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在北京，参加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青年正在认真答卷。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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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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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玖
责编 | 李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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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23年
起，我在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上发表了数篇回忆文章，总体内容可以用“南大数学七七级”七个字概而括之，即，在这些系列文章中，我
用
真实
的经历
，回放了南京大学数学系计算数学专业于恢复高考后招进的第一届本科生在四年中走过的求学之路，以及我们的任课老师对我们的精心教导。
数学，这门让我
学了一辈子的
学科，
有个特点，即它能从简单具体的实例提炼出一般的概念。于是，我也从四十五年前的大学春秋回眸中走出，对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引人注目的七七级试图给出一般性的观察与思考。
1977
年的恢复高考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进行前轰轰烈烈的一件大事，
它结束了中国十一年
“
高等教育无高考
”
的历史
，
为国家后来的强盛发展指明了培养人才的正确方向，所以这一年或许可被称为
“
国兴年
”
。
那个全民渴望知识的时代
1977
年高考招进的大学生，作为
“文革”结束之后正规入学的第一批本科生、专科生，作为新时期祖国高等教育的宠儿，作为几十年来为东方大国崛起做出突出贡献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成了现代教育史上
最值得
奋笔书写的一批青年
之一
。
紧接着考进大学的七八级
、
七九级
、
八〇级等也同样优秀
。
七八级的学生仅比七七级晚了半年入学，事实上这两届同年进校，分别于
1978
年春季、秋季学期跨进校门，也分别在
1982
年初和
7
月同年毕业。七八级和七七级一样每班都有学业上
“
横行霸道
”的老三届，他们可能没有时间为七七级的高考充分准备，却以高分考进了七八级。如南京大学数学系七八级的六六届高中毕业生肖柏春，他是那年开始的全国统考的江苏省数学状元。人们有理由将七八级与七七级放在一起，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代大学生的形象代表、一个时代的符号。媒体中已经出现了一个新词组
“
七七
、
七八现象
”，这似乎是复旦大学一位出身七七级的哲学教授首先提出来的
。
在这个意义上，本文的主题
“话说‘七七’”也折射出七八级学生的闪亮光芒
。
历史上还有一个
“七七”，
1937
年的
“七七事变”是日寇的铁蹄全面蹂躏华夏大地的开始。八年全面抗战期间，中国军民的浴血奋战，也锤炼了烈火中成长的高等院校。西南联大谱写了那个艰难时期中国高等教育不畏困苦持续发展的壮丽凯歌；而“七七级”可说是新时代的“西南联大”。
1977
年高考，恢复了全社会对教育的向往，恢复了普通人对知识的追求，恢复了知识分子应有的价值尊严。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一口号再次成为全社会合唱的主旋律。因此，复旦大学的那位杨教授断言：
“‘七七、七八现象’很值得研究，其重要性甚至可以与‘西南联大现象’相提并论。”
七七级保持了若干
“中国唯一”的“吉尼斯纪录”。它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前无古人”并有可能“后无来者”的唯一一届特殊的大学生集合。这个集合的年龄分布之广，在中国历届大学生群体中，堪称第一。这个集合元素的读书之刻苦程度，无人能比，较西南联大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个集合冒出的杰出人才，举不胜举：前总理李克强、北大前校长林建华、商界领袖李东生等等。
这个集合元素的地理分布，遍及世界各地，欧美名牌大学的教授群中，都有他们的身影。这个集合中的海外佼佼者非常爱国，搞学术的帮助祖国培养学生，长江学者、千人计划、特聘教授、兼职院长，忙得他们海外海内来回奔跑，辛辛苦苦兼顾两头，个别的因此而英年早逝，与纯粹数学分支拓扑和几何有关的就有七七级的林晓松和南京大学七八级的曹建国，这两位江苏籍的数学家均因肝癌病逝，享年分别为
五十
岁和
五十一
岁。
七七级群体也向世界宣告：中国有一批眼光深远、志向远大的先进青年，即便在
“读书无用论”笼罩大地的知识贬值的荒唐岁月里，依然不忘初心，坚持苦读，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终于赢得了光阴，赢得了时代，笑到了最后。的确，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们以出类拔萃的才华，以不断累积的学识，以报效祖国的热忱，以快马加鞭的精神，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贡献了智慧，成了国家的中流砥柱。
在那个思想开始大解放的时刻，在那个知识开始变得极有价值的时代，七七级作为潜力
无限
的大学新生、社会大众
眼中
的天之骄子，以他们的自学史、奋斗史，以他们身上焕发出的向科学进军的青春，向全中国人民发出了
“振兴中华”的呐喊。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
（后改为化学工程系）
七七级一个小班的学生，于
1979
年提出了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著名口号，成了新时代青年向未来进军的誓言书。作为那代人中的可塑之才，他们不仅仅忙碌于自己的读书学习，而且心系祖国的命运和人民的苦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他们走进社会后的行动准则。
七七级的众多学子们向广袤的祖国大地撒下了追求知识的种子，担负起了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正是由于在读书求学中所起的先锋模范作用，他们在整个中国社会引领了向知识进军的大潮。他们通过各种自发的社会活动，广泛接触人民群众，普及科学的思想，启蒙平民的心智。他们将先进思想的肥料播向人间，把自学成才的经历与人分享，影响着四面八方的亲朋好友、一起学徒的工厂伙伴、昔日种地的田野姐妹、同校代课的教育园丁、中学时代的同班学友、儿时玩耍的男女发小，鼓励芸芸
众
生追求知识、憧憬未来。
当时的
政府
灵敏地
洞察到了亿万人民的求知热情，竭力创造条件，为他们铺开更宽广的学习大道，
在那时，
最直接、最及时的行动就是电视大学的开播。这所没有围墙的大学有着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校园，学生遍布全国，人数也居世界之冠。一时间，多少青年工人、农民和干部半脱产地坐在电视机前，学起了微积分、读起了古汉语、行走在工程理论中。我的几个高中同学积极要求上进，风雨无阻地就读于电视大学，其中一位学了机械工程的同学曾写信给我，希望我帮她借一本材料力学的教学参考书，我当然倾力相助了。
我清楚地记得考进大学后的第一次回家，那是在烈日炎炎的夏天，和我同期考进南京大学但所学
专业是
哲学的一位老乡，不畏高温，在镇上办起了一个解放思想的时政讨论班，我也
受
邀参加了；一些没有考上大学但思想活跃的青年，包括与我曾经同厂工作过的伙伴，都踊跃加入，慷慨陈词。主持人作了主题发言，他作为一名大一新生，就以探索思想、寻求真理为己任。我当时还没有听说过雄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初稿作者、南大哲学系胡福明老师的大名，但我相信那批跨入南京大学哲学系的才子们，个个都怀有忧国忧民的赤子之情，个个都在武装自己独立思考、质疑权威的求真大脑。
在同一个暑假里，我也找到机会为乡邻普及数学知识。记得家乡有位兽医，敬慕科学人物，很有求知欲望，一次他来我家，专门问我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
“
1+1
”到底是什么意思。一加一不就等于二吗？我喜欢这样充满好奇心的人，无论他是孩子还是大人。我相信现在的大学生中比这名顶多中学毕业的乡村兽医好奇心更强的人不会很多，因为灌输式的应试教育早已泯灭了他们对
未知世界
的好奇心。于是我放下手中的书，愉快地给他上了一堂初级数论科普课，让他了解了真实伟大的陈景润。他听懂后十分快乐地回家去了。
纵观新中国的七十五年教育史，七七级大学生最突出的地方是“独立思考”。而这种宝贵的求知精神在今天的校园里基本已经丧失殆尽了。陈寅恪
(1890-1969)
于1928年为王国维
(1877-1927)
所撰的碑文中最后一句“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近百年来一直为学者所推崇，为治学之原则。七七级大学生，尤其是文科的学子，在那“百家争鸣”的年代，践行了陈先生最最坚持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宝贵信念。他们来自于动荡不安的社会底层，他们思索于“个人崇拜”的愚昧时代，他们觉醒于社会变革的历史瞬间。进入大学系统学习前，他们已积累了人生的阅历，了解了人间的是非，洞察了社会的真谛，锻炼了思考的大脑。进了大学后，他们具有独立思维的能力，不死啃书本，不人云亦云，不死记硬背，不抄袭他人。他们是五四青年的传人，德赛先生的门徒，祖国命运的忧者。他们当中出现了引领思潮的思想家、关注社会的作家以及推动改革的政治家。
如果我们再来检视七七级的求学史，就会发现只需两个字就能刻画他们的求学之路，那就是
“刻苦”。固然，西南联大时代的学生读书也很刻苦，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同时也伴随着饥寒交迫的贫困，于是出现了最高学府国立中央大学学生“报纸当被盖”的悲苦情景，连挂名校长蒋介石都不忍目视，马上下令发放军用大衣御寒。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大学生，一般不会比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学生更加清贫，但作为七七级中的一员，我丝毫不怀疑我们当年读书的刻苦，不亚于早我们四十年的学长。这种刻苦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许多人甚至倒贴了健康这一人生最宝贵的东西。这就是为何我的同班同学黄卫华虽然已记不清政治辅导员邱增煌老师为我们干了哪些实事，却记得“
他的任务就是把我们从教室拉到操场上进行体育锻炼
”。
虽然我当年还不是那种
“读书不要命”的家伙，但天天都能看到每日清晨起得特别早、夜晚睡得特别迟的读书“苦行僧”。他们晨曦吟诵、挑灯夜思。我们比古代人多了现代的照明工具，古人只有油灯帮助夜读，穷得连油灯也没有的可以偷隔壁人家的——凿壁偷光，或者自制自然灯具——
囊萤映雪，七七级的大学生有手电筒。于是一些人的床上到了晚间十点以后出现了白色的光柱，就好像战争片中的敌军探照灯照进了宿舍一样。
比起其他的宿舍，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宿舍没有发现过探照灯。大概他们把列宁的一句名言“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记得很清楚。但我在第一学期与一直用功的老三届何炳生同在本系计算技术班共寝一室时，却惊讶地发现几束光柱不断闪现。那时计算技术和计算数学两专业的同学共修同一门难课数学分析，前者的数学功底平均稍逊于后者，故只好用“以勤补拙”的笨法子了。
在那群刻苦的
77级学生中，
有极端用功者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认识一位本校七七级哲学系的学生，他真是个读书不要命的好汉，我和他有过一次愉快的交流，深为其远大的志向和不俗的谈吐所吸引。他看上去是个不折不扣才高八斗的秀才，思维敏锐，语速飞快。那时的他每天除了大量地读书，就是早晨高强度地长跑。但微薄的助学金支持不了他那急需蛋白质滋补的瘦弱躯体和不停运转的大脑
，
更何况，
他在苏北泰州的家里还有两个孩儿需要营养。尽管他曾立下宏愿，
“书写中国新诗的历史非我莫属”，但“壮志未酬身先死”，刚刚大学毕业，就因肝癌一病不起。
尽管
“物极必反”容易“悲歌一曲”，七七级的整体性超级用功，
几乎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深得老师赞许，无愧那个时代。他们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代英才、读书种子、祖国希望。他们在文化知识的茫茫沙漠中自强不息、寻找水源，拯救自己，从而奠定了学成后为祖国贡献才华的基础。他们经历过政治的残酷，世态的炎凉；他们饱尝过失学的痛苦，生活的不公。于是，一旦被国家通过正规考试录取之际，他们身上已经积蓄十年的学习热忱，像火山一样喷薄而出。他们获得大学入场券后，并非像今日许多大学新生那样反而开始厌恶读书，而是整个心思只放在发奋读书上。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句毛主席勉励小学生的题词，用在七七级大学生的身上十分贴切，他们就是这样做的，每天学习不止，天天看到进步。
为什么我们那个时代的大学生这么用功，而现在的大学生进校后就不想用功了？
这里有许多因素。我想其中有一个因素很关键。那时中国社会刚从混沌无序的十年浩劫中解脱出来，人民大众刚从
“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歪理中解放出来。深感知识贫乏的我们，
如同
刚从无边的沙漠中走出来，一见到一片绿洲上的小小溪流，马上两眼冒光，狂奔过去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痛饮一气。如果一个人对某一样东西有严重的缺乏，当机遇降临可以通过努力获取它时，就会以满腔的热情，巨大的干劲，想方设法、全力以赴地去获取它、得到它、拥有它。这种感觉，这种渴求，我一生中至少遇到两次。
第一次
是
我高中毕业前的最后那个学期，
即
1972
年的秋季学期，一股
“教育回潮风”开始刮起，到处都有议论说大学又要招生了。我们的老师最激动了，因为他们好些年都没有教过二次曲线、加速度或克当量这些正规高中教育里的标准概念，再不教连他们自己可能都要忘了。他们马不停蹄地刻钢板印讲义，将这些经典的数理化知识填入我们几乎
算得上白板
的大脑。
看到这些从未见过的新鲜内容，回到家翻到大姐
“文革”前上初中时做得整整齐齐的几何证明题，我恨不能马上把这些东西全部吞下肚里。因为有了比较，看到差距，自尊心跳个不停，求知欲压倒一切。那个学期，我班同学
学到
的数理化知识比前面三个学期的总和还要多。就我
自己
而言，更重要的是我
给
自己立下了军令状：毕业后一定拿下高中数理化的全部知识。这导致我第二年春天读完了
18
本
“文革”前的
高中三年
教科书，它们成了我最终考入南京大学数学系的一点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