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色诺芬，柏拉图还有亚里士多德等人的作品中，雅典女性都遵守古希腊版本的三从四德，基本上很少在户外抛头露面，但是雅典阿哥拉广场的出土文物正在打破这一刻板印象，雅典妇女并非像经典文本里写的那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雅典妇女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出门机会。
事实上，在公元前6世纪末的僭主庇西特拉图统治的时代，当时雅典街头还是能经常看到衣着端庄得体的妇女外出打水，她们一般是公民的妻子或者女儿，花瓶上的铭文中，还有这些妇女的名字。
在阿哥拉广场的南部的喷泉房，这里也是雅典妇女喜欢出来打水和洗衣服的地方，她们会在这里拉家常，用水罐为一家人带回生活所必须的用水。只不过是到了伯里克利的时代，公共场合变得更加嘈杂拥堵，所以到了阿里斯托芬写政治喜剧的时代，当时上街的，主要是外邦妇女，穷人家的女儿或者外邦妓女了。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随着男性征战时间的增长，还有经济生产活动时间的缩短，迫使更多的妇女走出闺房和家庭，在市区开酒馆或者蔬菜摊。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吕西斯特拉忒》中，雅典的妇女们因为男性持续开战，搅乱了希腊世界的和平，所以各城邦的妇女团结起来，抵制和她们的丈夫发生肉体关系，以终止无休止的战争。在戏剧中，雅典方的妇女代表就有一个酒馆女老板和一个蔬菜摊主。此外，当时的广场上，根据时政喜剧的暗示，还有女性商人和外邦人的商摊一起，出售香料，熏香，紫色染料，蔬菜，水果，无花果，花冠或者奢侈品，彩带等商品。
在当时的雅典，固定的商店都位于广场的外围，而广场上有的都是各种各样的临时摊与流动摊。而到了晚一点的公元前4世纪，雅典出现了专门针对女性客户的女性阿哥拉，专门出售女性商品,一个专门出售香料的商店，位于阿哥拉广场的东南角。只不过唯一的区别在于，这些女性摊主很多是第四等公民的妻子女儿或者女奴隶（此时雅典的女奴隶一般是外邦人或者外族人），为店主或者男主人照看生意。在多数时候，男性公民的正室还是在家中庭院的深处或者楼阁上，处理家庭内务，像好妒的神后赫拉那样担心自己丈夫出轨。
虽然如此，但是良家妇女并非完全被封闭在室内，在公共葬礼或者国葬时，作为丧子的母亲和未亡人的她们也会抛头露面。比如在下面的葬礼场合，一个妇女在她的男性亲属（儿子或者同一家族的男性成员），手持香油瓶站在一个蛋形的墓碑前哀悼，蛋形的纪念碑上缠满了彩带。在泛雅典娜节和地母节等宗教节日中，这些妇女也都会作为嘉宾或者参会者，占据一席之地。
神龛垃圾堆中的香料瓶
除了在固定的宗教节日之外，在阿哥拉广场北部的小神龛附近，也有很多各个阶层的妇女在向神龛献祭，从神龛附近的垃圾堆中，考古学家发现了香料瓶，珠宝，首饰还有精致的大理石小雕塑等遗留物，因此，在阿哥拉广场北部，也许当时的游人能够看到“有女如云”的盛况。
一个葬礼上的雅典妇女和她的男性亲属
一个衣着得体的雅典妇女，她能在祭祀场合出现
上图是一个名叫克里西斯的雅典妇女和她的女儿向古代英雄奉献的小浮雕
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高级妓女（“女伴”）
除了女性商人之外，另一类可以公开抛头露面的雅典女性是高级妓女。相传是雅典传奇的立法者梭伦和管仲类似，建立了国营妓院。考虑到雅典男性晚婚，而且正妻年纪远小于丈夫，所以婚外性关系在古代雅典屡见不鲜。下图中，就是一个年轻贵族在向一个高级妓女或者外邦女性送礼，或者支付包养费用。雅典的妓女很少是本邦的女性公民，一般是奴隶或者来到雅典的外邦妇女。这些人中，有像阿斯帕西娅这种成为权贵情妇，能够出入上流社会的高级交际花，也有像弗利涅这样美丽异常，以至于被当时的雕塑家选作爱神阿弗洛狄特原型的模特。但是大多数妓女没有这么好的命运，多数人的命运可能是年老色衰，最后在风烛残年中了此残生。
因此，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在古雅典，公民的正室妻子会在宗教祭祀，国殇典礼等场合参与公开的祭祀活动，但是她们平时多数时刻会避免抛头露面；而低级公民的妻子女儿会在街头开设商店，流动摊位，会在阿哥拉广场上摆流动摊；而出身奴隶或者外邦的高级妓女则会出现在雅典的街头走动。所以真实文物揭示出的情况，远远区别于各种经典文本所揭示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