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拍的过度痴迷往往是自恋之举，但
自拍不等同于自恋
。在这种流行的深处，还蕴含着微妙的心理因素和行为动机，值得进一步探索。
自拍最关键的特征不在于拍摄本身，而在于拍摄之后的传播。
在一个曾经允诺将“隐私”视为基本价值的社会，把自己的照片发送到一个公开或半公开的网络上，无论如何都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
可是，越来越多的人心甘情愿地这么做，仅用“自恋”来解释似乎还是有些粗率——仅2013一年，就有
1.84亿张自拍照
发布在Instagram上，我想它们中的大部分不是出于自恋者之手。
退一步讲，即便这类普遍的行为属于自恋的范畴，它仍然具有新颖的一面，就像我曾经写到的那样，人们把自拍当作一种自我调控的策略——精心调整自身的行为，以便从他人那里收获积极的反馈，从而强化自己营造的形象。从这一点出发，应该找到自拍行为的逻辑线索。
现实世界里这样的例子很多。譬如我就注意到，眼下最火的艺人鹿晗是如何利用自拍的。采访中这位年轻艺人明确表示，他不喜欢自拍。但是在微博上，
每周星期五贴出自己的照片，已经成了鹿晗的惯例。
鹿晗的自拍照
这是简单的自恋吗？我认为不是。的确，这里面或许仍有自恋的成分，但其中更重要的动机可能是策略性的。艺人们精心传播自身的形象，目的当然是取悦他人。之所以选择自拍而非其他照片，我想也是因为
自拍这种流行方式更容易获得大众的共鸣。
政治人物选择自拍的理由与鹿晗相似。在接受一家科技媒体的采访时，奥巴马表示他经常使用自拍杆；为了迎合年轻选民，希拉里愿意站在台上，向背对着她的人们挥手；默克尔也是自拍爱好者，尤其在目前竞选第四任德国总理的时候。他们用自拍告诉民众：“嗨，我跟你们是一伙的。”也难怪无需民选的伊丽莎白女王首次接触自拍时会感到困惑。
“嗨，我跟你们是一伙的”
北爱尔兰14岁少年冲到英国女王面前大玩自拍，女王一脸淡定
用行为取悦于人，换个说法就是“表演”，大多数自拍皆是如此，它们是以自我形象为手段来赢得他人关注的表演。事实上，自拍行为印证了理查德·谢克纳（Richard Schechner）的观点。在这位戏剧理论家看来，表演是“行为的第二次演绎”，它把看似随意的日常生活重新编织成一个系统，呈现给自己设想的那些观众们，来激发一系列的戏剧性效果。谢克纳的观点分明受到了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的影响。后者认为，
人类所有的行为都毫无贬义地具有表演的色彩。
1839年，美国摄影师罗伯特·科尼利厄斯拍摄了第一张自拍照
如果说历史上第一张自拍照（1839年）还是自画像的延续，那么第二张自拍照（1840年）就带有强烈的表演成分。一位名叫希波利特·巴耶尔（Hippolyte Bayard）的法国人向法兰西学院申报自己发明的摄影术，遭到学院相关人士的故意敷衍，结果导致该项伟大发明的声誉旁落路易·达盖尔（Louis Daguerre）。巴耶尔为了表达自己的失望与愤怒之情，决定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回应法兰西学院，那就是自拍。
在那张自拍照中，巴耶尔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溺水而亡的死者，双目紧闭，上身赤裸，黢黑的双手叠放在前，斜靠在一张白布上。照片的背后，他还写下了“墓志铭”。大意是，呈现在你眼前的是巴耶尔先生的遗体。他辛辛苦苦工作了三年，才发明了摄影术，孰料政府偏袒达盖尔，对他不闻不顾。于是
“这位不幸的人决定投水自尽……请注意，这位绅士的脸和手已经开始腐烂。”
显然巴耶尔认为，通过自拍中的表演，大众不但能够理解他的失望和愤怒，还能把他本人想象成一个宁愿选择自杀也不肯接受侮辱的英雄。
不过就像流行文化所展示的那样，一方面英雄的形象已被政治人物、商界大鳄和娱乐明星彻底取代，另一方面，诸如“我是我的英雄”一类的自恋歌词也甚得大众欢心。由此，作为表演的自拍也有了既取悦他人又取悦自己的双重功能。当然，抛开那些“时代英雄”不论，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取悦他人的动机服从于取悦自己这一终极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