到自己的人生。我希望我的孩子有足够的安全感，跟我沟通她的经历；我也足够强大，能接受她的所有想法和感受。孩子要撞墙也没办法，让她去撞，我尽量保护她。其他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因果，都有自己的命。”卢靖姗说，所有的亲密关系都是一场修行。最近，她在看《父母的觉醒》这本书，书里有一句话她特别认同——我们不要教育我们的孩子，一定要开心。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为什么要给他一个不可能达到的目标？我们要让孩子知道，开心、不开心都是正常的，就像云朵一样，吹过就没了。如何处理母女关系，对周可来说，同样是一场修行。周可有两个哥哥，家里有一点重男轻女。对她来说，逃离家庭并不是某一时刻的顿悟，而是从小到大生命中最主要的命题。“从小就觉得，家庭好像是阻碍我、打扰我的，我一直在逃离家庭或者冲破那些东西，一直在追寻自己想要的。”成为母亲之后，周可开始理解自己的母亲：“她出生于农村，她的父亲是饿死的。在那样一个贫穷的地方，她靠着读书走出去，学习无线电，毕业后被分配到兰州工作。”周可意识到，母亲作为那个时代的一个女性，也曾反抗自己的命运。周可觉得自己跟母亲既像又不像。她能感受到自己身上某些拼搏、要强的因子源于母亲，母女俩都曾努力摆脱年少时的生存环境，寻找自己的目标和理想。同时，周可也在母亲身上看到了某些局限性。母亲在人生的后半程变得保守，周可则理解、接纳了她，“我在努力地通过这面镜子来告诉自己，我要避免走上她的老路，我要尽量去做我觉得更加正确的事情”。周可觉得，这有点像剧中娜拉和安娜的关系。卢靖姗最敬佩娜拉的一点是，她可以两年不说话，去寻找自己的声音。娜拉出走后，做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决定的时候，总能听到脑海里有一个声音，有时候来自她父亲，有时候来自她丈夫，或者是任何一个她认识的人。她总会不自觉地关注对方，设法了解对方会怎么想。于是，她决定生活在寂寞中，不跟别人说话，直到她脑海中再也听不到其他人的声音，只能听到自己的声音。娜拉说：“我要用自己的意志去思考问题，这思考与任何人的意志无关。要听到自己的声音太难了，每说一次谎都会让我们更难听到自己的声音。而生活中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在撒谎，尤其是当我们对别人有所求，或者是为了博取别人的欢心时。”演完《玩偶之家2》之后，卢靖姗更意识到，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在婚姻里还是不在婚姻里，都一定要寻找自己。“你如果连自己都没找到，怎么可以让自己开心？怎么爱自己、过有意义的生活？又怎么能希望别人爱你呢？寻找自我是一趟旅程。”14岁时，卢靖姗在一场面向全亚洲的歌唱比赛中脱颖而出，随后签约小室哲哉门下，推出的首张专辑就卖得不错。那时，她穿什么衣服，访问时说什么话，参加活动唱什么歌，用什么方式唱歌，等等，都由公司来定。她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商业的玩偶，一点自由都没有。唱片公司希望卢靖姗放弃学业，全力追逐歌唱事业。父母跟她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帮她分析利弊，让她自己做决定。当天晚上，她问自己：“我会成为自己敬佩的人吗？”如果继续往公司设定的方向走，答案是不会。她决定继续读书。当她告知公司高层经理自己的决定时，就像托尔瓦对娜拉所说的那样，高层经理回答：“今天我们把你做起来，你有名了，明天我们就能把你毁掉。”之后，她的商务活动支持被取消，张贴在大厦上的巨幅海报全部被换掉。那一刻，卢靖姗发现，公司真的完全放弃她了。属于卢靖姗的“娜拉时刻”在她15岁时就已降临。“我就看到，成名、名誉，这些都是假的。我觉得OK，我知道这个游戏规则是怎么玩的了，那就等我读完书再回来玩。”她选择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进修经济管理学，“因为我意识到，无论你有多少天赋，如果你不理解商业的逻辑，还是很被动”。人生走的每一步路都算数。今年3月，卢靖姗签约华纳音乐，重走音乐之路。她出了三首单曲，其中的《有人能听见我吗》由她自己填词、作曲。“为什么/敢说出来/还能被谴责/能说吗/敢说吧/又/有人能/听见我吗”，这些歌词，仿佛出自身处世界某个角落的娜拉的心声。对卢靖姗来说，写歌是一个自我表达的机会，比起之前的没有选择，现在的她很开心。“反正就是玩嘛。做一件事情，就少去想它的结果，多去享受它的过程。包括你去做一些好的事情，也不要太多去想别人会怎么看待你，或者给你什么反馈。这也是修行，就得（学会）放下。”卢靖姗说。许慧琦.“娜拉”在中国：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变，1900—1930年代.上海三联书店｜理想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