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介化的距离：农民工与主流群体的亲近性与差异性建构

20世纪80年代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流动，农民工作为人口庞大的阶层成为我国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的独特现象。对农民工议题的关注构成了新闻传播学关于传媒与社会阶层关系探讨的重要部分（何晶，2014）。21世纪初期，“表征”（representation，又译为“再现”）概念进入我国新闻传播学，成为剖析传媒如何建构农民工群体与城市社会文化关系的经典路径。汇聚在表征范式之下，这些研究虽然具有明显的批判色彩且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是存在如下局限：第一，分析和描述方式是静态的，缺乏对动态过程的观照。研究通常选取某一类媒体为样本，总结它们对农民工形象的表征方式。即使是历时性分析，也是罗列不同阶段媒介形象呈现出的特点，而非将研究对象当作一个事件性的过程来理解，展示一种处于不断建构的过程之中的复杂互动关系（谢立中，2007）。第二，传媒被视为由主导性的政治经济权力支配的领域，新闻场域自身的规范和相对的实践自主性被忽视。

近年来，政治经济的转型与数字技术的更迭变革了新闻业态实践，依托一批职业写作者和专业化的平台组织，非虚构写作在新闻业的沙上成功“圈地”（邓力，2020），成为当下新闻话语的主导模式之一（黄典林，2018）。通过叙事编排和价值提炼，非虚构写作能够直接体现记者的思想感情，将传媒的规范性话语实践展露在前台。对底层题材的特别关注（林秀琴，2013）、对“隐秘他者”的关照与对边缘亚文化社区的理解（周逵，2018）使非虚构写作成为构筑当代社会群体间关系的文化力量之一。现有文献对非虚构写作的探讨大多聚焦于一般性的文体和叙事特点（范以锦，匡骏，2017；周逵，顾小雨，2016）、业态实践模式（蔡雯，李婧怡，2018；杨利娟，2019），在对特定文本的分析上囿于叙事技法（廖轩威，2019；许莹，程贺，2019），对这些作品如何勾连特定的公共议题缺乏具体的案例分析。

2021年底，媒体对“思考海德格尔的农民工”陈直（化名）的报道文本提供了一个检视上述规范性实践的契机。11月7日，在豆瓣海德格尔小组，一篇名为《我是农民工，请问要如何才能入读大学》的求助帖引起高度关注，发帖者自称是一位农民工，想要出版自己的哲学译作获得同等学力证明。而后，“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公众号以《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下文简称为《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祁佳妮，2021）为题发布长篇非虚构写作，以自述体的形式讲述了求助者陈直一边在工厂做劳工一边阅读、翻译哲学作品的故事，当天即突破10万阅读量。其后，各大媒体陆续接力，诸如《农民工翻译海德格尔，有何不可？》《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到底是不是一件正常的事？》《农民工读海德格尔，为什么非得争论“正不正常”？》等类似的评论标题接连向主流群体针对农民工的刻板印象发出质问。这篇非虚构写作及其引发的后续报道和相关评论勾画了一个动态的文本图景，致力于弥合农民工与主流群体之间的距离。

与人文地理学家将“空间”视为与社会生活交织在一起的社会建构一样，“距离”在此也是一个有着诸多相互交织的维度、能够被创造和重塑的社会范畴（Simandan，2016：249-252）。正如有学者将底层农民工群体所经受的苦难视为相对于城市公众而言“远处的苦难”（李艳红，范英杰，2019），阶层差距与媒体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让农民工群体的故事成为于主流社会而言的“远方”。当下，非虚构写作通过一个又一个故事让“附近的我们”与“远方的他人”相遇，重新定义和诠释着“我们”与“他们”的关系，转换“附近”与“远方”的距离（Silverstone，2002）。沿着这一理解，本研究将陈直事件视为一场由不同媒体机构共同参与的调适农民工与主流群体之间距离的文本实践，考察其中的叙事和话语策略，并对当中距离生产的道德和政治维度进行批判性审视。在具体分析中，本文拟从中介化（mediation）的过程视角（Couldry，2008）出发，着眼于文本间的互动过程，捕捉上述实践的非线性、辩证的动态特征。辩证的视角意味着在把握总体方向的基础上对不同方向出现的微小摆动有所觉察，看到不同文本在调适农民工与主流群体之间距离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张力与丰富性。对这些问题的考量有助于在一般意义上理解“远方他人”的中介化作为一项距离实践的复杂性以及新闻媒体道德力量与政治效能的发挥在当前数字媒介生态下面临的可能与局限。

现代性的空间体验是一种复合、矛盾的经验，它以特有的方式把空间上的远与近连接起来，消解了熟悉感与地域性的传统联系（吉登斯，1990/2011：123-124）。媒介技术作为现代性的动力引擎，通过对时间-空间经验形式的再组织，中介了人们对远与近、陌生与熟悉的复杂体验。经由电子媒体中介的经验，在个人的生活世界中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专门的“空间”（Tomlinson，1999：156），来自远方的陌生人和远距离事件与本土生活相互交缠，织就了现代性境况下人们日常生活的纹理。如何理解这种被媒介重新组织的空间经验及其在文化、道德和政治方面的复杂意涵，构成了中介化（mediation）理论的核心议题。

中介化的概念包含了比较明确的空间想象（潘忠党，2014），鲜明地体现在媒介与距离的动态纠缠中。约翰·汤姆林森（John Tomlinson）（1999：154-155）从“媒介”（medium）一词的双重意涵出发将中介化解析为两个层次：一是指涉“事物得以传播的手段”。在媒介的这一层含义里，中介化意味着“促进”（facilitating），显示出现代媒体和传播实践能够克服距离，快速、便捷、高效地传送经验的技术力量。二是“将印象传递给感官的介入性（intervening）物质”。不同于上一层含义中媒介的透明性，此处强调媒介介入传播过程使传播对象的经验发生质变的能动性。媒介的干预似乎又在重新生产我们与传播对象的距离。对于中介化既克服距离又再造距离这一论断，其中的悖论带出了距离在不同向度的阐释空间。

距离不仅是物质的、地理的，还隶属于社会文化与道德伦理的范畴（Silverstone，2003：469-490），后者是媒介与文化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发生道德伦理转向以来关注的重要论题。在“一切都被中介化”（Livingstone，2009）的时代，日常生活与交往实践逐步去地域化，媒介不断将远方的他人与事件带入本地生活。中介化的第二层含义提示，它不只是克服地理距离，还建构了我们与远方他人的文化和道德距离。体现在中介化实践中的距离动力学揭开了媒体文本的操演性（performative），它不只是向观众再-现（re-present）世界，还嵌入了如何思考、感受这个世界的倡议。它并不是在面对一个预先就存在的等待参加社会行动的观众，而是在表征的过程中有能力将他们建构成一个行动体（Chouliaraki，2008）。远方他人的中介化促使研究者叩问媒体文本的道德力量：它如何拉近我们与远方他者在文化和道德上的距离？如何让我们对远方的生活事件有一种强烈的参与感（Tomlinson，1999：172）？这些问题同样是政治的（Chouliaraki，2006：22），因为远方并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它还折射了底层、边缘群体与主流社会之间不对称的权力关系。

文化研究对差异人群表征的批判性分析很好地揭示了远方他人的中介化如何走在上述道德事业的反方向上。然而，它们并未展现其中更为复杂、微妙的距离图景。虽然媒体处于由统治力量所结构的场域，但是它们在组织上不是僵化的，在意识形态上也不是封闭的，来自周围社会的争议与冲突有时能够打开口子，使新闻报道打破刻板印象，恢复先前“他者”的人性，将他们重新定位为积极的主体（Cottle，2007）。这些从“疏远”转换为“拉近”的距离实践很少得到学界的关注与批判性审视。值得注意的是，不可将表征形象的正面与负面、建构距离的近与远简单地判断为好与坏。一些研究显示，媒体以正面形象表征农民工是出于政治性的形象管理抑或意识形态合法化的需要，农民工自身的主体经验没有得到表达，他们作为个体所具有的多样性和作为平等社会成员应有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仍然没有得到承认（黄典林，2013；李艳红，2006）。因此，应将相关案例置于具体的社会情境下进行经验性剖析。

在研究素材的收集上，本文借助“慧科搜索”新闻数据库获得媒体关于这一事件的报道文本。收集方式是：以“陈直＋海德格尔”为标题在慧科搜索中进行检索，时段限定在2021年11月18日至2022年1月18日这一报道较为集中的阶段。在筛除重复、“标题党”以及网络平台上由个体用户、非专业媒体组织发布的言论后，最终确定了相关报道7篇、评论24篇。报道既来源于传统媒体及其附属网站，也出自腾讯新闻、搜狐新闻等互联网公司旗下的非虚构写作平台；评论主要出自官方媒体，也包括少数市场化媒体。这些文本呈现出明显的时间阶段性特征。谷雨实验室率先发布的非虚构写作增加了陈直事件的可见性，标题所展露的道德判断也为后续的报道和讨论奠定了基调。其后大约半个月内，围绕陈直事件出现了集中的新闻评论。它们大部分接受了谷雨实验室在主流群体与农民工之间设定的距离，诉诸多种历史文化资源为这场距离实践提供合理性支撑。本文将厘清上述非虚构作品与这些新闻评论所使用的叙事和话语策略。评论热度逐渐停息后，围绕陈直事件出现了第二波非虚构写作，这些文本展现的立场与谷雨实验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展示了不一样的距离实践模式。此外，少数评论也呈现了不同于主流方向的距离建构。故此，在对主导的距离立场进行批判性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将审视这些与主导方向有所区别的媒体文本为公众思考农民工与主流群体的关系提供了何种新的道德位置。

“去他者化”是一个重新协调内群体和外群体之间异同的社会文化过程，通过对外群体进行另类表征来冲洗以往加诸他们身上的刻板印象、偏见和污名，重新调适其与主流群体之间的距离。在这一部分，本研究关心的是《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在书写农民工个体私人经验的过程中如何为其框定意义，借此对农民工与主流群体之间的距离进行亲近性建构。

（一）道德原点：“我们-他们”的主体位置参差

作为致力于支持中国非虚构作品创作与传播的非营利项目，谷雨官网倡议：“我们鼓励直面时代和生活内部的灰尘、纹理和质感，让不能发声者发声，使不能抵达的人群和被忽视的故事，被看到和被听到。”这段话包含着多维度的距离隐喻。“不能发声者”“不能抵达的人群”以及“被忽视的故事”，是我们在空间、时间、文化等维度上难以触及的“远方”，它们经由记者的写作、平台的传播等中介化过程抵达“我们”的附近。正是这样一重“抵达”所带有的道德色彩构筑了非虚构写作在当下的公共性实践内核。谷雨工作室负责人王波如此阐释非虚构作品的公共性：“我们在操作非虚构选题时，更多强调的是作品和内容怎样更好地让人与人建立连接，人群与人群消除边界，从而相互了解、互相理解。”（腾讯新闻派，2019）

《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一文鲜明地展露了这样一重距离动力学。在导语部分，记者写道，农民工群体“依附于工厂里的机器生存，构成了一个不同于我们的陌生世界。他们置身于城市，但却自成一体。至于这种生活能有什么意义，有什么Ambition，往往会被我们忽略或者无视。”（祁佳妮，2021）这段文字从农民工与社会主流之间的距离出发，界定了两者之间相对的道德位置。读者被默认为占据“我们”位置的主流群体，农民工则是不同于“我们”的“他们”。于“我们”而言，“他们”是陌生的、被动的、失语的，而“我们”忽略或者无视了“他们”生活的意义。这种负面判定的道德语词实施着一种召唤，呼唤“我们”发挥自身的道德主体性重新看见、关注“他们”。“我们-他们”的主体位置参差构成了这场“去他者化”距离实践的原点。

（二）框架设定：一个“追求意义”的故事陈直的故事

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在导语和正文中被叙述。导语并不只是正文的简化版，它通过二次加工为整个故事重新框定了主题和基调。

正文中的故事围绕着主人公陈直的“自我”延展开来，大量繁杂的私人情感经验被一种带有心理学疗愈风格的“自我实现”叙事所组织。它由两类不同的话语所构成：一是苦痛话语，体现为“无意义”的车间劳作、童年家庭暴力所导致的创伤、读不懂哲学的挫败感、生存的焦虑、自我否定的压抑等等；二是为超越苦痛、实现自我而生发的意义话语，例如“哲学是我的passion，是commitment”“人生充满着需要去理解的深刻的意义”等。“疗愈型”叙事模式在动力学上受到个体“未完成”（unmade）自我的牵引，对个体痛苦的回溯与自我实现是内在关联的，只有指认了使个体心理失调的枷锁及其与过去事件的关联，最后的精神解放才是可能的，因而对苦痛与创伤有一种特殊的优待（Illouz，2007：43-62）。这种对苦痛的前置鲜明地体现在陈直对自己思考哲学的解释中：“我经常感觉一切都无意义，好像没有任何意义。前几年，我会写点英文日记，天天都是upset、desperate 、dismayed这些词。今年开始，我对自己格外失望。可能就是一些无意义的时刻，让我开始思考自己的存在。”（祁佳妮，2021）

在导语中，被前置的元素由“苦痛”转移给了“意义”。一开始，记者将陈直的故事定性为“关于他是如何寻找意义的”的故事，以类似沙漏型的叙事结构进行概述：开头交代出主人公阅读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这一事实信息，主角的焦虑及其所受的社会歧视以简短的语句被安插在中间，结尾则以“人生充满着需要去理解的深刻的意义”来升华。在这一编排下，相比“苦痛”，“意义”元素在故事中被置于更为关键的位置。

（三）建构亲近：“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

为什么是“意义”而非“苦痛”占据了这场“去他者化”书写的中心？这涉及非虚构写作在更广阔的新闻场域中所处的位置。相比调查性报道，贯穿在非虚构写作中的公共性理念更为强调自身的文化整合功能而非民主政治效能，这是近十年来新闻生产技术和政治经济语境剧烈变动的结果（黄典林，2018）。因此，非虚构作品更为看重那些能够跨越阶层边界、人与人之间共通的东西。与“意义”元素具有的阐释空间相比，“苦痛”要么具有极强的私人性，要么触及社会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并不适合作为连接不同阶层的文化主题。

对个体生活中“意义”元素的强调，一方面为农民工赋予了具有能动性和精神追求的正面形象，另一方面以一种基于普遍人性的亲近性（proximity）冲淡了农民工之于主流人群的陌生感，能够成为连接农民工与社会主流的桥梁。选题编辑做过如此评说：

陈直故事的张力，还在于人存在的本质。……人生充满劳绩，多少人对生活感到麻木，而从来没有思考过存在呢？但是总有一个时刻，一个人会思考点什么。这是一个很海德格尔的主题。这不仅仅是陈直的故事，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深度训练营，2022）

陈直的故事引发了多家媒体对此事的评论，它们接续了前文为读者预留的道德位置，征用各种文化、历史资源消解农民工与主流人群之间的“差异”，为谷雨实验室的亲近性距离建构提供合法性证成。

（一）列举底层文化榜样

这些文化榜样既包括“从奴隶出身的古希腊斯多噶派哲学家埃皮克提图斯，到被马克思誉为‘我们的哲学家’的著名工人哲学家约瑟夫·狄慈根”（周程祎，2021），也包括在诗词世界中遨游的快递员雷海、在东莞图书馆借阅12年的打工人吴桂春（夏小正，2021）、写诗的余秀华（七里，2021年12月1日）、写小说的范雨素（杨朝清，2021年11月26日）等这些曾经经由媒体的正面报道而被“授予地位”（Lazarsfeld & Merton，1948）的草根个体。他们的出身与经历使其具备了为底层代言的资格，而他们的榜样地位则具备了为底层的文化潜能加冕的正当性，能够成为接合“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与“再正常不过”的道德话语支柱。

（二）追忆“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是“一个想象中的风景，投入了所有（批评家）认为在现代世界缺失的东西”（Lowenthal，1985：25），它作为一种回溯过往的记忆实践，由时代转型过程中对昔日美好特质的缅怀与渴望所激活，并伴随着一种认为过去比现在更为优越的主张（Murphy，2009）。对20世纪80年代黄金时代的想象性建构一方面是为了确证过去工人群体文化实践的积极性与能动性，另一方面则指向人们对蓬勃工人文化的道德宽容性在当下之失落的批评：

我们90后虽然没有亲历过80年代的“文化热”，但根据亲历者的回忆来看，蓬勃的工人文化也在中国存在过，各大城市的“工人文化宫”或许是那一时期的物质证明。……我们希望能重回人人明德知礼的盛世，却对农民工读海德格尔大惊小怪，岂不怪哉。（董子琪，2021）

（三）搭建进步框架

“进步”观念和话语是启蒙运动以来人们用以理解、拥护社会变化的主导性框架。在进步框架中，将“农民工读海德格尔”视作“再正常不过”意味着以一种新的、进步的眼光来看待社会、认识农民工群体。公共话语中的“进步”由两种不同的叙述指称构成，其一指向社会和时代的进步，包括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杨朝清，2021年11月26日）、“相对平等的接受信息的机会”（李一凡，2021）、“知识更大范围的普及”（七里，2021年12月1日）等；其二指向新生代农民工，即农民工内部的代际更替，例如“‘农民工’也早已不是那种背着编织袋挤绿皮车的形象了” （李一凡，2021） “新生代农民工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周程祎，2021）。经此铺垫，“进步”观念制造了一种强力的召唤，要求社会主流摒弃守旧的偏见，打开眼界重新认识农民工。

（四）诉诸权利话语

在当代社会，权利话语所具有的高度规范性力量使其在政治、法律及道德领域中广受欢迎，各种与社会、政治生活有关的立场、意见、主张、批评或抱负，几乎都用“权利”一词来加以表达和确认（Campbell，2006：3）。权利并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法律概念，它还带有某种应然和善即道德的性质（金观涛，刘青峰，2010：109）。在媒体对陈直事件的公共讨论中，哲学被卸下了专业化的外壳，成为人人能及的智慧的代名词，因为“对知识的学习和自我教育并无阶层之分”（工人日报，2021） “任何一个人都有权利进行精神探索”（和生，2021）。

上述利用各种文化和道德资源为农民工符号身份去差异化的过程奠定了此次话语实践的基调，其主旨在于，通过重新阐释农民工这一社会类别的符号意义、发掘阶层之间的共性来弥合彼此之间的社会距离，重建社会共同体的团结。细审之，这样一种团结关系并不以建立在“阶层”之上的社会分工合作体系为基础，而是建立在对“精神追求”这一普遍人类共性的强调，是一种去阶层化的、去差异化的抽象团结，它的实现更多依靠的是公共道德水平的提升。

上述亲近性的距离建构存在着无法忽视的张力。同样都是思考哲学，陈直的苦痛感受与“以学术为志业”的知识阶层并不共通。阶层差异之所以能够被亲近性逻辑接合，缘于媒体将其收编（incorporate）为平等主义视域下的身份差异，将政治经济议题还原为与身份相关的文化承认伦理。这一过程充分体现在媒体对苦痛的私人化处理上。

首先来看苦痛的出场方式。在《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中，苦痛被疗愈式的“自我实现”叙事所结构，内化为主人公身份认同的一部分。这带来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是苦痛与阶层脱钩。当苦痛被心理学框架吸纳为受损自我（injured self）的症候时，便被一般化不再具有阶级性，因为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现代社会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有一个受损的自我等待被修复，诸如被忽视的童年、自尊的匮乏、愤怒、惊恐、焦虑等都是不再具有阶级性的“民主”疾病（Illouz，2007：142）；二是道德个体主义（moral individualism）（Illouz，2007：55）。“自我实现”叙事背后预设的是能够形塑自身命运的灵活的、开放的自我。它将挣脱苦痛、自我实现的责任划归给个体，屏蔽了对苦痛的社会学解释。关于苦痛的私人话语没有被记者加以追问，反而被后置用以凸显意义元素。

其次是阐释苦痛的方式。一是直接忽略。苦痛在这类评论中彻底隐匿，故事被剥离了具体的行动语境只留下“农民工的身份”与“海德格尔的符号属性”的两相对照，宣扬“没有一种意义的实现，是以阅读者的身份地位为前提的”（王钟的，2021）“海德格尔不会拒绝一个农民工来思考他”（工人日报，2021）；二是将苦痛与意义的张力置入“梦想与现实”的经典框架。“梦想与现实孰轻孰重”（静子，2021年11月23日）关乎私人价值取向，找到“生活和哲学的平衡点”（李勤余，2021）是个体自身所应担负的任务。三是从“学历、背景、成长环境和性格等诸多因素”（和生，2021）对陈直的困境进行个体化归因，解决方式则是诉诸“更好的舆论氛围”（西蒙，2021）与外界的善意帮助；最后，苦痛还被用以升华主人公的人格。陈直所面临的生存焦虑与压抑、为了翻译不得不放弃加班费变成了“对知识的无功利热爱”（李一凡，2021）、紧张的工作强度与无法抽出时间的绝望则成为他“突破自我、超越极限的勇毅人生”（夏小正，2021）的注脚。这样一种纯化了的精神符号已经脱离了人物本身的真实遭遇，被改造为映射主流群体内心渴望、抚平他们精神焦虑的理想镜像。

对于接近“远方的他人”这一道德事业来说，上述中介化过程呈现出一种不适当的距离，因为它以“追求意义”的普遍人性消弭了农民工与社会主流之间的阶层差异，又以私人框架窄化了个体苦痛的公共阐释空间。抽空物质现实的抽象亲近感使得真实的远方和立体的他人依然逃逸于公众的理解之外。

虽然对差异的收编占据了主流风向，但是它并没有穷尽这场距离实践的所有类型。在谷雨实验室之后的第二波非虚构写作与少数评论分别呈现了不同于主流方向的两种距离建构方式，勾画了媒体定位公众及其道德坐标的另类图谱。

（一）个体差异的亲密性书写

与谷雨实验室试图以意义元素连接主人公陈直与读者不同，由GQ报道、南风窗、极昼工作室发布的三篇非虚构写作通过强调个体的独特性致力于拉开陈直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这些记者发现“在陈直身上放置浪漫化的想象似乎不那么准确”（李晓芳，2022），他们将外部的争议视为“抽空个体生活的复杂性制造出来的观念博弈”（张茜，2021），认为外界纷纭的评论“隔靴搔痒”“和他本人已经相去甚远”（李纯，2021）。在此，对主人公真实面貌的探求构成了这三篇文本的主题。虽然它们延续了谷雨实验室贴近人物时所调动的情感逻辑，但叙事重点却与后者相异。

其一，更侧重于凸显陈直的内心苦痛。GQ报道在《工厂里的海德格尔》中以直接引语的形式披露了主人公大量剖白内心苦痛的言语，相比于哲学带给他的意义，记者直言“他的生活因为哲学而搞得一团糟”（李纯，2021）；南风窗的《陈直很害怕》将“压抑作为生活的常态”作为其中的子标题，以占据全文三分之一的篇幅来传递他内心的迷茫、焦虑、恨、愧疚、压抑等“互相交织的苦痛”（张茜，2021）；极昼工作室在《海边的「海德格尔」：哲学在左，工厂在右》中将“什么狗屁哲学”设为子标题，与谷雨实验室的子标题“哲学是我的passion”形成了鲜明对照，配合其他带有负面情感设定的标题“失败者简历”“无望的逃离”，一起展现主人公的“挣扎、摇摆和痛苦”（李晓芳，2022）。

其二，转向女性视角更细致地探问婚姻生活。在《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中，陈直对待妻子、儿子的冷淡态度以及因阅读哲学让妻子承受更大的经济重担等婚姻细节引发了众多非议，性别批评话语作为一项明显的话语分支出现在公共空间。第二波非虚构作品从女性视角出发，以“被低估的妻子”“失语的人”等标题设置专门的写作板块赋予妻子具体的品格形象，将女性声音推向前台，细致描摹了她如何看待丈夫阅读哲学与养家的问题以及对自身婚姻的感受。与外界对他们在家庭中的不平等关系的愤懑不同，作为妻子，她向记者列举了许多生活例子为陈直作辩解，“自己的丈夫并不是网友想象的那样”（张茜，2021），“她对这桩婚姻很满意”（李纯，2021）。这些作品介入充满道德暧昧性的婚姻领地，将亲密关系视为澄清、求证主人公真实自我的重要渠道。

其三，叙事人称从主人公自述转为记者亲身讲述。相比外围的观察与程式化的访谈，记者们直接走进陈直的生活场景，切近感知他的经验，并将他们之间的互动称为一种私人的“相处”，“试图从这段交往中勾勒出他的面貌”（李纯，2021）。与谷雨实验室的电话采访相比，记者的亲身在场为这三篇文本增添了细节，不仅包括对陈直的外貌、衣着、步态的直观刻画，还有面对面交往中的感受，“他是个不善言谈的人，但善良、柔软，也比很多人诚实”（李纯，2021），他“想要的其实只是一张能稍微脱离现实的，‘安静的书桌’”（张茜，2021）。

这些围绕内心苦痛、婚姻生活与记者感受铺陈的细节被视为能够揭示主人公“真正”特质的线索，其背后体现的是一种亲密性的意识形态。在亲密性社会中，“那些能够揭露自我、有助于定义自我、发展自我或者改变自我的体验会受到人们的极度关注”（桑内特，1992/2014: 282），“全部种类的社会关系越是接近每个人内在的心理需求，就越是真实的、可以信赖的和真诚的”（桑内特，1992/2014: 331），感受凌驾于推理和判断之上成为通往真实的路径。主人公的底层境况被转化为心理符号，农民工这一类型化的阶层身份在人格独特性的宣称中脱落，陈直“无法代表中国‘农民工’群体的精神面貌”（张茜，2021），“他的身份与其说是农民工，不如说是一个打工的大学辍学生”（李纯，2021）。

虽然渗透在这些书写中的亲密性逻辑有着鲜明的道德宣称，但是它们与消费主义的关联不应被忽视。这些文本的生产紧密地嵌入平台化新媒体的商品化运作之中，通过介入具体幽微的人格领域回应读者市场中富有争议的话题来吸引流量，满足消费者的窥私欲。对他人自我的窥视被包装成伦理在市场上售卖，主人公的苦痛与脆弱不是被用来揭示农民工群体的现实困境，而是被作为披露其真实自我的元素，文本消费成为一场心灵洗练，读者通过感受他人的苦痛在意淫中完成了与他人自我的连接。

此外，虽然亲密性意识形态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是作为不同社会力量博弈的场所，一篇文本仍然会援用不同的、有时甚至互相矛盾的话语。一种将个体经验上升到公共性领域的尝试可以在GQ报道与极昼工作室的文本片段中被识别到。在陈直的故事中，记者看到“和所谓‘有闲阶级’读哲学相比，他付出的代价可能更大，承受的痛苦更强烈”（李晓芳，2022），并试图追问“哲学是否具有阶级性？农民工读哲学和知识分子读哲学有什么不同？”（李纯，2021）。问题在于，从一种由亲密性意识形态所统合的叙事框架中难以演绎出具有普遍阶层经验的“典型”。围绕主人公“自我”而编排的事实经验以一种向内探寻的手法展现出个体经验的独特性，它是从公共向私人的回缩，其中的现实处境与阶层境况只是一种间接的背景。在亲密性逻辑的叙事编排下，公共性话语只能以一种局部的、不协调的方式插入，并未与其中的个体经验接合。两者之间的话语张力一方面体现了变动的新闻业仍然徘徊在商业主义与新闻职业传统价值之间的不稳定关系中，另一方面，公共性话语的局部性与亲密性意识形态的统合性也反映了商业价值对当前新闻实践的主导（李艳红，陈鹏，2016）。

（二）阶层差异的公共书写

由澎湃思想市场和新京报书评周刊发布的三篇评论文本展现了另外一种距离生产模式。它们反对谷雨实验室将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视为“再正常不过”制造去阶层化的亲近性，选择识别当中的“不正常”，反思背后的结构性问题，将农民工与“知识阶层”“中产阶层”之间的差异重新带入公共讨论。

澎湃思想市场在《为什么不承认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太不正常的事？》中指出，陈直的个体生命经验并不具有代表性，将其“正常化”为一种普遍之物“漠视了农民工不仅在文化位阶上，而且在经济地位上也受到更深重的制约的事实”（恰东风，2021）。这些事实包括：第一，缺失的话语权。新京报书评周刊在《“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的叙事，难道不是似曾相识吗？》中指出，由谷雨实验室发布的非虚构文章在其有意编排的第一人称自述中存在着强烈的第三人称视角和想象，其背后体现的是社会阶层与意识形态上的等级差异，受访者本人并不真正拥有书写和言说特权（重木，2021）。第二，资源的不平衡分配。澎湃在另一篇文章《是什么制造了工人与知识阶层间难以跨越的壁垒？》中，以陈直曾经就读的大学并未开设哲学专业为例，认为“教育与学术资源在不同层级以及同一层级的不同机构间的不平衡分配”以及劳工阶层在获取互联网资源上的能力欠缺制造了工人与知识阶层之间的壁垒（蒋霄，2021）。第三，学术体制的排他性。专业化的知识生产机制将大部分人与哲学分隔开来，“未能进入专业学院接受专业训练的陈直，其所研究的哲学与翻译的著作，最终只能被置于边缘”（重木，2021）。第四，劳动者在经济生产领域的弱势位置。澎湃认为，陈直为了留出更多时间进行哲学研究而承受的经济压力并不是通过教育与学术机构的某种调整改良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诉诸“减轻劳动阶层生存压力，增强劳动阶层面对资本剥削与管理规训的抵抗力，甚至动用公共资源支持其在就业外的业余时间中实现个人发展”相关的更加深刻的社会变化（蒋霄，2021）。

与谷雨实验室和大多数评论文本以基于普遍人性的亲近性来弥合农民工与主流群体之间的符号差异不同，上述评论将主人公的脆弱和苦痛与其所在阶层位置进行勾连，在结构性不平等的物质差异中对农民工与主流群体的距离进行阐释。与第二波非虚构写作为了反对普遍主义亲近性去强调个体差异不同，阶层差异的公共书写是以承认某种程度的亲近性为前提的，即认识到“对抽象理论与知识的兴趣绝不是某种专业人士的趣味，而是各社会阶层中都可能出现的普遍现象”（蒋霄，2021），承认劳工阶层“和中产阶级或是受过专业学院教育的个体一样，具有意识、情感和心灵的深度”（重木，2021）。

这些不同类型的文本实践对于思考我们与远方他人的中介化关系意味着什么？在此，罗格·西尔弗斯通（Roger Silverstone）提供了一个有所助益的视角。他提出“适当的距离”（proper distance）这一概念，为规范性地审视我们与远方他人日益中介化的社会关系提供了工具与标尺。他列举了不适当的距离的三种类型（Silverstone，2007：48），它们共同显示出媒体在表征远方他人的过程中处理亲近性与差异性之间关系的失衡：第一，太近：他者的形象被纳入完全熟悉和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叙事和框架中，相异被相同所收编；第二，太远：将他性定义为无法触及和理解的，抹杀了连接和认同（identification）的可能性；第三，不近不远：将普通事物变得异常来夸大差异或是将异常变得普通使差异自然化（naturalization）。适当的距离则意味着既近又远，既连接又分离，既通过差异又通过共享的同一性来保护他者，在远与近的辩证法中培养我们对于远方他人的感受力（sensibility）与责任感。

在这一视角的启发下，本研究认为上述三类文本实践，即去差异化书写、对个体差异与阶层差异的重新书写，充分体现了远方他人的中介化作为一项政治、道德事业的复杂性。中介化构造了一个矛盾的、相互竞争的话语空间，它是一个在亲近性与差异性之间不断进行协商的争议地带，而非具有明确的“最佳实践”的规范性倡议的领域（Chouliaraki & Orgad，2011）。基于共同人性的亲近性既唤起了共同归属，也抹杀了差异背后的制度性排斥；强调个体差异既唤起了对不可化约的他性的尊重与理解，也隐含了将其抛出集体责任框架之外的风险。在亲近性与差异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协商“适当的距离”成为远方他人的中介化的关键所在。需要强调的是，适当的距离不是被预先给定的固定准则，必须视具体情况而定（Silverstone，2003：475）。具体到本案例，它涉及对差异的定位，即农民工与主流群体之间的差异到底是符号的还是物质的、主人公的困境到底是私人的还是普遍的？正是在对差异进行竞争性阐释的过程中，媒体分别建构了公共生活和道德行动或大或小的可能性空间。再者，适当的距离是复数，而非单数（Silverstone，2003：475-476）。它意味着对不同立场的吸纳。虽然只有少数评论文本在收编差异的风向中尝试重新解读差异，但是这种局部的动向依然揭示了适当的距离的生成条件，即它需要透过多元的解读与开放性的争论。本研究对上述三篇评论文本的分析并不意在指出它们建构了最为适当的距离，正确地分析了差异的结构性根源，事实上，阶层分析只是解读结构性差异的其中一种视角，重要的是将差异/距离放在多重维度下审视和协商。所谓“适当”是在不同立场的竞争性阐释和对比中显现的暂时结果，它始终向着新的解读开放。

本研究将中介化与距离实践相互勾连，将媒体视为构筑道德空间的能动力量，从关系的、辩证的视角出发对媒体如何参与形塑主流人群与农民工群体的中介化关系贡献了更为丰富的理解。研究发现，由谷雨实验室发布的非虚构写作通过凸显陈直故事中的意义要素搭建起连接不同阶层的通道，后续大多数评论诉诸历史和文化资源为农民工与主流群体之间的边界消除行动提供道德合法性支撑。本文对上述距离设定进行了批判性审视，认为这种建立在“追求意义”之普遍人性基础上的亲近性所创造出来的不过是去阶层化的抽象团结，它将农民工与主流群体之间的阶层差异收编为平等主义视阈下的身份差异掩盖了不平等的物质面向。本研究还关注了不同于主导风向的距离生产类型。第二波非虚构写作重新书写个体差异，意在拉开陈直和读者之间的距离，却隐含了将个体的脆弱抛出集体责任框架之外的风险；少数评论则将主人公的脆弱与苦痛与其所在阶层位置进行勾连，将背后的结构性问题带入了公共讨论。这些不同类型的文本实践充分体现了远方他人的中介化的复杂性与道德暧昧性。受到西尔弗斯通“适当的距离”这一概念的启发，本文认为，媒体文本道德力量和政治效能的发挥必须建立在对“附近的我们”与“远方的他人”之亲近性与差异性的不断协商和开放讨论中。

本研究不仅希望呈现“适当的距离”如何能够为衡量远方他人的中介化的政治和道德潜能提供一个规范性标尺，还希望借助这一概念对当下数字媒介生态下新闻业的公共性图景做一番延伸思考。在日常实践中，媒体总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建构着他们所认为的“适当的距离”的各个版本，而他们对距离“适当”与否的判定必须被放置在更广阔的社会和政治现实中来理解。在本文的案例中，大多数媒体采用了谷雨实验室在一开始设定的亲近性距离。它的特点在于，在将个案上升到一般性的寓意时，朝向的是追求意义、精神探索、平等主义等具有普遍性的文化和道德价值，而非介入社会现实、协商公共利益的政治导向。这种距离设定的特点并不是由非虚构写作的文体形式决定的。文学性与叙事性既可以表达软性的价值关怀，建构不同群体之间的亲近性，也可以承载严肃理性的社会问题，反思由阶层分化与利益冲突带来的群体差异性。距离设定的方向与话语实践的空间取决于媒体在具体的历史社会场景下置身其中的政治经济架构，这一点从20世纪90年代报告文学与近十年来非虚构写作的话语实践特征之对比上可见一斑。9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不再具有刚性，在回应不同社会阶层多样化的利益诉求上，媒体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主空间，这是当时报告文学能够从公共利益出发直接介入社会问题的现实基础（郭中实，陆晔，2008），而近十年来政治议程刚性边界的强化收窄了媒体的话语空间，新传播技术的冲击以及由此导致的市场格局的变化重塑了新闻业的劳动过程与新闻生产文化，衡量新闻内容的标准与新闻话语模式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具体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在急剧变动的技术和政治经济语境下，新闻从业者往往采用单一的商业主义框架来定义中国新闻业面临的危机，并从中寻找解决措施，有关专业的、政治的和公共性的危机甚少被言说。商业主义逻辑将新闻内容的衡量标准从民主生活与公共参与转变为对受众和流量的争夺，一些关于传媒公共性的言说从专业主义所面向的政治生活转向了媒体的“公共文化服务功能”（皮卡德，2021；李艳红，2016）。第二，主导新闻业的商业主义框架以及对传媒公共性的去政治化言说影响着新闻从业者在具体实践中对文本话语的操作。由本文案例所反映的媒体在中介化的距离建构上的主要特点，即偏重强调普遍文化价值的亲近性，而非反思差异性的制度基础，折射了当前新闻话语模式的消长趋势：批评性报道话语范式从新闻业的中心退场，以叙事审美性和文化日常性逻辑为特征的文学取向由于具备较高的市场估值，成为当前新闻话语的主导模式（黄典林，2018）。在这一背景下，朝向普遍主义亲近性的距离建构是传统公共性理念在政治规训与商业主义的双重掣肘下被迫向文化一端改道的结果，媒体对其中距离的规范性言说，即对于适当与否的标准判断，只能是在现实操作和规范理想之间进行妥协的产物。

本期执编/赵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