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的时候，有次，在学校图书馆满是旧书味的书架间，抽出了一本封面朴素的书——《无冕之王》。
那是大学4年在图书馆里找到的对我影响最深刻的4本书之一。
书的全名是
《无冕之王——美国四大新闻机构内幕》
，分上下两册，它从此激发了我对媒体机构本身的兴趣——多年后做关注泛传媒圈的刺猬公社，也可以追溯到这本书的影响。
4本书之中，还有一本是范长江的
《中国的西北角》
。我至今记得那个燠热的夏天，站在跟母校一墙之隔的湖南师范大学的图书馆里，拿着那本泛黄的小书，一边读，一边身上像有电流闪过。
那真是触及灵魂的阅读，我从来没有过目不忘的本事，但读完一遍之后，有些段落竟如印上了大脑皮层一样——这本书奠定了我人生的方向。
戴维·哈尔伯斯坦
还是说回《无冕之王》，作者戴维·哈尔伯斯坦，由此成了我最关注的美国记者和作家。他出生于1934年，在50年代曾任《纽约时报》驻外记者，凭越战报道荣膺了普利策新闻奖。
后来，他转身为非虚构写作者，《无冕之王》并非他的代表作，写美国总统的《罗伯特·肯尼迪未完成的远征》《出类拔萃之辈》，写篮球之神的《迈克尔·乔丹和他创造的世界》，写朝鲜战争的《最寒冷的冬天：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是更有知名度的作品。
他的写作生涯，一直持续到了2007年4月23日，那一天，他正在去采访一名退役的橄榄球四分卫的路上，准备写一本关于这项运动发展壮大历程的书。一辆轿车突然其来，从侧面撞击了他的车，他身受重伤，抱憾离世。
我看过他的维基百科页面，数了一下，从1961年开始，他一共出了22本书，内容聚焦在越战、媒体、民权和体育上。
跟金庸写武侠小说那种虚构不一样，他的每本书的每个章节，每段故事，全都来自采访、档案和真实资料。
有时候我会感慨：为什么美国作者能那么高产，写作生涯能那么持久，写作水准能那么高超。中国有句成语叫“著作等身”，但中国作者能做到“著作等身”的又有几人？
写出《基地系列》《银河帝国三部曲》《机器人系列》三大“科幻圣经”的阿西莫夫，一生著述近500本；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一生著述近40本；曾师从钱穆，后来就读哈佛大学，任教普林斯顿大学的华人历史学家余英时，光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的《余英时文集》就长达12卷。
阿西莫夫
如今我们却总在感慨：为什么在中国一个职业写作者的产出这么低，质量这么不稳定，甚至写作生涯这么短暂？新闻界也总在感慨，为什么中国就鲜见白发记者？为什么记者的流动性会这么大？
说起记者的流动性，我亲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感慨最深。传播格局剧变之后，传统媒体遭遇了危机，人才流失前仆后继，但新媒体（这里仅指提供资讯的新媒体）呢，人才流动更频繁，变动更剧烈。
刺猬公社的目标是
做关注内容产业的垂直媒体
，从去年11月机构化以来，我充分感受到了
招人难
、
留人难
的困局。面试10个勉强有一个合适的；入职几个月甚至几周，还没训练出个样子就离开了。
我一度觉得苦恼，也在不断反思。但逐渐开始释然了，因为我发现，
这不是刺猬公社一家遇到的问题，很多新媒体机构，不论是成熟的还是初创的，也都普遍遭遇着招人难、留人难的问题。
好几家新媒体公司，一度认为刺猬公社是跟内容人才最近的，不断找我“要人”。当我说出了现实境况后，他们特别惊讶：“原以为只有我们这里是这样的。”
为什么招人难？原因很简单，今日之内容不同以往。它要求写作者既要会写，还要有“网感”，传统媒体里的这种人才，要么早跳槽了，要么打定主意坚守，传统媒体作为最大的“内容人才供应池”，面临枯竭。
年轻毕业生呢？姑且不论新闻教育体系中的严重断层，现在的传媒业界内部都有新旧之分，传统媒体里的人想要弄懂新媒体都很难，更别说天然滞后于时代脚步的大学教育了。
现在采写根底扎实，又多少懂些互联网的大学毕业生，纯属凤毛麟角。
我面试过一个华中师大的本科女生，她就是这样的苗子，根本不愁工作，面试到我们这时，手头已经攥着四五家当红机构的offer了。
留不住人的原因其实很多，但主要的无外乎是这么几个：
只是找份工作，但不是真正的兴趣所在。采写逐渐成了负担，很快发现自己不合适，于是快来快闪（我们这一个成员，对VR/AR感兴趣，原以为兴趣是采写，后来发现更想去硬件公司，于是跳槽去了那里）；
做记者任务重，收益低，长远来看预期小，于是写一段时间，稍微写出点知名度，很快转身去大公司，或者转型做公关或投资，薪酬直接翻番甚至几倍（我带过的一个实习生，先在财经类报纸工作，再去科技媒体，不到一年就被投资机构挖走了）；
创业公司节奏快，稳定感差。对节奏快不适应和对稳定感要求高的人来说，是难以承受之重。同时，他们还对创业公司的方向感到迷茫，对不确定性忍受力差。
在北京这种一线城市，还有个非常特殊但又往往能成为主因的原因——户口。
一旦户口跟买房、买车、小孩教育联系起来，这个问题就变得无解了。往往是员工中学历还不错的，希望再努把力，通过读更高的学位拿到户口——对这个理由，你连说服他们的动力都找不到。
这么说来，那是不是在今天，做记者没有希望？
恰恰相反，我坚定认为，现在才是入行的最好时机。
因为在美国让戴维·哈尔伯斯坦成就其伟大的土壤，在中国也慢慢出现了。
首先，是社会更多元了，对内容和写作者的需求也增加了。
传统媒体时代，社会结构比较单一，社会矛盾也相对单调，远不像今天有各种社会阶层和社群、各种利益纠葛，社会呈现出了复杂多元的面貌，有趣的题材取之不尽。像美国的新新闻，也是孕育在了社会变得更多元的上世纪60年代，没有美国媒体和体育的充分发育，戴维·哈尔伯斯坦也没法找到那么多有趣的题材。非虚构写作在今天的中国正在变热，不是偶然的。
第二，知识付费兴起之后，优秀写作者的价值在回归，他们在传统结构之外的能力增长是无限的。
不像以前的名记者也需要单位工资养活，像原《财经天下》周刊主编李翔，他在“得到”上的专栏以199元/份卖出近10万份，扣除平台分成与税费，一年收入也在数百万元之上。写作者可以因为能写而过上体面的生活，这种基础已然出现。
第三，传播走向分众化之后，媒体也走向垂直，记者更容易打造个人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