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出现的关键，在于社会变革。这也是为什么，当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带来新革命之时，我们将眼光再次放到“时尚”之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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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访问开始之前，我思考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所说的“时尚”，究竟是什么呢？
这个简单而又终极的概念，引出了一系列问题：谁在定义时尚？谁是这个体系里的关键人物？它何以使得“穿衣”这个简单的事情，成为了一种阶级表现？它是从哪里诞生和出现的，是民主还是专制的？—— 只有把“时尚”作为一种社会经济与文化实践，而不是单一的美学问题，才能找到这些问题的结果。
毋庸置疑的，时尚是一种“文化工业”。服装建构了个人习性：“身体时装化的技术，是一种‘文明移入’的明显形式，换言之，我们通过装扮身体将自己呈现给社会环境，通过时装显示我们的行为准则。我们的服装习性产生了一种‘面貌’，这种面貌积极地建构了个性，而不是掩盖了‘自然的’身体或‘真实的个性”。《时装的面貌》的作者克雷克说，在这种意义上，时装是一种文明技术，是自我形成和自我表现的行为准则。
2017秋冬米兰时装周：Dolce & Gabbana品牌秀场
我们所谓的“时尚”，是一系列工业、经济、社会及美学活动的共同结果。“时尚”的存在，让“着衣”变成了“衣着”。《时髦的身体》的作者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说，“时尚是一种杂交物”。通过衣裳这个载体，时尚将技术、政治、经济、社会语境、社群和个体研究结合起来。时尚体系不仅向日常衣着提供衣裳，还向提大众消费提供潮流和美学观念。它所包含的，包括服装设计与制作、市场运作、媒体传播等一系列文化流程。
时尚学者彼得·布雷厄姆说，“时尚法则的与众不同在于，它必需经过时尚工业的过滤。”购物既是经济的
，也是文化的行为。所以，巴黎时尚舞台上展示的时尚，它们是被推荐，走到大众间，还是被拒绝，成为短暂的烟花，起决定作用的，除了设计师本人，还包括评论员、记者、时尚领袖，生产者和买手。这些时尚文化中介，充当着消费与生产之间的中间人，在时尚产业链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里，需要被拎出来的一个概念是“时装”。“时装”指的是什么？在时装史和专业体系里，它通常指代的是高档时装，即“high fashion”。我们通常所说的“时装”，高于生活，具有精英性与排他性，它出现在时装周和设计师的工作室里。一般意义上的日常着装，并不在这个范畴之中。
新兴设计师孙大为自创品牌DAWEI 2017秋冬系列
设计师面临的，是复杂的时装体系。他除了要满足普通消费者，还需要满足来自时装编辑、买手、评论员的需求。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如何获得时装界关键人物的青睐。“设计师像列维斯特劳斯描绘的工匠一样，从历史的存在中采纳有意义的部分，创造一个能成功销售的物件。他的工作，是对文化范畴进行客观综合。”萨林斯说。
在这种情况下，时装所显示的东西，与实际生活存在着冲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所见的高级时装，经常会被人们认为“无法在日常穿着。”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在于“时尚”从一开始，就不是为日常生活服务的。
时尚研究者认为，西方的时装体系与权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自诞生之日起，“时尚”就与“阶级”相关，它是模仿上层阶级的方式。齐美尔认为，时尚是对于既定模式的模仿，它满足了社会调适的需要。“时尚是阶级分野的产物，并且，像其他一些形式特别是荣誉一样，有着既使社会各界和谐共处，又使他们相互分离的作用。就像一个画框，既内在赋予了艺术品连贯、独立的本质，又外在隔绝了艺术品和周围空间所有直接关系。“
狭义上的“时尚体系”，是一种特殊的衣着供应系统。它出现于14世纪的欧洲宫廷—— 以路易十四的法国皇室为代表。随着商业和资本主义的兴起，时尚产业开始得到迅速发展。在一些研究者的著作中，时尚被看作是西方社会现代性出现和发展的特征。在宫廷社会里产生的时尚，要求时尚与身体拉开距离。换言之，它呈现的是衣着，而不是身体。
路易十四（1638—1715）
理查德·桑内特在《公共人的没落》中，说到时尚与自我炫耀之间的关系。直到18世纪后半叶，外表还是“和自我保持一定距离的东西。”18世纪的贵族阶级，戴着浮夸的假发，是为了将穿着者固定在某个身份上。这种情况下的衣裳好比“戏装”，身体是一个架子。有意思的是，历史发展到现在，进入网络社会，服装的“戏服”功用被进一步突出了。在网络红人和时装偶像在网络上的表现，是通过时装，进行“自我表演”的现代形态。
西方消费时装的特点之一，是设计师成为了女性表现技术的权威。人们通常将他们看作是时尚和女性着装的最终裁判。1920年代起，设计师的地位开始上升。与过去的裁缝不同，设计师在推行时装的同时，也在推行一种时髦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裹挟着闲暇、玩乐、精英主义和奢侈消费，是一种属于有闲阶层的上流生活方式，通过这种方式的推广，高级时装与奢侈品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作为时装世界金字塔顶的高级时装，服务的顾客只有一小部分，这个大工业对于日常消费时装的影响，却超出了其真实消费者的范畴。齐美尔说，“真正的时尚中心总是在较上层的阶级之中。”“时尚”自一开始，就是有“权力”的，是“从上而下”。
1990年，摄影大师彼得·林德伯格拍摄的超模
时尚学者克雷克说，“西方的时尚体系与西方社会的权力运作携手而行。”有意思的是，在其诞生之处，它被当成是打破阶层的武器。时尚是在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期间，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时尚是这个新兴阶层的社会竞争手段，是他们用来挑战贵族和上流社会的工具。
人们在选择服装时，也在选择希望呈现的阶层。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说，新中产阶级把时尚当作谋求社会地位的手段来实现，通过引人注目的消费——有时甚至是浪费，来显示他们的富有。衣着是表达金钱文化的最好的实例“我们的外表总是令人容易看见，并向第一看到我们的观察者透露我们的经济情况。“
对既定的时尚体系造成影响的另一个重要现象，是青年运动和亚文化的兴起。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青年运动的兴起，让高级时装一度面临死亡的困境。通过对于消费文化的侵占，时尚在“阶层”之外添加了“风格”。这颠覆了许多物品在主流文化中的本来意义。在五十年代，TEDDY BOY 热衷穿着萨维尔街的定制西装，这在过去被看成是他们父辈才会选择的东西。同样的改变同样发生在互联网时代——最好的例子是球鞋。
TEDDY BOY
引导时尚的精英阶层，并不能控制潮水的走向。时装机制既迎合他们，又超越他们。高级时装一方面将自己放置于日常流行之外，一方面，其成功有依赖于其款式在非精英集团中的流行。“时装的生命来自于人民的穿戴。这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时装既是标志地位和个性的方式，也是一种社会交流。“穿衣”这种体验，既是私人的，又是社会的。
一个悖论是，“时尚”自流行之日起，就开始走向衰亡。虽然亚文化的特质是“不同”，但“时尚”的结果却是“趋同”。“时尚的本质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中：时尚总是只被特定人群中的一部分人所运用，他们中的大多数只在接受它的路上。一旦时尚被广泛的接受，我们就不再把它叫做时尚了。”齐美尔在《时尚的哲学》中写到，“时尚的发展壮大，导致的是它自身的死亡。”
“时尚”出现的关键，在于社会变革。这也是为什么，当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带来新革命之时，我们将眼光再次放到“时尚”之上来。随着数码革命成长起来的“千禧一代”，会像六十年代的青年一样，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吗？由阶级赋予的“时尚的权力”，在号称“民主”的互联网时代，依然有力吗？古老的时尚体系，依然发挥着作用吗？谁在制定时尚话语？怎样的东西会成为数字时代的“文明植入”：可穿戴数码设备、社交网络、“即买即秀”、KOL、社交化购物平台，3D 打印，或者其他？
时尚博主gogoboi为品牌走秀
齐美尔说，“时尚的问题不是‘存在’问题，而是它同时是‘存在’与‘非存在’；它总是处于过去与竟来的分水岭上。结果，在它最高潮的时候，它带给我们的强烈现在感，比任何其他体验都要高。”当我们还在踯躅于是否该换一种眼光观察事物之时，“浅薄”的时尚，却用最为直观的方式告诉我们，不论你是否愿意张开双臂，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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