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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后，全世界的穆斯林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第二年我去美国。海关等候入境的时候，盘查讯问非常严格，排起了长队，总能看到长胡子、穿袍子、戴头巾的被带走严查。
和我一起排队的一位旅客，也是类似装束。他看我有点紧张，主动说：“我是印度人，锡克教徒。瞧，我们戴头巾的样子和穆斯林不一样。更主要的，我们印度人和巴基斯坦穆斯林是敌人，反对他们在克什米尔扩张”。
可是轮到他时，美国警察哪管他头巾怎么戴，直接喝令出列，单独检查。紧随其后的我，上来就被问，从哪里来？到美国干什么？我赶忙递上会议邀请信，还在用英语解释时，警察“咔嚓”盖了一个章，蹦出一句“zai jian”。
以往出入境，经常看到华人模样的被抽检盘查，行李翻了一地，特别是不会讲英语的，总被怀疑会滞留不归、非法打工。我在想，是不是911后反恐成为美国最关心的问题，而华人以其一贯的温顺、忍让、怕事，在美国人印象中是离恐怖最远的族群，不是加害者，也很少是受害者，因为很少听到有来自中国的恐怖新闻。
是的，2001年在纽约双子塔观光会被恐怖撞楼，2005年在伦敦坐地铁会遇上恐怖爆炸，别斯兰事件中几百个死难的学生是俄罗斯人，在伊拉克传教被恐怖斩首的是韩国人，更别说此起彼伏在各地恐怖被袭的美国人、西方人。
可是开始不断有中国商船在红海被劫，有中国工人在非洲工地被绑，在美国波斯顿马拉松恐怖爆炸中有中国人遇害，最近在英国国会外的袭击中，也有一个中国游客受伤。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向世界各地，当地球上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中国人的时候，不可能独享全球化的好处，而躲开它的弊端，更何况国际争斗和国内矛盾总是交织在一起，不仅是在国外，也会波及国内。
这一切都是怎么了？
由于各方判断恐怖的标准不同并屡有变化，加之恐怖又总是和犯罪、革命、分离、极端宗教搅和在一起，于是刺杀伊藤博文的安重根在日本被当做恐怖分子，而在韩国被当做民族英雄尊崇，在哈尔滨建馆纪念。在有些国家为了“圣战”自杀袭击的宗教信徒，在别的国家会当做对全人类犯罪的恐怖分子。
阿拉法特一直被尊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的领袖，曾应克林顿总统的邀请，在白宫和以色列总理拉宾共签和平协议，并分享诺贝尔和平奖。但911后由于复杂的反恐局势，美国改变对巴解组织的态度，任由以色列围困摧毁阿拉法特官邸，促其急病而终。
曾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武装斗争，被认为是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合法吁求，但911后所有类似“基地”组织用武装斗争、恐怖威胁，试图用暴力改变政治的主张和行动，都被视为恐怖主义。
什么是恐怖主义，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但它至少有三个要素：
使用和威胁使用暴力；
不仅是对党政军警等特定人群，而是对所有的公众产生现实的伤害、普遍的心理恐惧；
三、有政治目的。
恐怖主义自古以来就存在，但现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恐慌与重视，其实是和受害的人变化、发生的频率增多、以及媒体的深深卷入有关。
如果恐怖仅仅是索马里的暴民或卢旺达的部族相互仇杀，其他人除了感叹，会觉得离自己很远。终于，西方人受害了，美国本土受攻击了，曾经认为美国自作自受的人也难以独善其身了。恐怖主义是全人类的敌人的观念，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恐怖主义如果像荆轲刺秦那样的千年传奇，或如911飞机撞大楼的百年惨剧，还不会像现在一样恐慌。它发生的频率越来越快，越来越普遍：洛克比的空难、孟买的街道、马德里的火车站、巴格达的汽车、雅加达的酒店、伦敦的国会大楼外。从偏远地区，到政治中心和旅游圣地，国内外接连不断。
不会有很多人在恐怖的现场，但所有的人闻之色变，就是因为媒体无处不在的报道。如果恐怖是在过去一个鲜有媒体报道、相对封闭的时空发生，如同秦国坑杀赵国60万降卒、日本屠杀30万南京军民一样，只是一个令人悲痛的历史事件和冰冷的数字。
但当你看到电影《投名状》里为了口粮乱箭射杀降兵的震颤、《南京大屠杀》里穿肠的刺刀和一个个个体的哀嚎时，媒体再现的是怎样的恐惧与怆痛。
同样，现在信息的肆虐，无处不在的社交媒体，用玉石俱焚、血肉横飞、无辜冤魂的画面，击打着你的视觉和听觉的时候，恐慌、恐怖、恐惧就这样产生了。
政府和媒体在报道恐怖事件上经常两难。不报引不起警示、全社会的痛恨和防范；报了又会加剧恐怖的扩散，达到恐怖组织的目的。恐怖袭击不是让人死，而是让人看，通过媒体的报道，扩大公众的恐慌和压力，促使政策上的变化。
当年在爱尔兰共和军恐怖袭击猖獗的时候，撒切尔夫人说过，传播是恐怖分子的氧气，希望媒体能配合政府，不放大恐怖情绪，不泄露反恐消息，不充当恐怖分子的传声器。
但在媒体竞争和网络时代，很难做到。不说公众有知情权，就算能管住本国的媒体，也管不住国外的媒体；媒体机构可以专业审慎，但个体传播者甚嚣尘上。
所有的人都会问，越演越烈的恐怖主义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萨缪尔亨廷顿在苏联解体、冷战终结后的名著《文明的冲突》里提到，未来人类的冲突将不是国家间的，也不是不同意识形态的政治制度之间的，而是以宗教为代表的不同的文明之间的。
他指出世界上的几种主要文明：西方、儒家、日本、伊斯兰、印度、斯拉夫-东正教、拉美以及可能的非洲文明。他认为在每种文明内部大体可以相安，但在文明的交叉地带，极易爆发冲突。
911后有记者采访亨廷顿，问他的预言是否正在变为现实，但他支支吾吾的顾左右而言他，不愿正面回答。
是啊，文明的冲突理论上可以研究，但一旦推广到复杂的现实中，就会出现可怕的后果：难道人类仅仅因为有不同的文明和宗教信仰，就会天然的爆发冲突和争斗吗？就像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伊斯兰圣战一样，重新把人类带入万劫不复、无休无止的战争吗？
911第二天，《纽约时报》头版的标题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争夺殖民地的经济之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法西斯与民主制度的政治之争，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是文明冲突的宗教之争？
如果是这样，就太可怕了。然而现实中既有文明的冲突，也有文明的融合共处。即使美国政府在全球反恐时，也会结盟联合温和、世俗的伊斯兰国家，打击那些原教旨的伊斯兰极端势力。
实际上这些年的研究证明，冲突不是由于文明和宗教的不同，而是因为政治、经济、社会的不均衡发展和各种势力的渗透。全球范围内出现富者越富，贫者越贫，富者不安全，贫者没保障的现象。同一民族内部会有社会边缘群体的绝望抗争，不同民族之间也有有组织的恐怖暴力。
恐怖主义骇人听闻，某种程度上，自杀式袭击的恐怖分子，在和珍爱生命的人类打一场不对称的战争。国际上，并没有因为本拉登被击毙，反恐局势就出现根本性的好转，西方和非西方（West vs. Rest）的矛盾犹在。共同富裕、均衡发展的问题并没有很好地解决。
经济增长异常重要，但不可能必然解决政治、文化和人们的信仰问题。特别是在某些地方、某些人群，经济发展不平衡、意识形态没有吸引力的时候，宗教和国外势力就会趁虚而入，激化矛盾。
恐怖主义除了引起人们的恐惧和痛恨，其实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恐怖主义有政治目的，最终也只能是政治解决而不是以暴制暴。至于文明的冲突，你可以这么想，但除了ISIS，没有政权敢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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