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
《中国人“世界想象”的变迁》
作者 |
中国艺术研究院 李云雷
图片 |
网络
在
何伟亚的《怀柔远人》
中，我们可以看到乾隆皇帝与马嘎尔尼使华团在礼仪上的中英“冲突”。“冲突”的双方各有其道理，在天朝帝国的“朝贡体系”中，来自“边远”地区的马嘎尔尼使华团不行跪拜礼，是一种僭越，而在马嘎尔尼的“国际关系”视野中，他作为英国君主的代表向乾隆行跪拜礼也是难以容忍的。发生在1793至1794年间的这一礼仪冲突，以及60多年后发生的中英鸦片战争，宣告了传统中国“天下观”的崩溃，此后150年间，被卷入现代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体系的中国，在为“救亡图存”而斗争。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不仅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的历史，而且革命的巨大影响，也使中国在冷战格局中有了作为“世界革命中心”的想象与可能性。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开始重新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30年来，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飞跃性的发展，但是“走向世界”的趋向与“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的思想框架始终构成社会思潮的主流。在这样的思想视野下，“中国”（包括传统中国与革命中国）是落后的，只有融入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世界潮流”中，才是唯一的出路。而在2008年，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转折。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增强了中国人的自觉与自信，而西方国家的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也彰显了“资本主义”的本性。
在这样的情形下，“先进”与“落后”、“文明”与“愚昧”便转换了坐标与视野，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世界，重新认识历史，重新选择前进的路。
2006年，
12集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
在中央电视台上映，这部纪录片分别梳理了荷兰、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国、美国等国家“崛起”的过程，同时凸显了中国的大国意识以及“崛起”的愿望。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强国，即我们历史上所说的“西方列强”，在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中，除了弱小的意大利和已解体的奥匈帝国，其他六国都名列其中。如果我们只强调“大国崛起”，而忽略了这些国家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的性质，便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如果中国以这些国家为榜样寻求“崛起”之路，那么不仅将为世界带来灾难性后果，而且也将使中国走向“歧路”。这样的担心并非多余，英国BBC拍摄的纪录片
《中国人要来了》
，向我们展示了中国人在非洲、拉美等地区的商业活动，不少中国人与当地人之间存在着矛盾。这部纪录片固然有“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也存在着“双重标准”，但也提示我们，“中国人来了：不是怕社会主义，而是怕资本主义”，如果我们按照资本主义的逻辑去复制列强的“崛起”之路，必定走不通。为此我们应该寻找另一条道路。
李蔚的长篇小说《闯荡非洲》
，描写新世纪以后中国人到西南非洲某国首都的创业生活，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商人如何闯荡的故事。小说描述了中国人与当地人的关系，以及中国人内部的倾轧与矛盾，让我们对非洲可以有一个直观而具体的了解，也对“国民性”在国外的表现有更深刻的认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中很少有表现非洲生活的作品，此部小说可以说弥补了这一缺憾。小说中表现的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尤其是中国人在创业中表现出来的优越者心态，值得我们批判地加以审视。
泽津、李林合著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在俄罗斯纪实》
，“生动展现中国农民走出国门来到俄罗斯之后，打工谋生、开荒种地、经商盖房、勤劳致富、发展经济……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集体致富，并赢得俄罗斯社会各界好评的创业历程。这个历程曲折、艰辛、血泪交加、风雨兼程、成败互现，但最终峰回路转，大多数中国农民都取得了成功。”这部作品展示了主人公“永不言败”的精神，及其在俄罗斯艰难创业的经历。
津子围、张仁译的长篇小说《口袋里的美国》
，讲述了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赵大卫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为追求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而背井离乡，来到被誉为“天堂”的大洋彼岸的美国寻梦。在美国，赵大卫边打工边求学，经历了人生旅途上最艰难最凶险的一段历程。为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他夜以继日地工作。经过竭尽全力的打拼，他终于成为美国海产界的精英。可正当他雄心勃勃，准备大展宏图之际，却被莫明其妙地解雇了。于是他的抱负和一系列商业计划都化为泡影，理想也随之破灭。沉重的打击并没有使赵大卫崩溃，坚韧的赵大卫冒着倾家荡产、身败名裂的风险，毅然将世界级大企业告上法庭，开始了艰辛的“尊严之战”。最终，历经波折，他打赢了美国司法史上这场空前绝后的种族歧视官司，创造了美国新的司法判例。这部以真人真事为原型的长篇小说，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胜利”的中国人形象。
从以上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在世界各地创业的身影，但其中“中国人”的形象与以往已经大不相同。
如果说以往中国人主要以“落后者”的形象出现，那么出现在这些作品中的“中国人”已经转化为精明强干的“创业者”。
近年来，海外华人作家对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不再持一种理想化的态度，不再无条件地认同与追求，而更加注重中国经验、中国文化或中国人的“身份”。
这一变化与中国在世界格局中位置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一变化又是有限度的，而这主要在于中国尚未完全“崛起”，同时，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思想框架，仍处于支配性的位置，在意识或潜意识层面影响着人们的判断。
袁劲梅
的小说将中西文化冲突作为铺陈处理的主要题材，无论是
《罗坎村》
还是
《老康的哲学》
，其间都纠缠着中西文化的冲突以及中国内部不同时代、不同人群在价值观念上的冲突。在《老康的哲学》中，从“等级观念”、“大一统”、“人情和法理”等命题，老康所代表的更多地是传统中国文化，老康哲学的主要对立面是戴小观所受的美国教育，所谓中西文化的冲突主要体现在他们两人身上。但是还有另一种冲突，那就是老康和他的妻子及儿子之间的矛盾，老康的妻子代表的是一种官本位思想与裙带或依附关系，他的儿子代表的则是新时代的消费主义。叙述者位置的选择，同时也是情感与思想倾向的选择。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中叙述者“我”的立场并不清晰，她大体认同戴小观的美国文化，不过她又试图去理解老康，虽然叙述中不乏调侃与嘲讽的意味，但她却又认真地去追溯他的历史，他的“哲学”的形成过程，表达了一种努力去了解的意愿。小说叙述姿态是值得注意的。如果历史地看，与80年代的作品相比较，中西文化的冲突，至少不再被视为“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而是“文明之间的冲突”，是两种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的矛盾。
在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理论的构架中，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构成了国际秩序重建的基础，在这一构架中，中国作为“儒家文明”的代表，也构成了世界的一极。而在现实的国际秩序中，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也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他者”，这样双重的“他者”身份让中国在当今世界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而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也必将在双重意义上挑战着现有的国际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