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无常,而你是暗夜里的光
“尽力去恢复，争取还能从事临床工作。”入院的第57天，陶勇在电话里对《时尚健康》的记者平静地说出了这句话，以医生宽慰患者的语气。
尽管他还有至少半年的康复期，康复最终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还要因人而异，但终究是存在这一种最好的可能性。
被同行称作“天才医生”的陶勇，是我国眼科排名前五的专家，在葡萄膜炎领域更是当之无愧的青年领军者，这也是他出事引发行业极大震动的原因。
2020年1月20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发生恶性伤医事件，
眼科主任
陶勇
被歹徒以菜刀追袭，双手和头部多处被砍伤，左右、前臂肌腱断裂，失血1500ml。
犯罪嫌疑人崔某，是陶勇接诊的患者之一，此前他在其他医生处做过两次眼科手术，术后严重的并发症，导致他的眼睛几乎失明，遂投医专治疑难杂症的陶勇，经再度手术，他的视力已恢复了一部分，所以陶勇认为崔某对自己应该是心存感激的，想不通他为何会动了杀机。
中国的医患矛盾一直都很尖锐，患者及家属除了抱怨看病难、看病贵，指责医生态度不好等对医疗制度的不满和偏见外，更多其实是将对死亡与病痛的恐惧，转嫁与发泄在医生个体之上，却忽略了生命体的复杂和医学本身的局限性。“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才是医生工作的日常。
两周后才脱离生命危险的陶勇，对自己遭受的无妄之灾，表现得极为镇定，甚至大部分时候，都是他在安慰来病房里探望的亲朋。
作为从业近二十年的医生，他自言看过了太多生死，心性上比常人要更强韧。让他担心的反而是目睹灾难现场的那些更年轻的同事们，“他们此前的经历都十分顺遂，又刚进入到这个环境，对人生突然的变故了解不多，这突如其来的事件，会让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发生巨大的扭转。
从我身上流出的鲜血，会让他们陷入到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痛苦中，无法想象，他们今后如何再拾起手术刀，回到诊室。每一次的伤医事件，都会极大程度地打击医护的从医信心。”
出生于1980年的陶勇，是同事们眼中的理想主义者，他像他的偶像汤飞凡和张晓楼教授一样，在工作中践行着悬壶济世的理想。
之所以被称作“天才医生”，是因为
陶勇有着这个年龄段医生的最完美覆历
：28岁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博士毕业，32岁当上北大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36岁升为主任医师；37岁到北京朝阳医院担任主任医师，并被破格提任博导。
此外，陶勇在学术上也有着非凡的成绩，他累计发表了98篇SCI论文，中文期刊论文51篇，主持着4项国际科研基金，2项国家科研基金，获国家发明专利5项。由他和团队主导研发的眼内液检测，对推进眼科精准诊疗更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陶勇将除了睡眠以外90%的时间都奉献给了他视之为信仰的医学，每天接诊上百个病人的他，还曾经创造过一天做86台手术的个人纪录。此外，他还要分出精力去教学、做科研。正因为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他一直让自己保持着高速运转的状态，即使当下正处于康复期的他也停不下来，他给自己安排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工作，包括给学生们视频讲课，撰写《眼内液检测》一书后记，及相关的科普文章等。
作为眼科领域的顶尖专家，陶勇有太多机会可以选择去条件更好，收入更高的地方专心做科研，但挑战疑难杂症，治别人治不好的病是他毕生的理想，所以，他坚持让自己扎根在一线，那样才能从更多更复杂的病例中，积累临床经验。
和专业成就一样令人信服的是陶勇的人品，这也是熟悉他的人都不敢相信，这一场劫难会发生在他身上的原因：
这是一个自己住着60平的出租屋，却倒贴钱也要给贫困患者做手术的仁医。
他还曾先后三次参加国家卫计委主办的中华健康快车行动，为贫困患者实施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逾两千例。
而在过去的6年里，他更是为长期接诊很多医生都不敢做的艾滋病、梅毒患者进行眼部手术……
对陶勇而言，“不辞艰辛，
救死扶伤“是他入医学院之初的誓言，也是他最朴素的医心。
因为这一起轰动全国的伤医事件，让这位一直低调的医生成为公众人物，并被媒体挖掘出他背后更多的故事。
陶勇并不排斥由此附加在他身上的社会属性，但他也深知过多的荣誉和过高的评价，对于像他这样一个心智成熟度还有很大进步空间的年轻医生来讲，是巨大的考验，他亦将之当作另一场修行，并怀抱着承担起更大的社会责任之心，向着“直而不肆，光而不耀”的境界，继续一路前行。
TH ：
有人说：“中国公立医院的医生一直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你们提供了全世界性价比最高，最有效率的医疗系统，却又是在中国被骂得最惨的一群人”。因为这次的疫情，还有发生在您身上的事件，整个社会对于医护职业都有了重新的认识。那这一段时间，您对于中国普遍存在的医患矛盾有怎么样的思考？
陶：
我对医患矛盾，还是没有那么乐观
，尽管这一段时间，能够暂时性地通过媒体的集中报道，让大家意识到医护人员的牺牲和奉献精神，但疫情还没有结束，东北那边就又传来的伤医事件，可见根本性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
陶：根本问题是教育！现在的社会普遍存在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不像我们小时候，道德教育是五讲四美，是严以律已，宽以待人。
但现在，老人跌倒了都没有人敢扶，因为确实存在会被讹诈的可能。这当然跟大环境的社会风气有关，以前大家都住在一个院子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很亲密的，而现在我们住在钢筋水泥的楼群里，连邻居是谁都不知道。
生活节奏变得很快，每个人都是围绕着自己的小空间，两点一线的生活。而医患问题就是社会矛盾的一个缩影，人在生病之后，会对别人要求更高，因为他是弱势群体，就自然觉得自己是有特殊要求的资本：医生的医术必须要高明，要态度好，看病的时间要长，要解释明白，钱还要花得少，但你如果把医生捧到神坛上去要求，没有人达得到，这也无形中拉大了预期和现实的差距。
而另一方面，医生也希望患者能遵守秩序，能理解自己，因为他每天要看上百个病人，他的生活压力也大，收入待遇各方面不平衡，患者情绪态度又不好。当彼此都在埋怨，都在要求对方时，这个问题就无解，结果就是像现在这样，学医的人越来越少。
很多医务人员的子女都不再选择学医，同行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劝人学医，天打雷劈。在别的地方都是状元才能考医学院，但在中国，医学院渐渐沦为没有人选的学校，分数越来越低，入校的门槛也越来越低，这个现象的最终受害者一定是整个群体，因为它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我觉得如果社会真的可以回到为对方着想，严以律已、宽以待人的时代，大家都能够互相体谅，整个环境才能变好。
TH ：
您成为一个医生的理想和小时候的家庭教育、生活环境有关系吗，在您的记忆中，父母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言传身教？
陶：小时候的环境对我学医的初衷确实是有很大影响，我的高祖父是赤脚医生，后来随红军长征牺牲了，是烈士。我姑姑和姑父也都是学医的，家里是有这样的传承。我小时候体弱多病，因为扁桃体炎、支气管炎，时不时就会去医院，所以从小就觉得，长大了做医生能够去帮助别人，是很有社会价值的一份工作。
另一方面，我妈妈有沙眼，妈妈的奶奶又是因为沙眼失明，所以我学医会选择眼科。当然，也跟当时的环境有关系，那时候市场经济还没有这么活跃，大家有钱没钱都过得差不多，所以选择事业和未来方向时会更理想化一些，不会太考虑钱的因素。但现在的小孩，你再去问他，他可能第一考虑的是这个行业挣不挣钱。
TH ：
您的同事说您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以您的技术与学术水平，可以选择去做更轻松也更名利双收的工作，但您还是坚持在公立医院的第一线，每天为上百患者治“穷病”，这个过程中，你就没有过别的想法吗？
陶：中间也萌发过“算了吧，别干了”的念头，因为压力确实很大，但我又舍不得。
我研究的葡萄膜炎，是眼科里非常冷门的一个领域，因为它的病因很复杂，不好治，精力投入得多，但不太能看到明显的效果，而病人在长年就医以后，经济条件也不会太好，所以它会被称为“穷病”。但，如果我放手的话，有很多这一类的人就真的会失明。责任感让我放不下，就像你生了一个孩子，尽管它长得丑，但你肯定也舍不得把它饿死。
这是一方面，再就是我本心上还是喜欢这个职业，我最大的兴趣爱好就是研究疑难杂症，就像我妈不理解为什么网吧里的少年可以一直盯着电脑玩一样，我对治病也有瘾。而有些病人辗转四处治不好，找到我，我给他治好了，那个感觉也是特别好的，就像记者写了一篇好文章，裁缝做了一件好衣服一样，是自身价值感的一种体现。
当然，中间也会有一些感人的故事支撑着你，伤害我的病人确实对我的打击比较大，但我接触到的患者大部分是感恩的，他们打心眼里觉得你好，想要跟你成为朋友，他们让我觉得这个环境是好的。
最重要还是理想的支撑，毕竟我是从北医出来的，我的老师都是顶尖的专家，他们的言传身教，无形中让我觉得，我这辈子要坚持做原创性的贡献，要将挑战疑难眼病的宗旨传承下来，这也是一种使命感吧。诸多这些原因，让我一直坚持到现在。
TH ：
在中国做医生，不仅是技术，体力各方面的挑战，医院这个环境更是能最清楚地见世态见人性。在临床工作这么久，对您的人生观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陶：我从医这么多年，看过太多生离死别，也已经感慨过很多次人生的短暂和无常了，所以，我更在乎的是在这个短暂的人生里，是不是在做自己觉得对的事，有没有在创造价值？
我自己是将医学当成一个修行的方式，就像有的人学佛，只是烧香磕头祈求保佑，而有的人学佛是为了修心，希望以佛经的智慧帮助自己达到更高的境界。学医也一样，如果你只是将它当成一份挣钱的职业，当然会受影响，因为你在这里确实可以看到光怪陆离，看到人生百态，各种善的恶的，美的丑的，都交织在医患的大环境里，它是一面放大镜，可以放大人心，所以它很可能会让你失去对这个世界的信心。但如果你把医学当成一条修行的路，你反而会成就更好的自己，会在这个环境中，让自己的境界不断的提升。
比如，当你看到那么多的病痛和人间疾苦，你很自然会觉得自己已经得到很多，感恩的心油然而生，心态上得到修行；看到那么多身患绝症，仍然顽强和病魔做不屈不挠斗争的人们，你也会变得不那么轻易认输，意志上得到修行；看到那么多昨日达官显贵、富贾名流，转眼化作冰凉，一抔尘土，烟消云散，眼界当然看得更远，格局得到修行。
陶：我视为偶像的是眼科的两位教授，汤飞凡和张晓楼，他们是在中国眼科历史上做出非常重大的原创性贡献的人，他们发现了沙眼衣原体，也就是沙眼致病的病源，并推翻了日本学者细菌病原说。在当时那么艰苦的科研条件下，他们坚持自己的研究，汤飞凡教授甚至冒着失明的危险，将沙眼的衣原体接种在自己眼睛上，并坚持工作40天，纪录完整病程，来证实TE8的沙眼致病性。这两位教授是我一直以来的榜样，他们用一生在践行自己悬壶济世的理想。
TH ：
您怎么跟女儿讲自己遇到的这个事件和现在所处的状况？
陶：这是生死一线的大事件。但我没有跟我女儿讲这件事，因为疫情，我已经快两个月没有见到她，她一直在家里隔离，我们都是通过视频和微信来交流。我觉得也不用说什么，她才二年级，还太小，
等她长大以后，对社会有了理解，自然而然就会懂
。
TH ：
在您刚出事的时候，大家特别惋惜您可能再也上不了手术台了，目前恢复得怎么样？对于未来，您有什么具体的计划？
陶：
尽力去恢复，争取还能从事临床工作
。
我现在就在积极的做着康复训练，每天上午两小时，下午两小时，自己感觉比原来好一些了，关节没有那么僵硬，当然，康复最终到达什么程度还是要因人而异，至少也要半年的时间。
即便我
未来上不了手术台，还是可以继续做科研，带学生，将自己的临床经验和技术推广到全国各地。
之前我在眼科的精准诊疗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绩，通过化验眼内液，快速准确找到眼病的病源，它可以使治疗更有针对性，疗效也更明显，这也是我目前最引以为豪的。
在住院期间，稍有体力，我就用
右手单手打字，完成了《眼内液检测》一书的后记，
就是希望它能尽快面市，尽快帮助到更多的人。等伤好之后，我还会继续做这方面的科研工作，希望能保持它在国际上的领先优势。对我来讲，能够在眼科领域里做出原创性的贡献，这一辈子也就值了，算是没有白做这个行业。
TH ：
您在对未来的计划中有一项，希望能够帮助盲童做巡回演出，这件事背后有什么样的动因和故事吗？
陶：
医生不是神，不是所有的病都能治好
，在医疗手段有限的情况下，并不能达到让他们恢复视力的结果，他们最终还是要失明，尤其是那些孩子，他对一个家庭而言 ，就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我觉得作为医生，如果只看到有救或没救，还不是完整的医生，我们可不可以背后想一些办法，让这些盲童，能够自食其力，给他们组织演出，就是让他们找到一个饭碗，让这个家庭得到重生。至于为什么不是捐款？我希望通过我的帮助，盲童们能够找到一个让他们通过劳动换取价值的方式，而不是单纯的给他们钱而已，更不希望他们变成只会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甚至还怨恨社会的群体。
TH ：
以您现在的影响力，未来会参与到更多社会性的工作中吗？
陶：会，我觉得社会性的工作其实是医学的一部分，我对医学的看法这些年也是在不断变化，最初学医就是单纯想要给人治病，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后来觉得医学还包括心理，同样的病，不同的人得却有不一样的结果，里边存在很大的心理因素，要怎么调整他的心理去配合治疗；再后来发现，人毕竟是社会的一部分，你要更多考虑到他的社会属性，不能让他成为职业病人，治完病以后，他还能有精力去赚钱养家，享受家庭的乐趣；再到现在，我开始觉得，治病并不完全是治这一个人，很大程度上，是要让人和自然的环境达成和谐，这才是真正的医学。
比如2003年的非典，这一次的肺炎，都有人过度地破坏自然导致失去平衡的原因。最近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新闻，比如温室效应让南极冰融，导致很多原古时期的病毒被释放；还有澳大利亚的山火烧死了几亿动物，这都是人过度开发自然，过度以人为本导致的失衡，我们其实是在自食其果。所以这阶段我对医学的理解是，它不能完全以人为中心，我们要做的是，想更多的办法去改变这个环境，让人与自然可以处在平衡的状态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