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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旧秩序难以为继、新秩序尚未形成的情况下，中国保持整体稳定非常重要。
2019年的末尾，一些国家和地区评出了年度汉字，比如开启了令和时代的日本选择的是“令”字。当《环球人物》记者问郑永年想用什么字总结过去一年的世界和中国时，他分别选择了两个截然相反的字——“乱”和“稳”。
“世界是乱的，因为整个局势正在变化，前景如何很难准确判断。相对于世界，中国还是稳的，尤其是在国际旧秩序难以为继、新秩序尚未形成的情况下，中国保持整体稳定非常重要。”
从1990年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留学，1995年到哈佛大学做博士后，到2005年赴英国诺丁汉大学任教授，再从2008年至今先后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始终保持着中国国籍，2017年还把户口落到了老家浙江省余姚市郑洋村，他曾经调侃自己是一个“失地农民”。
郑永年从不讳言自己面对的争议——在一部分人看来，他是保守派，另一部分人则视他为自由派。在“逢中必反”的人眼里，他毫无疑问是坚定的中国维护者；在狂热的爱国主义“小粉红”看来，他的一些观点又成了“替西方说话”。
“世界经常在极左和极右之间摇摆、往复，想保持客观、中立、公正的舆论环境是很难的。”郑永年对记者说。上世纪80年代，他读到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一个理论“价值中立”，深受影响。尽管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想完全中立几乎不可能，即使没有政治因素也会受文化因素的影响，但郑永年希望自己能尽量做到客观。
他曾经讲过，自己在观察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时，总是尽可能地不加入个人感情。众所周知，海外中国学者用西方自由主义的理念发表著作会更加容易，但郑永年觉得中国已经有太多西方自由主义学者了，他即使要做“自由派”也是中国式的自由派，用中国的命题，而不是西方的命题研究问题。
郑永年习惯于把中国当下发生的事放进中国历史、东亚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中去看，“我希望是实事求是、就事论事”。至于外界争议，他保持着超脱的心态，但也深知“位置决定想法”是人的本性，所以对于政治“观察，但不参与”。
“香港需要二次回归”
2019年的世界，就像一锅快要煮熟的粥，之前轻微地波动，现在开始四处冒泡：美国大选临近，总统特朗普除了应付民主党发起的弹劾，更要保住白宫的位置；英国大选刚结束，离脱欧又近了一步，苏格兰地区却开始酝酿脱英；法国黄马甲运动已经闹了一年多，总统马克龙又试图改革退休制度，结果激起全国大规模罢工；拉美国家在极左和极右之间来来回回，经济也跟着忽上忽下……相对来说，亚太地区是全球最稳定的一个地区，但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不确定性也在加大。
最典型的表现就是香港，在过去半年多时间里从全球公认的稳定、法治、开放城市，迅速演变为社会撕裂、暴力横行的动荡局面。但香港的动乱不仅没有影响内地的稳定，反而激发起普遍性的爱国情绪，针对香港激进分子和幕后分裂势力，内地表现出“珍惜稳定局面”的共识和团结。
“香港这次持续动荡，固然有复杂的背景，但主要还是内部出了问题。内部如果稳定，外面想干预也是非常难的。”郑永年对记者说。一个鲜明的对比是，抗议者、暴力分子呈现高度组织化状态，而爱国爱港、支持政府的群体则是自发而松散的，导致后者难以形成压倒性的稳定力量。
郑永年认为，香港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将是“二次回归”——让香港民心，尤其是年轻人的心真正回归中国。
“现在一些拿着外国护照的人，在中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担任要职，这在新加坡是难以想象的。另外，在香港住满7年就是合法公民，拥有选举权，这个制度也该改革。港人治港，是要让真正的中国香港人来治理，如果连中国认同都没有，哪来的香港认同？ 现在那些抗议者嘴上说是为了香港，其实是用香港认同伪装起来的外国认同。 ”
既得利益者的存在、殖民文化的历史背景、外国势力的长期渗透……种种因素的影响都难以在短时期内消除，导致香港的民生问题，尤其是住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从第一任特首董建华到现任特首林郑月娥，都想建立公共住房制度，也曾去新加坡考察，但困难重重，最终落实不下去。现在有了粤港澳大湾区，一些项目和工程的推进会容易些。另外，内地适当开放一些政策，让香港居民在大湾区买房、就业、买社保，都是行之有效的措施。”
经济手段固然重要，更根本的解决之道还在教育。郑永年坦言， 回归前港英当局的教育是西方价值观第一，回归后的通识教育仍存在大量反共、反中内容，一些教师罔顾事实地丑化中国政府，一些媒体不遗余力地抹黑内地人，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香港年轻人，很难形成正确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
“美国资本无法放弃中国市场”
香港问题的背后是中美博弈。2019年12月中旬，在经历了将近两年的贸易摩擦之后，中美双方终于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之前美方的多次反复，令市场并未完全放心——美国是否会再次出尔反尔？更有一些国际关系学者认为，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和打压早已超出贸易范畴，经贸协议签署与否也许“不再那么重要”。
郑永年反对这种观点。他对记者引用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的警告，“美中两国已经走到冷战的山脚下”“美中一旦发生冲突（热战），将比摧毁了欧洲文明的两次世界大战更糟糕”。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尤其是中国，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责任。
“中美保持和平关系对世界格局是有利的，对世界经济也是有利的。所以我一直主张，无论怎样也要跟美国签成一个协议。现在不是闹情绪的时候，达成了第一阶段的共识，接下来边吵边谈都没问题，但一定要继续谈下去。”
郑永年表示，目前世界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未来的不确定性太大，导致大家缺乏信心。 每次中美谈判一有突破，全球资本市场就跟着上涨，反之就下跌，足以说明中美和睦的正面作用。
至于部分美方人士所希望的美中彻底脱钩，郑永年更是不以为然：“美国不是铁板一块。美国建制派和军方或许想脱钩，但华尔街不想。华尔街之所以支持向中国施压，是希望中国更大程度地开放，让他们赚钱。 只要美国还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只要中国保持开放，中美就不可能完全脱钩。 ”
资本的本性是在流动过程中增值。在中国即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中产人群还在迅速扩大的前提下，郑永年认为美国资本无法放弃中国市场。即使美国放弃了，日本也不会放弃，欧盟很多国家也不会放弃，这对美国来说能接受吗？由于中国本身是开放的，美国不可能像美苏冷战期间那样形成一个西方集团，集体不跟中国做生意。
不过，尽管绝对脱钩不可能，相对脱钩却难以避免。郑永年认为在某些领域，中美之间的依存度会减弱，但这并非坏事。过去很多中国人幻想能一直依靠美国的技术，没有危机感，现在相对脱钩一点，才会激发自主研发的意识，做出真正属于中国人的东西来。
郑永年对记者预测，未来的世界会有两个体系、两个市场：一个以美国为中心，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一部分国家和地区主要跟美国做生意，另一些主要跟中国做生意，还有一些两边都做，同时中美之间也不会断绝合作。
“三层资本一定要平衡”
在中美关系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国一直在强调“做好自己的事”，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不断加大，而且从经济领域逐渐延伸到社会、政治领域。
郑永年曾撰文，认为中国的改革应该分成三步走，先进行经济改革，再进行社会改革、政治改革。“一个国家崛起，要看它有没有一套新的制度体系出现，不仅是GDP高了、高楼大厦多了，更需要建立一个宏观的治理体系，中国现在就到了这个阶段。”
改革不是谋求个人利益、部门利益、集团利益的手段，而是要让中国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有获得感。大众最关心的三个领域——住房、医疗、教育，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民生问题、社会保障问题。
“如果越改革，公共产品的价格越高，那还是改革者的初心吗？你是要追求自己的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还是要促进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利益？一定要预防那些以改革为名义，追求小团体利益的做法。”
国企改革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而今天的民企也同样面临着改革问题。2019年，引发社会强烈讨论的“996工作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民企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也需要一个更加公平、透明的竞争环境，但这并不是说民营企业不需要改革。
“民企的‘家法’不能违反国法。资本是贪婪的，如果国家不去规范、管制，必然出现问题。比如在IT领域，一些民企处于垄断地位，这符合国家利益吗？如果企业强迫员工超负荷加班，有关部门是不是应该发声？民企固然有艰难之处，但该改的地方都要改。”
郑永年喜欢从历史中寻找当下问题的答案。他对记者表示，民营资本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而且始终有存在的意义。“中国几千年来有三层资本：国有、国有和民营混合、民营。近代洋务运动的官办企业就类似国有企业，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是混合制，还有纯商办。” 这三层资本各有分工，在不同领域发挥作用，但必须保持平衡。
“历史上，凡是只要国有资本不要民营资本，或者反过来，只要民营资本不要国有资本的朝代，中国都会发生大的危机，无论是王莽新政还是王安石变法，而凡是社会稳定、发展繁荣的时期，这三层资本一定是平衡的。”郑永年说，“现在的中国，一些人观点极右，一些人观点极左。有人说应全盘私有化，不要国企了；有人说民营企业完成了历史使命，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我认为无论哪一种方案，都会引发重大危机。 三层资本不是谁消灭谁的问题，而是如何界定、如何规范的问题，只要三层资本是平衡的，社会绝对不会乱。 ”
“我们还远没到那么骄傲的时候”
202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全国上下都在撸起袖子加油干。
郑永年说，精准扶贫虽然能够消灭绝对贫困，但要消灭相对贫困依然任重道远。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实实在在的， 除了进一步提高国民收入之外，人们也希望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得到更健全、更成熟的社会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