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与自学 | 汪丁丁：经济学的“关键词”

文 |  汪丁丁

另一位汪家的先生在《读书》呼吁研究“关键词”，有两位先生还编了两个“关键词”的解释，编辑部称为“词语梳理”。（见《读书》一九九五年第二期）这些，都是好主意。西学兴起之后，中国人接触此类“关键词”日多。 由于汉语的特殊功能，再加上此时此地中国的特殊环境，人们对“关键词”的理解，颇多偏离原义之处。偏离无碍——有时还要“误读”呢！——但要知其之所以然。现在为了响应这一位汪先生的号召，试以若干最常见的“关键词”，诌出一篇经济学之概说，也就是供中国一般的知识者——我假定他们都是《读书》的读者——了解的对人类社会最基本问题的经济思考。也许，这也是了解“关键词”的一个办法。

经济学是什么？它应当是什么？这当然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从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经济学就被认做是研究如何有效地、用有限的手段（means）去应付人们无限止的“欲望”。不错，我用了“欲望”（desires）而不是通常所用的“目的”（ends）。因为我要用“目的”来表达那些更高远的精神指向。另外，我用了“应付”（meet）而不是通常翻译的“满足”，因为我们正是在“应付着”那些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人类才能进入“各取所需”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迫使经济学家不去过问那些手段和那些欲望是否正当或是否高尚。他们把这些问题留给了那些还没有从苏格拉底或柏拉图那儿放逐出去的、依旧很高尚的道德哲学家们。经济学家们也不再关心人的欲望是怎么产生出来的这类问题，那已经分工给了心理学家们（理论的和实验的）。于是现代经济学变成了主要研究如何有效运用现有手段的科学。至于经济学应当是什么，我想在文章的结尾处再提及。

杰里米·边沁

现代的主流经济学家，也就是马克思眼里的“庸俗经济学家”，他们是边沁（Bentham）主义者。他们说，实际上是他们的先驱者边沁说，凡人都有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就感到焦虑和痛苦，幸福就是从焦虑和痛苦中获得一定程度的解脱。在这方面人与动物无异。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一个美好社会于是应当“使最大多数的人获得最大程度的幸福”。这句话给后代的不同意“效用主义”的政治哲学家们带来的焦虑和痛苦直到现在也还无法解脱。记得在试刊的《三联生活周刊》读到樊刚自称是“一个俗气的经济学家”，不禁失笑，感到了经济学的反讽。芝加哥大学的利奥·斯特劳斯据说被目前半数的美国政治系掌门教授们尊为“先驱”，这个把哲学还给了政治学的人说过：最好的社会制度之所以实现不了，归根结底是由于我们的二元人性，人是介于兽和神之间的“in-between being”。（Leo Strauss， What Is Politictical Philoso-phy？ ，Free Press，1959）

利奥·斯特劳斯（1899-1973）

那些能够缓解人们焦虑与痛苦的东西，应当被叫作手段。所以在眼下的世界，钱是一种手段，因为用钱可以买到我们欲望着的东西；所以在那个点石成金的故事里，黄金绝对不是手段，因为他用黄金买不到任何他真正欲望着的东西。水和空气，当它们充满着我们时，它们就不是手段，因为我们感受不到因缺少它们而有的焦虑与痛苦；当它们变得稀缺时，它们就是手段，因为我们的生命感到了那种窒息和由此而起的焦虑。诗和面包，它们稀缺的程度是一样的吗？对中国大多数已经脱离了“温饱状态”的人来说，面包已经不值得焦虑了，代之而起的也许是住房的焦虑，出国旅游的焦虑，家用电器，汽车，养老金（未来的面包），权力欲（“自我实现”的欲望）和社会地位（对“受人尊重”的欲望），最后，如果还没有被淘汰，我们会“欲望”听一首好诗，看一幅好画，赏玩一块石头，或其他的能够把我们经历过的美好的转瞬即逝的心灵感受凝固于其中的东西。说实在的，我们忙着上班下班吃饭洗漱睡觉打电话拜访公婆父母子女上司结婚和离婚，实在没有时间玩味我们心灵在某一瞬间的感受。像久久不品茶一样，我们渐渐会忘记了我们的心灵，忘记了怎样品味一首诗。习惯了没有诗的生活，我们不再感到没有诗的焦虑。诗，便不再是手段。失去了人生目的的人是多么容易成为手段的奴隶啊。我匆忙地穿过香港中环的闹市，极少有机会忆起但丁的名句：“在我人生行旅的中途，我迷失在一片不毛之地”。

因为手段是那些稀缺的可以缓解我们焦虑与痛苦的东西，具有理性的我们便去追求手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焦虑与不同的痛苦，有同样的但可以是不同程度的焦虑与痛苦。因为手段是稀缺的所以有着不同程度的焦虑与痛苦的人们对同一个手段感到不同程度的需求。如果我刚刚带着一片面包走出了干渴的大沙漠，我需要水犹如那个担水叫卖但饥肠辘辘的老人需要我手里的面包。交换，亚当·斯密说交换是人类的天性。交换水和面包，可以解脱我们双方的痛苦。总量不变的手段，仅仅由于交换，满足了更大多数人的更大的需求，这是一种改善，一种有利于一些人而不损害任何人的，经济学家称为伯累托改善的事件。交换是实现“伯累托改善”的合乎人类天性的方式。

理性的人追求手段的活动包括生产出更多的手段。于是为生产更多的手段所需要的那些东西，即投入品，也变成了手段。土地和劳动力是生产面包的投入品，于是有了对土地的追求和把劳动力视为手段。时间，这是解脱一切痛苦所必须的“投入品”。所以时间是手段。用手段生产手段，一直到那些最原初的手段，我们的“知识”找不到任何方式可以用任何手段去生产出它们。这些原初的手段叫做要素。时间就是一种要素，因为人类，除了幻想中的“时光机”，尚且不知道怎样生产时间。从终极意义上说，世界上只有人类时间可以称做要素。其他要素之有限性盖源于人类没有足够时间去发现更多的资源。对于稀缺的要素，我们唯一可以做的是想办法节约它们。对时间的节约是最重要的节约。那个全知全能的上帝如果允许我猜测的话，我猜上帝一定正在注视着人类以她在地球上生存的最后这几百万年（或几十年）的时间竭力生产着她称为“幸福”的东西。这个生产方式的主要特征就是人类物质劳动时间的节约。交通工具是为了节约步行的时间，机器是为了节约手工的时间，学校是为了节约重复体验同样的经验的时间，警察节约了所有人打架的时间，市场节约了交易双方互相寻找的时间，甚至还有（如果不是不敬的话）——家庭节约了求偶和生产健康人类的时间，神父节约了人们研究圣经的时间……

分工，上帝看到的是人类通过分工来节约时间。操作交通工具和机器的人，教书的人，当警察的人，商人，男人和女人，当神父的人。这个社会里的“人”不再是单个的抽象的人，而是由交换关系连接起来的分工的具体的人。每个具体的人干一样具体的工作并积累关于那件工作的具体的知识，发明节约他的劳动时间的工具和工作组织。一个具体的人异化成了一个专业化的人，一个技术的人，通过专业知识的积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消耗在每一件具体工作上的时间大大地节约了。这就是规模经济，一个人通过交换，为许多人提供同一个手段，因此他必须大规模地，从而可以专家式地提供这种手段。他在昨天获得的专业知识被叠加到今天，昨天和今天积累的知识再被叠加到明天，如此积累下去，连同他创造的工具，他的劳动时间便越来越节省，他能够提供的手段越来越便宜。交换关系越发达，通过交换关系安排给每个人做的工作就越具规模。这是一枚铜币的两面，一面是人均收入的增长，一面是财富以资产和知识的方式积累。这就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基本原理，只不过用现代语言叙述。

理性的人们通过分工增加能够应付他们欲望的手段，即财富。这只是一种可能性。要实现这可能性，两个制度条件必不可少：（1）分工造成的规模经济的好处必须适当地分配到每个参与了分工的人。（2）由大范围交换关系产生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必须能够被规模经济的好处抵偿。当市场扩大时，不确定性也变得重要起来。香港街头的报纸贩子在进货时非常小心地估计当天报纸的销量，尽管如此仍然有些日子剩下几十份甚至上百份卖不出去的报纸。如果卖出一份四元钱的报纸挣一元（即批发价三元），则每剩下一份报纸就相当于白卖了三份报纸。若剩下一百份就相当于白卖了三百份。所以报纸的批发与零售价格之差必须足够大，可以抵偿不确定性造成的损失。否则就不会有人分工做报纸零售业。保险公司通常允许它的保险推销员获得每一份人寿保险的零售价格的百分之五十的回扣（例如纽约人寿保险）。如此高的零批差价是因为推销保险不确定性极高。通常一个保险推销员需要访问四个推销目标才能卖出一个保险合同。不确定性还来自激烈的竞争。即使只有两个竞争对手，价格战、回扣、心理策略、资产兼并等等，都会大大提高亏损的风险。因此竞争对手的稳定的联合可能成为大规模投资及生产的必要前提。利润与风险，是一对孪生兄弟。

许多经济制度都不能满足上面的两个条件。例如在“熬年头”的工资制度下，不能指望工人有积极性学习技术，因为专业化产生的好处完全没有分配给花了力气专业化的工人。例如领取官俸的政府干部没有积极性积累金融知识以使他所管理的银行获利丰厚，因为他并不分享由他的专业化产生的利润。例如个人或家庭经营的“无限责任”公司难以扩大经营规模，因为亏损可能使他倾家荡产。相比之下，“有限责任”的股份公司愿意以出资人投入公司的资产承担高风险的大规模投资和经营。当然另一方面，出资人会担心在承担了高风险之后，得不到相应的高利润回报，因为分工去追逐利润的是那些慧眼独具的企业家，他们不必是出资人。利润应当在企业家与投资人之间适当地分配。如果分配不当，股份公司制度就与其他失败的制度一样，无法扩大分工和经济的规模，无法创造财富。在一个不讲信誉的社会里，怎样是“适当”的分配呢？缺了基本的信任，中方“坑”外方，外方“坑”中方，中方和外方合起来“坑”政府，政府也“坑”企业，企业家“坑”资本家，资本家再去“坑”其他的资本家……所谓“冤冤相报，永无了结”。

其实经济学家把自己局限在手段的研究上是为了与心理学家、科学家和工程专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以及其他的种种专家来个分工。在这个安排下，经济学研究生产、交换和分配。在生产交换分配中，现代的主流经济学分工研究交换。从最近几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领域看，经济学研究的方向或“研究纲领”正在改变到制度方面去，交换的制度，生产的制度，分配的制度，政治的制度，科学合作的制度，组成社会的制度，能促进和不能促进文明的制度等等。由于人人都想要过更好的日子，由于分工提高劳动时间的生产率，所以有了“经济社会”或人类社会的经济上的理由(人们当然可以有其他的理由聚集在一起，例如佛格森特别钟情的“affectivity”)。社会靠了制度得以维持和发展。

研究制度的学者们追究制度的根源，认识到一切制度的维持和变化都要以运行那个制度的人所积累的知识为基础。最典型的制度，例如交通规则。如果甲从东向西，乙从南向北，以同样速度同时驶到十字路口，这两人就面临一个制度安排问题了。如果甲和乙的交通知识一致，都是“红灯停，绿灯走”，或者“红灯走，绿灯停”，当然出不了问题。但如果甲认为“红灯走，绿灯停”，而乙认为“红灯停，绿灯走”，那么不论谁面前是红灯，一场车祸不可避免。结论：制度的基础是参与合作(分工也是一种合作)的人们关于“如何协调彼此行为”的知识。

更复杂的制度，例如社会制度，必须建立在人们关于彼此权利的共识上。霍布斯说，人类缺乏这种共识就会陷入“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古希腊斯多葛学者说，每个人都知道这种不尊重他人的后果，这件事本身是最重要的，它作为知识，能使每个人推论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这是斯多葛学派理解的正义，也是现代的“契约主义者”如布坎南、罗尔斯、宾莫尔（Ken Binmore， Game Theory and Social Contract ，1994）所谓的“每个人都试从其他人的位置上看世界”。契约主义者从正义可以推出道德。因为“知”经过了上述的推理就是知道“止于至善”。不知道这算不算“格物明德”。

宾莫尔：《博弈论与社会契约》（The MIT Press，1994）

道德的败落在任何时候都是可悲的。我指的是使社会之为社会的那些道德共识，他们构成一个社会制度的基础。同样，一个新的社会要想站得住，也必须找到自己的道德基础。如前述，市场经济不可能在人人都“杀熟”的世界里立足，除非人人都经历过被熟人“杀”了的滋味以后知道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上帝一定觉得观看人类历史一幕一幕重演枯燥无比，所以常常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东西上去。每个乱世之后，人们都总结出孔孟之道，然后再把它遗忘。从前，西方人信基督教时，就不会忘记了自己祖宗的道德。哈耶克说，那些重要的、帮助了人类在生存竞争中延续下来的传统，多数时候是由宗教守护着的。（《致命的自负》，章九）

哈耶克：《致命的自负》（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 edition， 1991）

就这样，我写出了经济学上若干关键词。对任何理论的把握都是通过对重要概念的理解实现的。对重要概念的理解在对话中表现为对关键词的解说。欲望、手段、要素、稀缺、信息、交换、分工、规模经济、分配、伯累托改善、知识、权利、正义、道德和宗教，这些就是这个经济学解说的关键词。写给思考过经济学或其他社会科学的读书人，并且故意“空”了许多该写但未写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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