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增定 | “萨瓦神父的信仰告白”与《爱弥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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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瓦神父的信仰告白”

与《爱弥儿》

引 言

1762年6月，卢梭的《爱弥儿》（Emile）一书在巴黎刚刚出版不久，就遭到法国天主教会和世俗当局的全面批判和封杀。巴黎大主教贝尔蒙特（Christophe de Beaumont）不但著文痛批这篇无神论的“大毒草”，而且呼吁人们不要阅读该书。巴黎高等法院也发出了禁书令，并下令逮捕该书作者。在日内瓦共和国，这个卢梭心目中真正的祖国和自由的故乡，《爱弥儿》甚至被市政当局在广场上公开焚毁。可以说，正是由于《爱弥儿》的牵连，卢梭晚年才不得不长时间地处在流亡和隐居状 态。〔1〕那么，《爱弥儿》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它为什么会给卢梭带来这样的厄运？

现代研究者大多倾向于将《爱弥儿》看成是一部现代教育学的奠基之作。单就主题而论，这种看法当然是不无道理，因为《爱弥儿》的副标题就是“论教育”（On Education）。不过若从形式上看，《爱弥儿》似乎不是一篇严格的教育学理论著作，而是更像一部颇具欧洲十八世纪文学风格的成长教育小说——在这部小说中，卢梭通篇不过是讲述一个名叫爱弥儿（Emile）的男孩在其导师让—雅克（Jean-Jacques）的教导下长大成人的故事。

倘若《爱弥儿》只是一部单纯的教育成长小说，那么它似乎不大可能招致如此激烈的反应。毕竟在十八世纪中期的法国，教会和保守势力的影响和控制力已经大不如前。问题在于，卢梭在《爱弥儿》的第四卷中间部分，突然插进了一段跟全书主题似乎不太相干的长篇大论，并且给它配上一个独立的标题，名曰“萨瓦神父的信仰告白”（Profession of Faith of the Savoyard Vicar，以下简称“告白”）。正是在这篇相对独立的文字中，卢梭 借一位虚构的萨瓦地方神父（the Savoyard Vicar）之口，猛烈地抨击以基督教为代表的一切启示宗教，其言辞之激烈的程度不亚于任何一位现代无神论者和启蒙哲学家。毫无疑问，这也正是卢梭遭到迫害和放逐的主要原因。

然而，卢梭本人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是一位无神论者。尽管他时常被后人、甚至被他的同时代人划入现代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的阵营，但终其一生，他都是启蒙运动和现代启蒙哲学的激烈批判者和反对者。他之所以与同时代的绝大多数启蒙哲学家决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无法认同他们的无神论立场。〔2〕况且，即使是在这同一篇“告白”中，卢梭一方面固然激烈地批判了启示宗教，但另一方面却也毫不含糊地表达了他对无神论的拒斥，并且坚定地捍卫宗教以及对上帝的信仰。

那么， 卢梭在“告白”中为什么在激烈地批判和否定启示宗教的同时，却又坚定地捍卫宗教以及关于上帝的信仰？这段看起来相当突兀并且在主题上相对独立的文字，跟《爱弥儿》一书的主旨以及卢梭道德哲学的整体构思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两个问题，即是本文的 关注点所在。

接下来，本文将首先澄清“告白”与《爱弥儿》的整体语境之间的复杂关系，然后集中探讨其中有关“自然宗教”（natural religion）的具体内容以及卢梭关于宗教与道德问题的基本看法，最后试图以此为基础对卢梭道德哲学的整体构思给出一个简要的评价。

“告白”是《爱弥儿》中的一个章节，尽管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章节。因此，在对它进行具体的文本分析之前，我们似乎有必要简要地分析一下《爱弥儿》一书的基本问题和整体语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告白”的构思。

1．《爱弥儿》的基本问题

《爱弥儿》虽然在形式上只是一篇教育成长小说，但是，这并不妨碍它在卢梭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事实上，卢梭本人不止一次地强调，《爱弥儿》是他所写过的“最重要、最优秀的作品”。〔3〕相比之下，那部在公共领域知名度似乎更大的《社会契约论》，在卢梭最初的写作计划中不过是充当《爱弥儿》的一个附录。〔4〕就此而论， 《爱弥儿》当然不是一篇单纯的教育小说，而是一部探究人之自然本性（human nature）的哲学著作。 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卢梭这样说道：

卢梭这段话在为《爱弥儿》的“哲学性”辩护的同时，也相当简洁地点出了这部著作所关注的基本问题——自然状态与文明社会的根本对立。当然，这个对立并非仅仅局限于《爱弥儿》一书，而且贯穿了卢梭的几乎所有著作。正如他在《爱弥儿》正文开篇所说，“出自自然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6〕相应地，在《论科学与艺术》中，卢梭揭示了以科学和艺术为代表的现代文明同古典良好风尚（mores）之间的对立；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卢梭描述了从原始、自足的自然状态到私有制和文明社会的败坏和堕落；而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发出了“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 中”的感慨。〔7〕

但是，倘若只是强调自然状态与文明社会之间的对立，那么《爱弥儿》的重要性当然也就无从体现。 《爱弥儿》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只是简单地描述爱弥儿这个虚拟主人公的教育和成长过程，而是在这种描述中寄托了卢梭对人之自然本性（human nature）或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的深刻洞察。 就这一点而论，《爱弥儿》一方面延续了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及《社会契约论》等著作中的思考，另一方面也是对它们的高度整合和超越。为此，我们不妨简要地概述一下《爱弥儿》同《论科学和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等相关著作在主题思想上的内在联系。

在《论科学与艺术》中，卢梭的出发点是古代与现代的对立：古代象征着德性良善、风尚纯朴的城邦（如斯巴达和古罗马共和国），现代则意味着奢侈、贪欲、私利和败坏，意味着以科学与艺术为代表的现代文明对古代良好德性与风尚的摧毁。在这两者之间，卢梭旗帜鲜明地站在古代的立场反对现代。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古代与现代的对立被还原为自然状态与文明社会的对立：自然状态中的“自然人”（natural man）其实是淳朴无知的“原始人”（primitive man），他们没有理性、语言、科学、艺术、国家、法律、道德和宗教等一切与文明有关的东西，因此能够保持自由和自足的状态。但是，由于某种不可知的意外原因，人类被迫走出自然状态、踏上堕落的文明之路，并且注定永远不可能重返自然状态。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试图通过政治的方式，即由社会契约所形成的“公意”（general will），消除自然与文明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分裂，使人在更高层次上复归自然状态的自由、和谐与统一。

在《爱弥儿》之中，所有这些主题都不仅得到充分展现，而且被整合进有关爱弥儿的教育方法和原则之中。首先，与《论科学与艺术》类似，《爱弥儿》也极力赞美古代生活方式与德性教育的伟大，并且以此反衬现代社会和现代教育的病态与败坏。不同的是，《爱弥儿》明确地认为在现代社会的前提下返回古代世界已经变得不可能。其次，与《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类似，《爱弥儿》也描述了一个有关“自然人”的历史， 只不过它所说的“自然人”既不是作为“人类”（human species）的人，也不是前文明的“原始人”，而是生活在文明社会中的自然人。〔8〕最后，与《社会契约论》类似，《爱弥儿》的目标也是克服文明社会给人造成的分裂和败坏，但它给出的方案不是通过政治手段把人改造为政治社会中的公民（citizen），而是通过“自然教育”（natural education）的方式把他培养成那种既能够完整自足（autonomy）、又可以融入社会的真正自由人。〔9〕

《爱弥儿》并不是泛泛和抽象地讨论人的自然本性和相应的教育方法，而是有着非常明确和具体的问题语境。在《爱弥儿》的“序”中，卢梭指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和科学，倾向于破坏的成分多，倾向于建设的成分少。”〔10〕这也呼应着他在《论科学与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社会契约论》中对现代文明社 会的总体观察和思考。 卢梭自始至终都以为，与现代理性主义启蒙哲学家的美好想象相反，以科学和艺术为代表的现代文明非但没有给人带来自由和幸福，反而将人推向奢侈、贪欲、阴谋、战争、不平等和争权夺利等堕落和败坏的苦海深渊。 具体到道德层面，现代理性主义启蒙哲学一方面激烈地批判和否定传统宗教以及依附其上的传统道德，即基督教和古典自然法学说，另一方面试图建立一种新的、以个体自然权利为基础的现代自然法学说。但卢梭所看到的恰恰是，这种基于个人利益的现代自然法学说或道德哲学不仅不能为人提供一种真正的道德规范，甚至大大地加剧了个人与社会、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

简言之，卢梭在《爱弥儿》中的最终努力，就是要在现代启蒙和现代文明的废墟上重建人的道德准则，消除人在自然与文明、自然人与公民、个体与社会、喜好与义务、身体与灵魂等方面的多重分裂，恢复人自身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并且最终把人塑造成为真正“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道德主体或理性“自由人”。就这一点而论，《爱弥儿》的确堪称是卢梭道德哲学的集大成。

问题是，“告白”与卢梭的这一基本关怀究竟有什么相关性？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澄清《爱弥儿》的整体结构以及“告白”在其中的位置。

2．《爱弥儿》的整体结构

抛开“序言”和“附录”不谈，《爱弥儿》的正文共分五卷，每一卷都对应着主人公爱弥儿相应的年龄阶段：第一卷是婴儿期（2岁前），第二卷是孩童期（2—12/13岁），第三卷是前青春期（12—15岁），第四卷是青春期（15—20岁），第五卷是成年期（20—23岁）。针对每一个年龄阶段，卢梭都指出了与之相应的自然禀赋、能力、倾向和教育方法。在婴儿时期，爱弥儿只有基本的身体需要和感觉；在孩童时期，他开始拥有包括感觉、记忆和初步理性判断等在内的基础知识能力；在前青春期，他的求知欲和理智能力开始大大地发展；在青春期，爱弥儿开始进入社会，因此需要通过同情和友爱对他进行道德教育；在成年期，爱弥儿通过与索菲（Sophie）的爱与婚姻成长为一个有道德、负责任的好男人和好丈夫，并且通过参与和了解政治生活成为一个政治社会的好公民。

联系到卢梭的基本关怀，我们可以将《爱弥儿》的五卷正文进一步概括为两个主题：前三卷描述的是爱弥儿在进入社会之前的“自然状态”，后两卷描述的是他 的“社会状态”。在“自然状态”中，爱弥儿虽然拥有各种各样的知识和能力，但这些知识和能力并未超出自己的自然需要。他只有自爱（amour de soi），却没有社会性的攀比、竞争、虚荣之心，或者用卢梭的话说，没有自私之爱（amour propre）。他只关注自己，并不关注他人，即是说，他是完全自足（self-sufficient）的“自然人”。但在“社会状态”中，爱弥儿必然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因此，他一方面必须同他人保持社会交往，另一方面又需要保持自足和独立，不被社会舆论和偏见所左右或败坏。〔11〕

《爱弥儿》的结构安排无疑表明， 对于爱弥儿的成长和教育来说，最大的危险或挑战莫过于，他如何能够成功地从“自然状态”过渡到“社会状态”，或者说，他如何从一个自然人转变成为一个社会人。 一方面，他必须尽可能地避免使“自然状态”中的“自爱”受到扭曲，防止它堕落成为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自私之爱”；另一方面，他更应该通过同情、友谊、爱、婚姻、家庭、社交和政治活动等，将这种自然性的自足和“自爱”转化成为一种理性和道德意义上的自由或自律（autonomy），同时也相应地把自己从一位孤独的“自然人”变成一个文明社会的理性和道德主体、一个真正的“自由人”。考虑到《爱弥儿》的第四卷所讨论的正是爱弥儿在进入“社会状态”之后所必需的“道德教育”，我们有理由将这一卷视作全书的转折点。

3.“告白”在《爱弥儿》中的位置

如前所说，“告白”出现在《爱弥儿》第四卷中间。它将整个第四卷（青春期）划分成前后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探讨的是性成熟之前的道德教育（同情），后一部分探讨的是性成熟时期的道德教育（友谊与爱）。而讨论宗教信仰问题的“告白”，则刚好出现在这两个部分的中间。因此，如果说第四卷是全书的关键转折点，那么“告白”则可以被看成是第四卷的转折。

卢梭的这一安排当然既不是突发奇想，也不是简单地出于写作风格的需要，而是隐含了他的两个重要结 论：其一是，道德和道德教育本身包含了某种“悖谬性”；其二是，宗教是道德教育之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这两点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先从前一点谈起。从卢梭的哲学前提来看，既然人在自然上就是善的，那么他在自然状态中就根本无所谓道德不道德。对于前文明的自然人或原始人来说，不存在善恶道德之类的问题。这也正如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所说，“最初，好像在自然状态中的人类，彼此间没有任何道德上的关系，也没有人所公认的义务，所以他们既不可能是善的也不可能是恶的，既无所谓邪恶也无所谓美德。”〔12〕

但是在《爱弥儿》中，卢梭所讨论的是“文明社会中的自然人”。也就是说，这个“自然人”并不是永远停留在孤独、原始和野蛮的自然状态，而是终有一天要进入社会。只要涉及社会，就一定会出现自我和他人的比较或攀比（comparison）。而一旦有了攀比之心，那就很容易产生自我中心主义式的“自私之爱”。〔13〕正因为如此，他才需要道德和道德教育。反过来说，道德或道德教育恰恰表明，人已经离开了素朴、自足和无知的自 然状态，并且有走向恶的可能性。借用《圣经·创世记》中的伊甸园故事来说，相对于对善恶全然蒙昧无知的自然状态而言，人知晓善恶之分就已经是恶和堕落的开始。

因此之故， 爱弥儿的道德教育本身就包含了这样一个“悖谬”：道德的来源和基础恰恰是不道德或恶，即卢梭所批判的“自私之爱”。 换言之，人必须首先否定其素朴、天真和自足的自然状态，经历某种程度的“自私之爱”或恶，才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理性、自由和自律的道德人。在这个意义上说，人对自身之自然本性的背离，似乎正是他得以实现或回归自然本性的必要前提；或者说，人必须经历深刻的自我否定才能实现更高层次的自我肯定。

但这样一来，卢梭就必然面临一个奥古斯丁式的“神义论”（theodicy）问题：既然自然本身是善的，那么恶又是从何而来？对于这个问题， 卢梭在“告白”中借萨瓦神父之口给出了一个同样奥古斯丁式的答案：自然本身是善的，恶是人自己的选择；但是恶本身并不构成对自然之善的否定，相反却是自然之善的必要补充； 所以，除非我们相信自然本身隐含了某种神圣的目的、意图或计划，否则我们将无法最终协调个体与社会、自然与道德或欲望和义务等之间的根本冲突。一言以蔽之， 道德和道德教育必然导向对某种终极存在或上帝的宗教信仰。

不过，卢梭所说的宗教并不是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启示宗教（revealed religion），而是一种“自然宗教”（natural religion）。按照他在“告白”中的界定，“自然宗教”一方面区别于启示宗教，因为它既没有也不需要任何人格神、宗教仪式和社会组织形式；另一方面也不同于《社会契约论》中所说的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因为自然宗教不属于任何特定的政治社会，而是单纯发乎自然个体的内心情感（inner sentiment）。

为了更好地理解“自然宗教”对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我们有必要深入“告白”的文本世界，去看看卢梭笔下的萨瓦神父是如何论述自然宗教。

（本文节选自《利维坦的道德困境：早期现代政治哲学的问题与脉络》第五篇“从‘萨瓦神父的信仰告白’看卢梭的道德哲学”。）

〔1〕Patrick Riley, “Introduction: Life and Works of 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Rousseau, edited by Patrick Ril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5-6.

〔2〕Victor Gourevitch, “The Religious Thought”,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Rousseau, pp.191-219.

〔3〕 在《忏悔录》中，卢梭还为《爱弥儿》在出版后被公众所忽视感到愤愤不平：“这本书的出版没有像我其他所有作品那样，引起热烈的喝彩声。从未有过什么作品获得如此多的私下赞美而又未见有公开颂扬的。最有能力评论它的那些人对我说的和写信跟我谈的，都证实那是我的作品中的最上乘之作，也是最重要的作品。但是，他们说的时候都是那么谨小慎微，真是十分蹊跷，仿佛有必要将人们对该书所认为的长处严加保密似的。”参见：卢梭，《忏悔录》（第二部），范希衡译，徐继曾校，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