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减税降费，降低实体经济发展成本；保障载体空间；实施人才战略；扶持中小企业，激发实体经济发展活力……近日，数份重磅调研报告从八个方面提出50条壮大深圳实体经济的建议。这是深圳市政协发动268名市、区政协委员，调研近半年后形成的成果。今日，市政协还将以常委会形式举行“壮大实体经济”专题协商会。深圳市的行业“大咖”如郁亮、王传福、马蔚华、汪滔等拟在会上发言。
深圳实体经济面临六大挑战
● 经济发展减速换挡。
● 产业结构加速调整。
● 新旧动能尚未完成转换。
● 要素成本高、空间制约大。
● 土地空间不足。
● 社会发展亟待补课。
近年来，深圳实体经济快速发展，涌现出一批制造明星企业，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但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问题及挑战。今年年初，深圳市委六届五次全会明确提出“培育壮大实体经济，不断夯实经济发展根基”。深圳市政协经济委今年年初提出的《关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壮大深圳实体经济的建议》集体提案，也作为2017年市委书记领衔督办的重点提案。
为此，从今年2月开始，深圳市政协启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壮大深圳实体经济”重点调研，发动268名市、区政协委员参与，召开50多场座谈会，形成43万字的总报告、分报告及发言材料，最终从八个方面提出50条建议。
报告指出，深圳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面临诸多挑战。首先，深圳的经济发展减速换挡，增速调整从2011年就已开始，近几年一直处于“绕10”增长态势。其次，深圳的产业结构也在加速调整。目前第二产业增速持续下滑，而第三产业比重加速上升。据统计，深圳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下降，其中，2014年-2016年期间，每年以一个百分点的速度下降。
此外，深圳的新旧动能尚未完成转换。传统动能呈现持续减弱态势，2013年以后，在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双重挤压下，深圳外贸出口连续三年负增长，投资对经济拉动势能减弱，低成本资源和要素投入形成的驱动力明显式微。而新动能还在培育期，其增量不足以抵消旧动能的减量。
要素成本高、空间制约大，是制造企业普遍感到的两座“大山”。2015年发布的《中国内地城市生活成本排行榜》显示，深圳的生活成本仅次于上海，位居全国第二，排名世界第16位。而生活成本构成中最大的部分就是房价(房租)，持续发烧的房价多次将深圳推至风口浪尖，租房费用几乎占到个人总支出的一半。
土地空间不足是制约深圳实体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深圳辖区面积仅相当于一个县域规模，在四大一线城市中，也仅相当于北京的1/8，上海的1/3，广州的1/4。深圳土地开发强度接近50%，远超过30%的国际警戒线。
最后，深圳的社会发展亦亟待补课。有报告指出，虽然深圳基于高端制造业优势，在中国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排行榜中列第一位，但深圳的“城市病”指数也位居榜首。
企业负担重 减税降费呼声高
在土地、空间、环境、资源等难以为继的硬约束下，传统经济增长动力的势能减弱，壮大深圳实体经济唯有向改革、开放、创新要动力、要空间。为此，深圳市政协在报告中提出八个方面共50条建议。
调研报告指出，税费负担过重是调研过程中实体企业呼声最高的，几乎所有行业都在关注这个问题。据不完全统计，税费已经占到企业税前利润的30%-40%。而且在人工、原材料等刚性成本上涨的前提下，减税降费也是唯一还有较大操作空间的降成本环节。为此，市政协提出实施结构性减税，切实降低企业成本；调整社保缴费比例，加大个税抵扣力度等建议。
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空间载体，但深圳土地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制约制造业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现有工业用地存量少，呈碎片化状态，已无法满足企业扩大生产规模需求。报告指出，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某些环节，特别是生产环节，向周边城市扩展，如华为迁往东莞、中兴迁往河源、比亚迪迁往汕尾等，形成了新型的“前店后厂”模式，实现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没有必要去过多干预，但久而久之容易导致分离，需要理性看待。报告建议深圳市应保障载体空间，夯实实体经济发展基础。
此外，市政协提出的建议还包括实施人才战略，开拓创新资源，引导金融支持，扶持中小企业，深化深港合作，优化政府服务等多个方面。
据介绍，深圳市政协“1+8”的调研报告得到了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和周其仁教授的充分肯定。厉以宁教授手书约2000字的评语，在对报告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也对报告内容提出了详细的修改建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也发来专函，认为深圳市政协经济委的工作，“为各地政协经济委员会提供了学习的‘深圳经验’”。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或许还未到来，但深圳制造业外迁以及可能出现的产业空心化隐忧，却一直萦绕在这座危机感很强的年轻城市头上。去年5月，《不要让华为跑了》一文在网上疯传，引起社会各界乃至政府的高度关注。从今年2月份开始，深圳市政协开展规模宏大的深圳实体经济大调研，其中，先进制造业发展是一大重点。
深圳制造业如何突围
市政协调研组从发展“飞地经济”，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以及保障产业空间、人才优先、减税降费等五方面提出应对之策
调研报告：深圳制造业外迁已成潮流
经过近半年调研后，深圳市政协专题调研组撰写了1个总报告和8个分报告。《关于推动我市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调研报告》是位置居首的分报告。报告中，调研组明确指出：深圳制造业外迁已成潮流。报告引述2016年时任深圳市市长许勤的一次讲话中说：“近期，有超过1.5万家企业迁出深圳。”
令人担忧的是，前几年由于深圳市政府主导开展的转移淘汰低端落后产能，外迁的企业大多是低端落后的制造型企业；而如今深圳外迁的制造业大多数是先进制造业，尤其是一些大中型企业，迁走的不仅是一个大型企业，更是一个产业链的迁移，很多上下游配套企业也随之迁走，这对深圳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极为不利。
报告列出的名单中不乏深圳本土明星企业：2014年中兴通讯将生产基地迁往河源；2015年比亚迪在汕尾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2016年华为终端转移落户至东莞松山湖；大疆科技2013年就在东莞买地；富士康更是早早地将生产线移到了郑州和贵州；欧菲光、兆驰股份、兴飞科技、海派通讯等企业将生产线搬迁至江西南昌，在南昌建立了规模庞大的产业园区……
报告指出，由于外迁的企业众多，南山区的一些工业园已变身为文化创意园。另一方面，深圳周边城市也加快吸纳深圳企业落户，“深圳总部、研发”+“东莞、惠州生产制造”的模式已是很多公司的常态。深中通道获国家发改委立项后，据中山市发改局统计，近3年已接纳230多家深圳企业落地中山；江门市工商部门统计，已有198家深圳企业在江门投资，设立企业法人共166户，注册资本300 .2亿元，同时，深圳企业在江门设立的分支机构达225户。
以香港“产业空心化”为鉴 守住制造业
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的外迁，引起了各方关于深圳产业空心化的隐忧。调研报告甚至指出：“深圳产业空心化危险迫在眉睫。”
据介绍，2016年深圳第二产业增加值7700 .43亿元，占GDP的39.50%，同比增长7.0%；第三产业增加值11785 .88亿元，占GDP的60.46 %，同比增长10.4%。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已突破六成。有观点认为，目前的比例已经接近临界点，制造业不能再退。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思康就认为：盲目追求第三产业的比重会影响城市竞争力，会造成产业空心化；深圳的定位是创新型城市，创新一定要有制造业的支撑，否则创新容易成为无本之木。
在这方面，香港为深圳提供了前车之鉴。报告指出，1999年时，香港的GDP大约是新加坡的2倍；但是到2010年时，新加坡追上香港并实现超越。这其中可能有很多种原因，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加坡的制造业比重比香港高，而香港产业严重空心化。
在调研组看来，目前，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物质生产和资本，大量地迅速地转移到深圳外，这一过程自然会带来经济活力、税收、就业等方面的负面影响，无疑也将造成深圳产业空心化危险，走上香港的老路，而深圳又没有香港的金融风投、港口贸易、旅游交通等方面的基础，因此深圳应借鉴新加坡经验守住制造业，避免重蹈香港的覆辙。
发展“飞地经济”突破土地束缚
那么，深圳制造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又有哪些？人工、土地、原材料等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企业人才紧缺，地产经济动摇制造业根基等，均是症结所在。
为了此次调研，深圳市政协先进制造业调研组通过召开专题会议、走访工业园区和企业访谈，以及调查问卷等方式，搜集整理深圳先进制造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调研中有企业反映，10年前，企业100元收入中，税费占10元多，利润是8元多，税费是利润的1.2倍左右；到2016年，税费上升到12元，利润却只有3元，税费是利润的4倍。税费负担重制约了企业发展，利润空间不断缩窄，严重打击了企业积极性。
调研报告指出，深圳近几年房价水涨船高，大量资金涌入深圳房地产业，实体经济得不到有效的资金支持，科研、创新、转型、升级遇到很大问题，再加上互联网经济的冲击，实体经济的局面每况愈下。2016年深圳的G D P约1 .95万亿元，但随着一批大企业外迁，如华为迁往东莞、中兴迁往河源、比亚迪迁往汕尾等带走的G D P；若再刨去招商、保利、万科等房地产商创造的价值，深圳的GDP会大幅下降。
在严峻的发展形势下，深圳制造业如何突围？调研组从发展“飞地经济”，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以及保障产业空间、人才优先、减税降费等五方面提出应对之策。
发展“飞地经济”，有望成为深圳解决土地束缚的有效途径。报告建议深圳以深汕合作区为突破口，加快公共配套设施建设，积极引进有实力的企业和机构参与产业园开发建设，形成多元投资机制和竞争经营机制，打造“飞地”模式示范区。
报告建议，深圳应积极与中山、江门以及内地省市区联系，以“深圳总部+飞地制造”发展模式，以“纵向形成产业链、横向形成服务链”为发展思路，合作共建合作园区。同时，要加快推进深圳与合作区交通设施建设、法规政策制定、人才就业落实、税收财政管理等问题，以合理的利益共享机制确保“飞出地”和“飞入地”两地共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宝安区在全国首创的工业控制线管理办法，也得到调研组的肯定和推荐。报告建议，在深圳未来发展中，将宝安区的经验推广到其他各区，落实工业红线和工业蓝线的划定工作，为先进制造业发展保留合理的载体空间。
个案
总部在深圳，工厂在外地，也有尴尬处
“原本在深圳的LED企业，就我所知，已经有70%-80%外迁，把实体工厂迁到惠州、东莞等周边城市，还有迁往江苏、浙江、江西等省份。对我们来说，实体工厂走了研发就跟着走了，研发走了创新就没了。”深圳市政协委员林洺锋参与了此次市政协关于制造业的调研。他同时是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国家半导体照明工程研发及产业联盟副理事长，对于深圳制造业外迁，他有直观的感受。
林洺锋说，外迁的最大原因还是用地成本，以他的公司为例，在深圳占地32亩，他只能把总部放在深圳，而实体工厂和研发部门放在惠州大亚湾、东莞等地。而这也有尴尬之处。作为一个每年都在不断扩容的企业，分散式的工厂让他的管理成本增高。“在深圳，企业拿块地太不容易了，排队5年都不一定能排上。但对于企业来说，5年时间的发展刻不容缓。”
针对这样现状，林洺锋建议政府考虑降低企业成本，尤其是用地成本。“政府可以针对大型企业的资质进行评估，对于一些支柱型企业、行业龙头企业，适当给予低价地，把这些企业留在深圳。”
一方面是空间限制，另一方面还有人才流失的问题。林洺锋说，想把人才留在深圳，即便是像他们这样的大型企业也很头疼，归根到底是因为深圳房价太高，就算给出3万-5万元的月薪，对于一般人才来说，在深圳买房还是很吃力。长此以往，一些本该留在深圳的人才反而要离开这里。
最后，林洺锋建议，政府应当重新考虑在深企业的规划问题，比如是不是淘汰一些低端的制造业，把这些低端制造业的用地腾出来，用于高端制造业的进驻，激活深圳的产业发展链。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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