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夫人李昭3月11日去世
享年95岁
告别仪式暂定17日举行
纪念，点上一枝焟烛
记胡耀邦夫人李昭：
一个不平凡的女性
自1977年，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主持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以来，那些受冤屈多年要求平反，要求落实政策的人，无论是去中组部还是去富强胡同胡家，向胡耀邦申诉冤情，递交材料，都受到热情的接待。尤其是那些去胡耀邦的家，第一次见到李昭的人，没有想到她那么谦虚、随和、平易近人，那么坦诚，那么富有同情心。
邓洁是北平地下学运时的党员，1948年由北平地下党城工部输送到解放不久的石家庄，担任市委书记柯庆施的机要秘书，李昭是秘书处的人事科长，他们是连话都没有说过的同事，见面点头而已。后来，邓洁调到政务院兵器工业部工作，改名为刘实。1957年反右时他被划为右派，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过去的熟人、同事都不敢沾边，他备受冷落，深感被组织、被社会抛弃的孤独和凄凉。打倒“四人帮”以后，他找到富强胡同胡耀邦家。胡耀邦正在同别人谈话，李昭接待了他。邓洁和李昭几十年没见面，他又改名为刘实，没有认出他的李昭给他倒了一杯开水说：“刘实同志请喝水。”第一次被人称为“同志”的刘实，激动得差点从凳子上掉下来。李昭说组织上会按现行的政策处理他的右派问题，请他再耐心等一下。接着，又问起他的家庭和子女情况。刘实想起几十年来受岐视的屈辱生活，感情的闸门开了，终于忍不住叫了声：“李昭同志，李大姐！”李昭一愣：“你认识我？”刘实说：“我是邓洁。您离开石家庄后，我也离开了石家庄，调到政务院兵器工业部，改名叫刘实了。我早认出您了，您是大干部，又是耀邦同志的夫人，我是右派，怕给您添麻烦，凡是大干部家我都不去。”李昭爽朗地笑了：“你是不登豪门啊！我家不是豪门，我们是同事嘛！”刘实说：“党的干部要是都像您和耀邦同志就好了！”李昭说：“嗨，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我平平常常！”刘实认真地说：“您是耀邦同志的好帮手，落实干部政策就有您一份功劳，您这不接待来访的嘛，也帮助了我。”李昭说：“千万别说过头话，我不过是给你递一下材料，举手之劳而已……”一聊就过了时间，李昭有个习惯，到了吃饭的时间，不让客人饿着肚子离开她家。刘实同李昭一块用完餐出来，十分兴奋，见人就说李昭是落难人的朋友，耀邦落实政策的好助手，可亲可敬可信。
一传十，十传百，李昭的名字被很多人知道了，找她的人，给她寄材料写信的人越来越多，有的人千里迢迢从外地来找她。她多次在上、下班的路上被人拦住，都是来向她申诉冤情、请她转递材料的，还有专门想和她谈心，请她出主意的。
来信来件急剧增加，李昭所在工作单位北京市纺织局办公楼——东单三条33号被人称为中央办公厅第二信访局，信件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收到将近三百件，寄信人有的把李昭写成李姣、李超、李照、李招，李昭都不在乎，她理解写信人急切的心情和期盼。她要求帮助她处理信件的纺织局秘书杜玉芬、北京服装协会副秘书长冯卫国把属于她个人的信件交给她，其余的信件分门别类转到有关单位，一定要做到件件有着落、有回执。
由于李昭的热情、认真，她的口碑越来越好，信誉越来越高，关于她身世的传说也就越来越多。有的说她是红军老战士、双枪女英雄；海外传媒有的说她本来的名字叫黄美华，1916年生，是山西左云县人，受过特殊训练，长期在白区做地下工作，1940年与胡耀邦结婚，1984年以玩具协会副会长的身份秘密访问香港时才改名叫李昭的。还有的说她是李鸿章的孙女，曾留洋美国，见过大世面，是学纺织的服装专家等，说得活灵活现，好像是真的一样。
其实不然，李昭原名叫李淑秀，乳名阿凤，1921年12月20日出生在安徽省宿县城里的高公馆。外公是当地的绅士，妈妈高慧兰是高公馆里的二小姐。她的父亲李仲侯是湖南宁乡县楠竹乡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学的是军事测绘，想干一番事业，又是一个仕途欲望很强的人，辗转来到与江苏、河南交界的安徽宿县。这里虽算不上繁华，却在南来北往的京沪交通线上，消息灵通，距战略要地徐州不远。李仲侯在这里与高慧兰相识并结为连理。据外婆讲，李昭出生的那天夜里，母亲高慧兰梦见一只非鸽非鸡、非常漂亮的雪白大鸟飞到了她的面前，她一惊，醒了，不久，女儿便呱呱坠地。外公听说后很高兴，连声称道好征兆，他的外孙女是凤凰，将来必有出息，于是取名叫阿凤。
李仲侯和高慧兰有过一段美满的生活，但好景不长，他们的宝贝女儿阿凤出世不久，李仲侯的好友叶开鑫发展成了湖南一个颇有实力的军阀，他请李仲侯回湘帮助他开创新的局面。李仲侯就此与高慧兰分手回了湖南，再没有回来，襁褓中的阿凤就成了妈妈唯一的精神寄托。也许是因为婚姻的失败，妈妈昄依教门，成了虔诚的天主教徒。
外公去世以后，家里只有外婆、大姨、妈妈和她。在这个没有了男性的高公馆里，阿凤得到全家的宠爱。妈妈希望她长大后不要成为以我为中心、骄横跋扈的人，更不要成为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无能者。妈妈刻意要把她锻炼成一个不怕困难，有独立性格的人，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她学会忍让，学会自己解决问题。
阿凤快到上学年龄时，大家改口称她李淑秀了。妈妈把她送到宿县城里天主教办的著名的启秀学校就读。从小学到高中，李淑秀一直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尤其喜欢语文、历史、地理。外公家里书多，她读了很多书。
启秀虽是教会学校，但抗日救国之声还是悄悄传进了校园。学校里有思想进步的老师，同学之间互相传递宣传抗日救亡的报刊。外柔内刚的李淑秀毅然决然地走出了高公馆，走出了启秀学校的大门，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的洪流中。1937年，16岁的李淑秀参加了当地第五战区的战地服务团，在服务团里她结识了罗秀珍、朱秀兰和牛正宗等一群热血青年。他们搞宣传，写标语，去西北军的冯玉祥部队、到东北军的张学良部队慰问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松花江上》是他们必演的节目，那摧人泪下的剧情，令人悲痛的旋律激发出中国军人保卫家乡，奋勇抗击日寇的决心，也震撼了他们自己的心灵。遇到敌机来轰炸时，他们会奋不顾身组织群众防空，救护伤员，抬担架，掩埋尸体……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沦陷的国土越来越多，李淑秀和同伴们要求去前线直接参战，要求去农村宣传组织群众，实行全民抗战。服务团内的国民党顽固分子马上反对，说去农村宣传组织农民抗战是左倾言行，与政府的抗日防共、溶共的国策不符。李淑秀他们十分气愤，说这是汉奸的国策，汉奸语言。他们找到地下党员，要求地下党带他们去找新四军游击队或者带他们去延安。地下党有关同志经过慎重考虑，为了防止意外，建议他们不要声张，立刻脱离服务团，各自回家，三天后到约定的地点集合，再去找游击队。
李淑秀回到高公馆，回到妈妈身边，妈妈见她瘦了，泪水夺眶而出。但读书识字、深明大义的妈妈虽然心疼女儿，却没有阻拦女儿去打日本人，她懂得强敌入侵，岂能安居的道理。她问站在面前的女儿：“还要走吗？”女儿点点头，动情地说：“妈妈，你辛苦了，我回来几天，陪陪你和外婆。”女儿一边说一边暗暗地流泪，她知道自从有名望的外公去世以后，高公馆早就徒有虚名了，大姨出嫁后跟着汤姓的姨父走了，她是唯一能给外婆和妈妈带来朝气和欢乐的人。
她一走，偌大的高公馆只有外婆和妈妈相依为命了，她们多么孤单和无奈啊！
晚上，妈妈问她：“还去服务团？”淑秀说不去了。妈妈奇怪，问她还要去哪里。淑秀说和好多人一块去找游击队，游击队好几个地方都有，到底去哪里她也不知道。从不说谎的秀秀，觉得去大西北，离家太远，会让妈妈更加担心，才没说出具体的地方。为了不让外婆和妈妈流泪，临走的那一天，她背着行装，哼着《木兰词》，鼓励自己出征，没有向家人告别，悄悄地走了。
按约定时间，李淑秀赶到了指定地点——河南永城农村地下党员王凤梧家里。李淑秀见到了分别才几天的同伴，那种热烈亲切的劲儿，好像是见了久别重逢的老战友，又握手又拥抱！永城是各种政治势力、各种帮会活动猖獗的地方，李昭他们在这里等待地下党的安排，为防止万一出事，他们不轻易出门。
一天，几个女伴聊天时，异口同声地提出要改名字。她们说马上就是要天天行军打仗、放枪放炮的游击队员了，还都叫什么秀、什么花的，好像戏班子上按辈份取的名字一样，应该统统改掉。李淑秀说要改成响亮、简洁、上口的名字。罗秀珍马上响应：“都说我又瘦又小，我要锻炼成又高又大、健健康康的游击队员，今天起我就改名叫罗健，健康的健。”徐秀兰说：“罗秀珍要健康，我要敏捷，我就改名叫徐敏了。”李淑秀没有罗健、徐敏那么激动，沉思了片刻说：“我改名李昭吧！”，“昭”同“招”字的音相近，有人听不明白，李昭说，“昭”是明朗，光明的意思，是昭示天下的昭，不是招领物品的招，我要昭示天下，我是抗日游击队员李昭，不再叫李淑秀了。”
没几天，豫东游击队增加了十几名新队员：罗健、徐敏、李昭和牛正宗等。根据地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抗战热情高涨，军民团结，一派生机。来到这里，有到了家的感觉。根据地的领导人是后来新四军的师长彭雪枫，他接见了这些新来的游击队员们。彭雪枫是从延安派来的长征干部，红军中文武双全的战将。他经常给游击队员们讲话作报告，尤其是讲到抗日的指挥中心延安，讲到党中央、毛主席时，是那么动情，好像延安就是神话中的天国、圣地，人人都该去那里朝圣、取经。他讲得动人心弦，令人心驰神往，李昭代表大家提出想去延安。彭雪枫立刻答应，说革命青年，都应该去延安接受教育。根据地有责任向延安输送青年同志去学习。去的人越多，培养出来的干部越多，革命事业就越发展，胜利就越快。
1939年的元宵节刚过，豫东大地的小麦刚刚冒尖，李昭一行在彭雪枫的支持下，从根据地出发了。他们身着笨重的棉衣棉裤，背着行装，冒着刺骨的寒风向西行进。出发前，他们统一了口径，说是去关中上大学的。没有吃过大苦、没走过远路的学生娃，第二天脚掌就磨出了血泡，但谁也没叫苦。坐下歇一会儿，年龄最小的罗健唱起了《毕业歌》、《满江红》给大家提神。然后大家一起在《义勇军进行曲》“……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的歌声中，继续前进。
为了节省开支，他们都住环境最差的旅店，没有洗澡，泡脚的条件，不几天发现身上长了虱子，大家禁不住惊讶地大叫“哎呀！”尤其是女娃们又害怕又恶心。时间一长，身上虱子多了，习惯了，不痒了，他们想起豫东的游击队员把身上的虱子冠以“革命虫”、“光荣虫”的美称，他们也学游击队员戏称身上的虱子是“抗战虫”！
他们好不容易走到驻马店，总算见到了一个热闹的中等城市。一人吃了一碗热汤榨菜面，算是近来最奢侈的一顿午餐了。他们去延安心切，没有停留，来到火车站，打算坐火车去洛阳再转西安，没想到车站遭日军轰炸，火车停开，他们只好又继续步行。
国民党顽固派为了阻止抗日革命青年投奔延安，沿途设了很多关卡。洛阳是他们的重点防范区，军警盘查得很严。幸好，稍稍年长一点的男生牛正宗早有准备，离开宿县前，通过亲戚的关系，找到西北军的一名高级军官开了通行证，这名军官还给西北军驻洛阳办事处主任写了一封信，要他务必帮助这些去关中考学的青年平安到达西安。恰好沿途都是西北军冯玉祥的势力范围，盘查的军警见证就放行。洛阳西北军办事处主任还亲自把他们送上直达西安的火车，吩咐巡查：“学生娃去关中考学，经过西安，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由于长途跋涉，身体消耗大，没到洛阳，李昭就感冒发烧了。她是女生中的领头羊，怕影响同伴们的情绪，一直忍着，坚持到了西安。
张学良在西安发动的兵谏被平息以后，蒋介石嫡系部队控制的西安成了国民党的剿共指挥中心，宪兵、特务横行。他们追捕、绑架投奔延安的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为了躲开特务，宪兵，牛正宗把同伴们安顿在一个不显眼的旅店里，然后他以上街买东西为名，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搞清了去八路军办事处的路线，他马上返回旅店，让大家分头去办事处。人到齐之后，他把从豫东根据地带来的介绍信拿出来，请办事处尽快安排他们去延安。他们希望快点成行，可是去延安的车刚开出一趟，下一趟车要等上好几天。大家都急着去延安，决定步行，不等汽车了。但李昭病得很厉害，体温高到三十八度五，办事处负责人让她留在西安继续治疗。李昭极不情愿地挥别战友，留在了西安。
一个和风拂面、天空晴朗的上午，李昭搭上了一辆去延安的运输车。多高兴啊，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也就要到达人人向往的革命圣地了！她知道牛正宗、罗健他们早已进了抗大第五期。她当然也想进抗大五期，但到了延安，首先要过政治审查关，等到政审下来，已是7月了。筹备已久的中国女子大学正好7月份开学，李昭被分派到了女大，成了第一期学员。女大校长是王明，学员主要是来自沦陷区的知识青年，还有从各根据地来的女干部和从陕北各县招来的劳动妇女。根据学员不同的文化基础，设有研究班和高级研究班。李昭进了高级研究班，学的是俄语专业。学校采用课堂讲授和自学、军事训练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学方法。
李昭学习刻苦，吃苦耐劳，品学兼优，进步很快，入校不到一年就入了党。这一年，她认识了影响她一生的胡耀邦。胡耀邦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小鬼，因为打仗勇敢，刻苦好学，思想活跃，多次受到过毛主席的表扬。他有时以军委总政组织部长的身份来女大作讲演或作报告。他讲话内容深刻，幽默风趣，极富鼓动性，深受师生们的欢迎。他参加学生的文娱活动，或唱歌或表演，多才多艺，歌声嘹亮，妙语连珠。当时他年仅24岁，生性好动，浑身充满青春的朝气。
胡耀邦的音容笑貌久久地萦绕在李昭的心里，他那活跃的身影，总是浮现在她的面前，挥之不去。也是天赐良缘，苏联十月革命节放假那天，李昭应邀去参加老乡聚会，因为路途不熟，耽误了一阵功夫，当她进屋时，别人都已到齐，她自然成了大家善意关注的焦点。李昭环视一圈，一眼就看到了胡耀邦，她略带羞涩地边跟大家打招呼边朝里面的空位子走去。这恰恰是离胡耀邦最近的地方。她刚坐下，胡耀邦就转过身来很有礼貌地说道：“你走远路，辛苦了……”马上把自己面前摆的红枣、柿饼、核桃、花生分出一部分拿到她面前。像是受惊了的李昭一时不知所措，连说：“谢谢，谢谢……”一位年龄稍长的陈大姐笑着说：“耀邦，你真有眼力，小李一来，就献上殷勤，抓得好紧啊！”大家一阵嬉笑，气氛立即活跃多了。第一次经历如此亲切、热烈的聚会，第一次听见有人把她和胡耀邦联系在一起，她那少女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动，白皙的脸上泛起红晕，像窗户上的贴花那样鲜艳。机灵的胡耀邦挺起身子，风趣地说：“战友加老乡，亲上加亲嘛，莫说献殷勤，献颗红心也是应该的。小李同志，你说对吧！”李昭头低得更低了，不知说什么好。还是那位陈大姐说：“耀邦，你和小李遇得巧啊，也是缘份嘞！”
在嬉笑声中，两颗相互爱慕的心被情弦拨动了，从那以后，两人便开始约会。即使是从不让自己有一点空闲时间的胡耀邦也承认，自从谈上恋爱，常常神不守舍，连书都看不进去了。李昭那含情脉脉的倩影，时常从字里行间凸现出来。或是风清月淡的静夜或是朝霞满天的假日，俩人或在延河边上或在宝塔山下相会。和当时的延安青年一样，他们常常在一起引亢高唱抗大校歌和苏联抒情歌曲。能说善讲的胡耀邦每每谈论起革命、理想、情操，既充满革命激情又饱含浪漫的诗情画意，听得如痴如醉的李昭说：“耀邦同志，你要多帮助我提高思想觉悟……。”胡耀邦说：“李昭同志，我们都要不断地进步和提高，帮助从来就是互相的。关键是共同的理想，统一的奋斗目标，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了，这才是建立感情、组织家庭的基础。你说对吗？”
李昭听到了最希望听到的话，惊喜、激动，使她说不出话来，头低得几乎贴近了胸脯。沉默了好一阵，才鼓起勇气用只有胡耀邦才听得见的声音说：“你是年轻有为的高级干部，觉悟高，才华横溢，我可差得远着呢……”不等她说完，胡耀邦接过话，满怀激情地说：“你是中国青年中的佼佼者，是献身革命的共产党员，让我们在为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的过程中携手共进，相濡以沫，创造幸福生活。”
1941年，26岁的胡耀邦和将满20周岁的李昭结婚了。婚前约法三章：首先是志同道合的同志，然后才是夫妻；建立了小家庭，不忘终生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大方向；经得起各种环境的考验，在任何情况下都互相帮助，互相鼓励，携手前进！
军委总政组织部在王家坪办公，胡耀邦从来就是办公室兼卧室两用。他常常是手不释卷，怀里揣着书，终日忙碌。李昭从女大毕业分配在党校工作，住在清凉山招待所。他俩分开的时间多，相聚的时间少。节假日、星期天相聚的时候，李昭尽量把清苦的生活安排得温馨、优雅，让生活充满阳光和激情。然而，他们愉快幸福的生活被抢救运动”打断了，搅乱了。
1942年整风后期，掌管中央社会部的康生向毛泽东谎报军情，把有个别特务、坏人混入延安的情况夸大为一种普遍现象，污蔑投奔到延安来的革命青年都是国民党打入我党我军的特务，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以“逼、供、讯”为主要手段的所谓“抢救运动”。李昭也是被怀疑被审查的对象。在那些老“左”们看来，李昭这位大户人家的小姐，教会学校的学生，放弃优越的生活来吃苦一定是有所图谋。关于家庭情况和社会关系，李昭尽自己所知的一切，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详细地检查交代过了，但都没有通过，怀有身孕的李昭因此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
身为军委整风领导小组成员的胡耀邦还兼着党中央社会部的处长，他反对无端的怀疑，但他没有找任何人为李昭说情，也没有利用权力去为妻子开脱。他只有对李昭更加关爱，夜深人静时，他安慰李昭说：你若不是思想进步，能16岁就参加抗日救亡，参加革命？千里迢迢来到延安就是最大的革命行动。我了解你，相信你，你要经得住各种环境的考验。革命嘛，也有不被人理解的时候……。接着他给李昭讲起30年代他在江西中央苏区被怀疑为AB团，差一点被杀掉的亲身经历。李昭听了这发自亲人的心声和安慰，十分感动。她说：耀邦，不只是我，我认为来延安的青年人都是为了抗日救亡，为了革命，都不是坏人。胡耀邦说：对。坏人只是极少数。在任何情况下，你都要挺得住，是则是，非则非，切莫讲违心的话。相信党，相信组织，相信同志。我永远支持你，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这一番肺腑之言，句句像金子一样闪光，像神箭一样射到了李昭的心坎上，给她无穷的力量和勇气。她终于挺过来了，后来组织上给她作出了正确的结论。
这一段脱胎换骨的“抢救”洗礼，使李昭经受到了心灵的考验，为她一生坚持实事求是，关心同志，平易近人的作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她变得更坚强了，这也许是她学到了延安精神的精髓吧！
因为胡耀邦对“抢救运动”持否定态度，又反对“逼、供、讯”，受到以康生为代表的老“左”们的批判，并给他扣上了“糊涂主义”的帽子。在他百思不解，十分苦闷的时候，突然接到毛泽东交给他的一项特殊任务：调查“抢救运动”的真实情况。据说，毛泽东已听到了对抢救运动不同的声音，才找胡耀邦的。胡耀邦克服困难，深入地调查了四个“失足者”。他经过调查取证，用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直接向毛泽东证明“抢救运动”中挖出的这四名“失足者”所交代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反革命历史都是无中生有，都是被逼出来的假话和捏造。毛泽东立即下令停止搞“抢救运动”，对挖出来的所谓特务、坏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
李昭感谢胡耀邦在最困难的时候支持她、鼓励她。她更钦佩胡耀邦的人品和气魄，敢于实事求是地为那些被“抢救”的人鸣不平，讲真话，洗清了他们身上的污泥浊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