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人之肉躯，救百万民众。这位导演了中国版“敦刻尔克大撤退”的英雄就是“船王”卢作孚。
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谈到中国民族工业发展过程中说，中国四个实业界人士千万不能忘，重工业不能忘了张之洞，纺织业不能忘了张謇，化工业不能忘了范旭东，而交通运输业不能忘了卢作孚。
“不能忘”的卢作孚，1893年出生于四川合川一个贫寒之家。时运艰难，卢作孚只有小学学历，但他小学毕业后前往成都刻苦自学，博览群书。
为寻救国途径，他17岁加入中国同盟会，投身革命。23岁在成都《群报》当记者，26岁成为《川报》总编。
1925年，32岁的卢作孚终于投身实业，筹办“民生公司”开始了实业报国。最开始卢作孚靠着乡亲、朋友的支持，以8000元购买了一条小客船，开始了他的航运之路。
仅几年内，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实业公司就完成了长江上游的航运界整合，迫使外国航运势力退出长江上游，“崛起于长江，争雄于列强”，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就是做到了。
在卢作孚的带领下，1937年抗战前夕，民生公司已经拥有46艘轮船，总吨位上万，近四千职工，成为我国当时最大的民族航运企业。
而关于到底如何才能救中国，卢作孚同人讨论过无数次，他的朋友说：“我是一颗炸弹。”
卢作孚却说，“炸弹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毁灭对方；你应当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别大，才使人无法抵抗。”
抗战爆发后，卢作孚没有像友人所说一样如“炸弹”亲上战场，但却用他自己的方式，如“微生物一般”推动中国一步步艰难前进。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卢作孚立即向全公司发出号召，“民生公司应当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
而后平津陷落、淞沪败退。上海、南京、武汉纷纷沦陷，自古被誉为“川鄂咽喉”的宜昌，当时俨然已经成为了全中国的命运的“咽喉”。
1938年10月，在武汉会战即将结束、国民政府即将放弃武汉的时候，拥往宜昌的难民潮达到了高峰。根据1938年武汉失守后的一次统计，在宜昌候渡的各类人员，最多时达到了3万多人。
当时能够入川的公路不多，铁路更是没有。沿着长江向大后方而去的难民、80多家工厂的设备、军队物资、武器弹药想要入川只能选择水路，但水路运输力量有限，因此大批物资源源不断地堆积堵塞在宜昌长江三峡的门口。
这其中，有13万吨战略器材是整个中华民族工业的精华，如果不能及时入川，不仅会影响大后方军事工业重建，而且如果被日本人掠走，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当时的宜昌，可供运输的船只，只有民生公司的20几条轮船和几艘其他公司的轮船，按照正常运力，想要全部运走这些人流和物资，差不多需要是一年的时间。
然而形势危急，无论是哪一方，都没有一年的时间来等待物资运输。
更加要命的是，不仅日本飞机在上空不断进行轰炸，而且还有40天长江枯水期就要来了。也就是说，这些人员和物资必须要在40天之内完成运输，这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
危急存亡之时，卢作孚亲抵宜昌，马上召集公司高层商量，然后决定亲自指挥，重新抢运物资入川。
他一反之前一向不肯做官的态度，临危受命，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军事委员会第二部副部长兼农产、工矿、贸易调整委员会运输联合办事处主任，并承诺，40天完成转运，运价只收平时的十分之一。
“增加码头设备、增加港口木驳数量、增加装卸工人、增加工人工资标准”，卢作孚几乎是立刻就做出了决定。
不论白天黑夜，宜昌江边声响震天，2000多名装卸工不停工作，拼命把尽可能多的物资运送到大后方。
为对付日机轰炸，在晚上日机飞来时，整个码头作业区骤然灭灯，一片黑暗，工人们放下工作，就地防空。敌机一过，则灯光齐明，热火朝天。
民生公司的指挥中心内，电报机24小时不停工作，所有电文卢作孚亲自处理，庞杂的运送过程中每一个细节，他都能了然于胸。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大撤退运输中，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向四川运送了150万人，100万吨货物，仅抢运的军工设备就有兵工署的22厂、23厂、24厂、25厂、巩县分厂、汴厂和金陵兵工厂、南昌飞机厂等14个，还有大量的其他工业设备和学校、科研机构的物资。
卢作孚公司抢运的这些器材物资，很快组织起钢铁厂、兵工厂、纺织厂，每月生产手榴弹30万颗，迫击炮弹7万发，炸弹6000颗，子弹几百万发，军用十字镐20万把。
除了物资，卢作孚也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其中光是抢运入川的学校就有复旦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航空机械学校等数十所。
为了运输尽可能多的难民，他同时下令将二等以上舱铺全改为坐票，让达官贵人与平民同舱，这样增加一倍以上的载客量；票价降低：公教人员半费、难童免费。
当满载着几百名战争孤儿、难童的船只离开宜昌港时，卢作孚亲自到码头送别，孩子们扒在栏杆上放声高歌。此情此景，船上岸边观者无不为之动容。
最终，12月初，江水低落之前，宜昌堆积如山的货物终于全部运走，这场中国版“敦刻尔克”在40天之内顺利结束。
1940年上半年，民生公司又从宜昌抢运了1.6万多吨器材到大后方。6月12日，宜昌沦陷后，在接近敌军的平善坝、南沱、三斗坪一带，还有最后一部分兵工器材待运。
据卢作孚之子回忆，“这时候，我父亲亲自率船前往距敌约20多公里的平善坝，连夜装船，天一亮即运走。民生公司职工们看见他身先士卒，异常感动。大家众志成城，齐心协力，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终将平善坝至三斗坪一带24800余吨兵工器材抢运到上游安全地带。”
在整个大撤退的运输过程中，民生公司遭受了重大损失，作出巨大牺牲。大撤退中，民生公司的船只担负了90%以上的运输量。
战时钢板价格上涨千倍，机油上涨200倍，煤价超过战前150倍。但为报效国家，民生公司所运各种器材平均每吨收费仅60元左右，另有许多难民是免费运输。
对比同时的几只外国轮船却大发国难财，只运商品，价格还是平时的10倍以上。
为此，卢作孚不断调集民生公司其它产业的资金，顽强地支撑着这场事关国家命运的大撤退。
1938年11月，“民裕”轮从三斗坪去重庆途中，在青石洞遭到几架日机的袭击，当即被炸沉。船上人员除7人生还外，其余全部牺牲。
还有“民权”“民众”“民元”等川江主力船，不是被炸得严重破损，就是被炸沉，长江上游的运力比抗战前减少了一半。
据童少生回忆，在抢运人员、设备过程中，民生公司有116人献出了生命、61人伤残，16艘船被炸残炸沉。至于民生公司被敌机炸毁的厂房、仓库、机器设备，以及被损坏的码头、趸船、货栈等，更是数不胜数。
也难怪卢作孚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是上前线去了”。
1949年，避居香港的卢作孚谢绝了台湾的要求，将香港的船队带回了内地。回到内地后，卢作孚带头将民生公司交给了国家，率先实行了公私合营。
然而可惜的是天妒英才，1952年他因为服用过量安眠药物而与世长辞。
他虽然不是统兵百万的将领，但是他成功指挥中国工业力量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让日本灭亡中国的美梦破灭了。
青年时，他曾意气昂扬的说过，“炸弹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毁灭对方；你应当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别大，才使人无法抵抗。”
而卢作孚的一生，真切的说明了“微生物们”是如何用自己的方式改变时代曲线救国。
这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正是由卢作孚牵头并作为主要力量创造的奇迹，这个伟大的历史事件至今并不为太多人知晓，但在为电影《敦刻尔克》震撼感动的同时，我们理应知道卢作孚和他争取到的成功大撤退。
无论是历史还是我们，
都应该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