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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董越：今天的年轻人无法想象90年代的路有多窄 | 正午访谈

正午故事 · 公众号 · 杂志 · 2024-11-22 12:00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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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越对驾驭电影拍摄有着自信，他现在的困惑来自于市场和观众。

文 | 张友发

2017年底，首部执导的长片《暴雪将至》上映后，导演董越疲于奔波在各种电影活动和电影节上。直到2019年3月底，从一场电影节忙碌回来后，他告诉自己，《暴雪将至》已经彻底翻篇了，必须坐下来想想接下来要做什么。

这年7月，这位新人导演想起了之前朋友转述的一个故事，他找到了故事原本的讲述者，后者告诉董越自己1998年至2002年间参加法考、司考的经历，其间特别无助、无奈，又希望坚持改变命运的梦想，这个过程中各种负面情绪交织在一起，他由此陷入了人生的至暗时刻。

时过境迁，对方却一直难以走出彼时的阴影，董越被这个点刺激到了，因为自己也有过“好像所有的事情都过不去”的时刻，于是他试着写成故事。写完故事梗概后，他拿来和一些朋友交流。

“评价还可以，但大家都觉得没什么商业性。”董越向正午回忆，可他当下对这个故事最有感触，于是这也成为了自己的第二部长片《戴假发的人》的雏形。

相比市面上流行的悬疑故事，董越在创作时《戴假发的人》中融入了更多作者性的表达。在写作剧本的时候，他重新阅读了一遍《罪与罚》，在电影中的情节和人物设置中，很多和这部作品形成了互文，也让电影拥有了更强的宿命感和文学性。

在商业电影都被短视频挤压表达空间的时代，董越仍然在悬疑类型中进行文学性的表达，这在当下的华语电影市场具有稀缺性。在交流的过程中，董越一直提到自己的阅读经验对创作的影响，以及电影中的角色设置在经典文学中有许多的类似表达。

但董越也试图调和用户的口味，在第二版的剧本中，他加入了企业老板的少女性侵案，来加快故事的节奏，同时明确角色的道德取向。企业家的少女性侵案件，是国产悬疑剧和电影中的经典元素，也是设置类型冲突的主要抓手。

从参与创投获得独立拍片的机会，再走向自己的第二部长片，董越经历了电影市场的变化和对新人的考验。

在拍摄《暴雪将至》时，作为新人导演需要面临各种审视。主演段奕宏曾经在采访时提到，“我一直担心我们拍的是一个高级电视剧，而不是一个高级电影”，直到第一次看片，他才放下心来。

而在东京电影节获奖后，这种专业维度上的不信任感被粉碎了。在第二部电影拍摄时，更多商业性和产业性的问题慢慢浮现。董越对自己驾驭电影拍摄有着自信，他现在困惑来自于市场和观众。

在拍摄《戴假发的人》时，他感受到“开机之前的事情”才是有难度的。而在内容层面，他开始试图和观众进行对话，比如观众需要一次结局的高潮戏，那就设置一个高潮戏。但是市场永远是复杂而不可捉摸的，《戴假发的人》拍摄结束后，董越“依然觉得自己不了解观众”。

尤其是在今年，当电影市场进入低潮后，作品的回报回收压力会更大。从暑期档开始，不少导演都曾经进行创新，陈思诚之前在和界面文娱交流时提到，希望《解密》给观众提供新观看内容，让观众知道中国也能做出不输于好莱坞视听感受的电影，但《解密》在票房层面并不成功。

对这些已经被市场认可的商业片导演相比，创新受挫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但《戴假发的人》的市场接受度，则对于董越是一个生存性的问题。这是一个有普遍性的问题，当新媒介挤压传统内容空间的时候，电影创作者能否继续进行自我表达变成难题。

董越也会刷抖音，不过新媒体的外壳包裹的仍是他的感兴趣的内容，他对短视频流行的猎奇作品并不感兴趣。比如有段时间短视频平台会根据他的兴趣，推荐大量《城堡》相关的视频。

这有点像他试图装扮成商业片导演，但最终忠实于自我的过程，“拍着拍着就回到了自己，最后表达的欲望、内心按捺不住的一些东西，慢慢都流露出来了。”

一个“罪与罚”的故事

正午：这个项目最初吸引你的是主角孟中这个人物，还是他的遭遇，抑或是有一些想表达的主题藏在故事里？

董越：那时候根本没想到主题，很多创作最早的驱动是偏“非语言的共鸣感”，很难用语言准确描述其吸引力所在。因为我们都有过相似经历和遭遇，那种无望的感觉，梦想越强烈，失落感就越强，失败感会将人笼罩住，这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记忆，所以我想做。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孟中使用暴力的方式，是将内心的愤恨、放纵都表现出来了。有些人是内伤，不断伤害自己，而他是把情绪施加在陌生人身上。我觉得这事一下子变得很复杂，风平浪静后，会有道德、良心上的不安，这种复杂的人的多面性很有意思，值得去探讨。联想他现在的身份、所处圈层，他要解决这种良心不安的话会发生什么，故事就接着往下进行了。

正午：你之前曾说过不想把《暴雪将至》做成纯文艺或纯商业的电影，也不喜欢特别闷的电影，《戴假发的人》是否有做过类型化处理？

董越：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达到了我的目的，节奏蛮快的。只是我想讲的事比较多，有些东西不想直白地讲出来，我特别喜欢话要说三分的表达形式，看电影得留出想象空间，让我琢磨话背后蕴藏的意思，不然我就觉得没法看下去了。

正午：这部电影给观众的留白和想象是什么？

董越：这得问观众。我觉得观众说看不懂的地方可能都值得探讨。但这片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较闭合，基本把该解答的都解答了，只不过要表达的东西有点婉转。

正午：回到故事本身，电影设置了少女性侵案、出租车暴力事件以及最后的被敲诈，为什么会设置多个事件并行？

董越：这是剧本创作第二阶段策划的结果。第一阶段的剧本其实特别简单，没有少女性侵案这条线索，只是聚焦在孟中和魏娴的情感纠葛，节奏比较缓慢，更像艺术片，虽然有冲突和暴力，但展现暴力的手法也是极简的方式。

但这种处理方式也存在问题，好看的东西忽略掉，直接给结果，挺风格化，但精彩度不够。当然还有其他因素，比如关于主人公的人物设定，也要有非常明确的道德观念。

我自己做片子前期比较任性，基本从文学阅读经验中来，我喜欢《局外人》里默尔索那种人物形象。后来知道主人公的设定需要有人物价值观，就集合各种意见重新修改，让他变得更积极，并重新安排完善了这个人物的道德观念。

增加少女性侵案这条线索后，一下子解决很多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这个人内心也变得复杂，变成了另外一个角度的救赎心理。

王影璐饰演的魏娴/受访者供图

正午：多个案件并线叙事的话，在情节设计时如何让不同案件的衔接更加流畅，从而易于观众理解？

董越：其实叙事并不算特别成功，因为我想讲的事情太多，这是我的问题，想法比手法更丰富，我的电影手法根本招架不住心里不断涌现的想法和感受。

正午：主角作为律师的职业背景对故事讲述或人性展示更有帮助吗？

董越：角色的背景设置有一种缘分在里边，《罪与罚》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是个法律系学生，和这里有相似性。我在做这个故事时重新看了那本小说，它甚至影响了我剧本的一些创作。

比如片子一个民工突然出现在孟中面前，说知道他过去在江边杀过人，这是《罪与罚》里的桥段。我之前看的时候都不记得了，重看时觉得这描写很有意思，怎么会有人知道拉斯柯尔尼科夫杀过人呢？后来才知道是警察局局长为了试探他找的人。书里也没描写作案时旁边有人偷窥，那是很私密的空间，是后来一步步才知道情况的。

《罪与罚》里有个很重要的女人叫索尼娅，在她的感召下，拉斯柯尔尼科夫认识到自己的罪孽并同意去自首。她是个身份卑微却又非常善良、内心和身份落差很大的女性形象，这也影响了魏娴这个角色的塑造。

片子里还有一个小情节致敬这本小说，主角孟中有天晚上睡不着觉，起来找魏娴家地址，他从书架中拿出《罪与罚》，翻到里面有当年从殡仪馆打听到魏娴家地址的小纸条。

正午：看的时候能感觉到电影的文学性。就犯罪悬疑类型来说，你是受经典电影影响多，还是受文学作品影响更多一点？

董越：都有。有两部电影对我影响特别深，一部是希区柯克的《迷魂记》，另一部是科波拉导演在1974年获戛纳奖的心理惊悚电影《对话》。这两部片子拍得太好了，它们都和精神焦虑有很大关系，都是大男主的戏，讲的是主角认为的世界和实际世界有着巨大鸿沟，说的是他们的错觉、错判，却用悬疑的方法来讲故事。

它们不单讲了一件事，还强烈揭示了现代人的精神困境，有极强的原创性和抽象性。他们一下子就做到了用通俗文化的方式讲了很有哲思、能说明现代人精神困境的主题，所以这两部片子对我影响非常大。

正午：这部电影会有类似的表达考虑在里面吗？

董越：有，主角前期会有很强的压力感，像魏娴、赵四、孟中这些人，其实都只看到了真相的一部分，这其实是个挺哲学的问题，我们到底离真相有多远，有多少人能知道真相的前因后果呢？

赵四认为自己知道所有一切，觉得自己戳穿了孟中的阴谋，以为揭示了整个谜底，实际上是因为孟中错判了，所以他根据孟中的错判来判定这件事，导致了那样的结果。两个人在最后的高潮打斗，是根本不知道事情来龙去脉、却自以为了解实情的人之间的互相伤害的决斗。

其实作为普通人，我们何尝不是这样呢，经常是不知道事情真正意义上的真相，却已经为此产生了极大的冲突。

正午：这部电影对于国内观众和市场来说，算是更新鲜的体验吗？

董越：我希望是，因为要是直接把作品扔给观众，他们只能用自己的经验去判断好坏，而观众的经验各不相同。其实我觉得这部电影是需要被推荐出来的。

正午：但毕竟大众已经形成了对悬疑类型的某种期待，你担心他们会对这部悬疑电影有期待落差吗？

董越：会有。其实在剧本创作第二阶段，我觉得这个故事已经挺通俗了。但还是不知道呈现在观众面前时，观众是怎么想的。因为我也觉得它绕口，特别难理解，没办法让人沉浸。所以上个月内部放映的时候，我还请经纪人去看了，询问觉不觉得电影很复杂，经纪人觉得挺简单的，这才让我放心了一点。

我现在真的不好说观众对于这种片子（是什么态度），因为《暴雪将至》可能还有些影迷性的倾向。《戴假发的人》在讲述方式等方面有很强的原创性，所以不太好做。

正午：回到电影本身的问题，大家会讨论黄晓明这个角色，之前也有采访说导演要求他改变形象，当时是怎么确定这个选角，并且让他更好地把这个角色表达出来？

董越：我跟他在2018年参加电影节活动的时候就认识了，我觉得他有比较强的突破自己的决心和想法，挺主动地去接近新导演。

2020年年初写完剧本后，他找到我，我把剧本发给他看，他说很喜欢然后就推进合作。在这个过程中，我希望他能摆脱过去的经验。我倾向于表演不能靠技术和技巧，入戏这件事很重要，表演如果仅停留在技术层面就太简单了，但入戏很难，得成为另外一个人，这需要做大量的功课，像内心准备、外形准备等，是个系统工程。

所以我试着说服他，希望他能在表现过去孟中那个时间段时，住在破筒子楼里，我们也在那儿租了一间小房子，他在那儿住了几天，最后呈现的效果总体还是可以的。不过角色 “炸裂”要来自于电影人物的复杂性，不是单纯凭借表演。

黄晓明饰演的孟中屡次法考失利/受访人供图

正午：在塑造孟中角色的复杂性时，做了哪些努力？从开始拍摄到剧本阶段，角色的设计有经历过大的变化吗？

董越：我对于男性角色的塑造还是有些心得。怎么去写一个人的心事、写他被隐藏的欲望、其内在各种欲望的纠缠，我觉得自己总有办法做这件事。赵四这个角色的塑造也是，总会有办法让他变得既有说服力，又有自己的悲剧性，因为这两个人身上都有悲剧性的东西，而且都跟代际传统有关系。

现实真相和历史真相

正午：假发在电影中反复出现，也是电影叙事的重要推动力，导演对这一意象的设计有哪些深意？

董越：假发挺能代表中年焦虑。所以在在给江边的醉汉做造型的时候，和黄晓明20年之后的那个造型，其实做了某种意义上的回应。我当时写剧本的时候，就是在想这两个人的样子有一种互为镜像的相似性。

正午：在描写这种中年焦虑时，你希望表达得更概念化更抽象，还是希望和更具体的现实、社会性的因素有关系？

董越：应该是都有的。但是醉汉的形象从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想给他抽象化，让他更有象征性，所以这个人老在笑，不像一个正常人类，像孟中的另外一个自我，总是在嘲笑他——你不行，你是个卑微的人，你永远都没有出头之日。包括最后的时候他出来，他还在笑。

从文学史上来说，这种人物描写并不少见。就像是被派来的人专门来做一些很荒谬的事情的感觉。

正午：在之前《暴雪将至》的采访中你曾经提到，希望自己所描写的一定要是一个中国人物，是发生在中国的故事，转换到《戴假发的人》，在从人物的行为逻辑、性格特点对塑造他们的社会环境进行追溯时，导演是否依旧保留着“一定是中国人物，是发生在中国的故事”这一坚持？

董越：《戴假发的人》有很多特点和家族史都有关系，我希望自己的电影有看似比较另类的东西在表面，但内在是非常有历史真实性。

表面的类型化是一种方式，电影讲的是非常真实、甚至是揭示着真实的某种东西。我不知道怎么该去表达这种感觉。现实真相和历史真相，我对这个很感兴趣，但是我不会以貌似真实的方式去讲，我会换一种方式。

所以这是这部电影最不娱乐的地方。因为内在它是讲真实的，而娱乐是要远离真实的。

正午：《暴雪将至》讲故事对准了90年代的下岗潮，《戴假发的人》也有大量的情节发生在90年代，并且工厂也是场景之一，90年代为什么会成为电影重要的叙事年代？

董越：其实都不仅仅是90年代，还有其他时代的关联性。

90年代跟今天很不同，时间上又很接近。2001年是分水岭，之前是一个时代，之后进入全球化，经济高速发展，人有了更多的选择，因为市场丰富，经济活跃，所以作为普通人也有了更多，但是之前不是，那时有着非常隐形的出身限制，所有机会跟这些因素有关，除了少部分考上大学的人，其他大部分小城青年都被困在父辈的认知和圈层里，不能轻易动弹。今天的年轻人根本无法想象，那个时候的路有多窄。他们根本不知道考过和考不过有多大的差别。

这个年代跟我们当下的所有的社会现象息息相关。我们所有今天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情况，看似是孤立，但实际不是，会有一定的历史的因果和继承性。我在《暴雪将至》也有这种倾向。有人说它是类型片，也有人说它内核是艺术片，这都不重要，那是我的讲述方式。最重要的是展现我对年代更迭所理解的真相。我有非常强烈的欲望和好奇心去接近那个历史真相。

所以我也不是非要拍悬疑犯罪这种类型，这是偏外壳向的东西。

正午：不过从《暴雪将至》到《戴假发的人》，你确实比较专注在拍摄悬疑犯罪类电影，这是出于个人的选择还是有一定的偶然性？

董越：首先我还是对人感兴趣，尤其是那种有着身份焦虑和与过去割舍不清的人，当然还有人的伪装与自我欺骗，我都感兴趣。所以可能有种必然性，“余国伟”与“孟中”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又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性。

这种类型也容易装扮得让你看不出来我要表达的主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装扮）方式。我不想做那种拍的是什么，结果又貌似什么的电影。在我看来那种电影可能有点顺。我觉得要讲究策略，所有的思考用什么样的方式讲出来，是非常需要动脑的事情。

正午：但你会不会担心观众无法理解到你要表达的点？

董越：当然担心。我希望观众都能知道，但可能只有一部分观众猜到在表达什么，所以其实还挺需要引导的。

正午：影片的摄像风格还是挺有胶片感的，是怎么确定整体的影像的风格，有没有考虑观众的接受度和作者表达的适配？

董越：我在电影审美受一些老电影的影响。摄影指导邓旭是我的学弟，我们受到的影响基本相似，就是80、90年代的那些电影。筹备期间我们一起研究了康拉德霍尔和罗杰狄更斯二三十年前的电影影像，如《毁灭之路》《冰血暴》等，都很有质感。

我们有着相似的审美观，觉得这样做一个城市犯罪片很有味道，慢慢就走向那儿。制作过程当中，包括现场拍摄打光，后期调色的审美取向，慢慢就把这个电影做成有点像老电影的感觉，还有点胶片颗粒感。

观众接受这种视觉风格没有问题，其实还是故事本身，担心观众不一定能够那么轻易地接受。

正午：今年也有一些商业片导演在影片中进行创新，但是市场接受度也没有那么高。

董越：其实我相比之下更边缘了，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不是商业片导演，不是商业片导演的创作初衷，我试图打扮成商业片导演的样子，我觉得自己还是有拍片能力，可能就是个性使然，拍着拍就又回到了自己，最后表达的欲望、内心按捺不住的一些东西，慢慢都流露出来了。

《戴假发的人》剧照/受访者供图

“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正午：《戴假发的人》在2020年10月开机，次年1月杀青，三个月的拍摄时间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董越：挑战肯定是有的，这跟我的综合能量有限可能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拍电影不是说机位在哪儿的问题，有太多的学问在里边。

然后还有就是选择团队，怎么做选择？基于什么做选择？很多学问都是在开机之前，拍摄现场那点事对我来说不算什么难事，开机之前的那些事情才真的是有难度的。

正午：导演从首作到第二部作品，会有个人风格或者表达主题更明确的一个过程吗？

董越：我没有出现过主题不明确的情况，主要是分寸的把握，就是跟观众进行交流的话术。

第二部片我想去跟观众交流，试图找到沟通方式。第一部可能会自我表达更多，因为我不知道观众是谁，主体观众是什么样的趣味。第二部作品知道一点了，比如主体观众需要非常强烈的最终高潮戏，那我就做一个高潮戏。需要反转，就做出一个反转，但是还是不够明确。

我在做电影和宣发的过程当中，也在请教各方观众的诉求以及心理预期。我需要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但是拍完这部我依然觉得自己不了解观众，还是希望更了解观众一点。

我希望未来拍的电影，无论是大制作还是小制作，都能非常吸引人。因为我自己就很喜欢看“这个片子拍的怎么这么吸引我”的电影，比如说阿斯哈·法哈蒂的《推销员》，我觉得他特别会写剧本，包括达内兄弟的电影，用了艺术片的方式，但故事讲述非常有沉浸感。

正午：现在大环境电影资本可能会弱一点，创投会以前可能大家会更重个人表达，现在新导演也越来越注重作品能不能卖出去。你作为创作者，会受到这种市场气温的影响吗？

董越：不是说受不受到影响的问题了，我想我已经快没工作了。因为一个导演两部片子如果不赚钱的话，他的职业生涯会比较艰难了，这很现实。因为电影是高投入的行业，风险很大的，需要看导演的票房成绩。你拿不出一个能够引起热议的，回报率很高的电影的话，之后或许会很难。

正午：所以对《戴假发的人》还是有一定的期待和压力吗？

董越：压力当然很大，我甚至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就是没有拍电影的机会。但是其实对于我这几年的所见所闻来说，这也许不算太大的事情。

好多人在这几年都经历和遭遇了非常大的事业或是生活上的滑落，包括负债、破产。我目前没有家庭负债，所以我对现在的生活还比较满意。目前首要的目标是，争取拍下一部电影的机会。

正午：你现在还没有开始准备下一部作品。

董越：有一个剧本刚拿去做备案。最近一段时间有可能会有消息了。

——完——

题图：导演董越。来源：受访者。
作者：张友发，界面新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