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Q&A170423
近日，京沪两地成排的临街店面正在悄然地被拆除，然后砌墙封闭。本文不拟对这项政策“说三道四”，只以此为例，谈谈在公共决策中在公开宣导话语背后有另一套更真实的可能因素。
（某市场改造前后。来源：西城街巷事）
（南菜园街乙1号楼整治前后。来源：西城街巷事）
（南菜园街乙1号楼整治前后。来源：西城街巷事）
在日常生活中，由于人类具有罗织语言的天赋，所以对于智力正常，受到过一定教育，或者有相对丰富生活阅历的人，都很容易把一件错事说得天花乱坠；或者把一件争议的事描述得言之凿凿。举个例子，一个没钱买药给自己太太治病的男人，他有一百个理由砸破药店玻璃去偷窃药物给太太治病；而反对者也可以有一百个理由反对他这么做。心理学家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在他的研究中，从三个水平六个阶段分别给出了偷药和不能偷药的理由，任何一种理由都可以支撑一种道德观念，而且不能简单辨析孰对孰错。要知道，科尔伯格是针对儿童道德发展而提出他的理论框架的。
一个母亲给自己的8岁儿子安排住校，她当然会有充足的理由，为了锻炼孩子的独立性；从小培养孩子在集体生活中与小伙伴相处能力；不让自己的孩子像别人家孩子那样成为“妈宝”。我曾经有一个同事就是这么干的，他们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就把儿子送到寄宿学校，小学、初中、高中，她的理由当然言之凿凿。但是，我所了解到的另一个更本质的因素却未必如此，她是典型的疏离型人格，她对任何“依赖”都感到本能地排斥，无论是自己依赖上别人，还是别人依赖上自己，包括儿子依赖母亲也让她感到“麻烦”。她当然爱她儿子，只不过她可以用冠冕堂皇的语言来罗织对儿子的住宿安排。
而另一个母亲不厌其烦地把8岁的儿子从寄宿学校里每天接出来，甚至辞掉工作在学校附近租房子住，整个班只有她儿子每天都被母亲接送。她当然也有自己充足的理由，不想自己的儿子在学校里受到欺侮，特别是校园霸凌现象屡见不鲜，甚至连北京中关村二小这样的名校也无法杜绝；而且对于儿童期的孩子来说，与母亲的亲密互动是一生养成安全感以及塑造成人后依恋类型的关键时期，她当然不想因为自己的疏忽而影响孩子未来的成长。我一个朋友的太太就是这样干的，这位母亲对儿子无微不至的照顾甚至令到我朋友也困恼不已。但是，我也知道除了她言之凿凿的理由背后，还有一个更为本质的因素，她是典型的不安全型依恋的人格，她必须在任何一段亲密关系中完全地依赖上对方或者令对方完全地依赖上自己才稍有安心，儿子出生前，她全身心地依赖着自己的丈夫，心无旁骛，儿子出生后，她又全身心地悉心呵护着自己的孩子，不暇旁顾。
看吧，在母亲和幼童的关系中，母亲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而幼童毫无与母亲博弈的能力和资源。我上述例举的两位母亲都十分爱自己的儿子，旁人根本无法挑剔出她们有丝毫对孩子的不是来。其实，每一对母子关系都有着自身的特异性，这样或那样并不意味着孰对孰错；但任何一种方式偏于极端都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
那么，如果把母子关系中的母亲置换成继母呢？继母相对于继子也同样有着不容置疑的权威，而还是幼童的继子根本没有能力与资源同母亲博弈。那么，在任何冠冕堂皇的，由语言编制的“理由”中，一个继母要挟带“私货”那是轻而易举，而旁人也依然无法挑剔她对孩子有什么不是。例如，把孩子送到寄宿学校，只不过是为了甩掉“累赘”；每天把孩子接出来，只不过是满足不可遏制的控制欲，让孩子臣服于自己的权威，帮自己做家务。
成人世界，公共决策就更是错综复杂。决策者与民众之间，如果决策者有着不容置疑的权力，而民众毫无与决策者博弈的能力与资源，那么决策者与相关民众的关系就类似母亲与幼童的关系，而且，是继母与继子的关系。事实上，大多数公共决策都有着远比家事更为复杂多维的因素交织，像“拆店封墙”这样有争议的公共决策，做当然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和依据；不做也同样有另一套冠冕堂皇的原因和依据。仅仅一年多以前，为了某种理由要求小区拆墙；现时又因为别的原因，要求临街拆店封墙。
“拆店封墙”行动按照决策方的宣导，为了治安，为了不扰民，为了安全，为了市容整洁，依法执行“拆店封墙”说出来都是堂而皇之，没有错呀。可是，换一个角度，如果“拆店封墙”有法可依，那么这么多年来为什么不曾下决心来执法呢？无论中外城市，临街店铺都发展成为城市生态的一部分；成为一个城市活力和繁荣的直观指标。二十多年前，为了振兴经济拆墙开店；几年前，为了解决就业鼓励全民创业。拆封临街店铺必然带来负面的效应，破坏业已形成的城市生态，给市民带来消费不便，阻碍经济活动；减少就业机会，造成更大比例的失业率。
一个典型的临街住宅楼改造的店铺，房东有未定的房租收入；承租商户经营某项生意有利可赚；通常还会雇佣1到数人；而消费者也得到便利，从而促进消费活动。拆封了之，房东失去房租收入，隐形失业；承租商户逼迫搬离或歇业，一旦歇业，不再雇佣员工，从老板到员工的失业增加；消费者不再方便，消费活动受到削弱或抑制。而治安、扰民、安全、市容整洁，其性质均为管理问题，与临街店铺之间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全世界各大都市的街边店都能有效有序纳入城市管理，京沪哪怕依葫芦画瓢也断不可能非拆封不能保障治安、扰民、安全以及市容整洁的一系列问题。
同时，目前整个社会又处于经济L型下滑通道，未来可预期的数年甚至更长期都很难希冀经济“满血复活”。任何社会治理的决策者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如何激励消费活动，刺激经济发展，千方百计增加就业机会是公共决策的首要之义。京沪两地在经济下行的社会语境下，违逆社会和市场规律而悄然出台政策并大规模“拆店封墙”一定有在其冠冕堂皇的宣导之后的另一套更为真实的理由。
大规模“拆店封墙”除了治安、扰民、安全和市容整洁几个方面会得到一定的改善之外，它还会带来另一些社会效应。就业机会的减少，会促使更多低底层的“外地人”（北京）或“乡下人”（上海）离开都市，而那些在写字楼里的“外地人”或“乡下人”却可以不受影响。因此，大规模“拆店封墙”是一项精准的定向驱离外来务工人员的措施。热闹的成行成市的临接店铺被恢复成清爽的栅栏和墙面，再加上外来人员的减少，城市的安全压力顿时得到极大的纾解（治安方面有得有失，未必都是积极效应），让压力濒临极限的基层治安部门可以较为轻松地应付可能的安全隐患，使这些权力部门更好更方便控制社会的能力得以增强。
考虑到两年多以前，上海新年跨年夜发生的踩踏事故，它所暴露的是相关部门社会治理能力以及危机应对能力的严重不足。按理说，像京沪这样的大都市应该着力提升社会治理部门的专业性和应对各种社会危机的处置能力。对于无论是中外的现代都市政府部门来说，是否能够在维持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尽可能不干扰社会正常的生态和经济运转是考量一个都市的现代化治理水平。但是，由于每个权力部门都具有与生俱来的傲慢的惰性，没有足够的压力不会艰难地提升自己的治理能力，反而会采取掩盖、推诿的方式拒绝改变自身习惯。像洛杉矶警局在1920年代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和能力不足，它所采取的措施就是将不配合的市民（Christine Collins，她的儿子失踪，而警局找回来的是另一名儿童，试图高调地宣扬“找回失踪儿童”以此转移公众对警局肮脏腐败丑闻的不满）送入精神病院“被精神病”。影片《换子疑云》（changeling）就描述了这件洛杉矶警局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事情。
(失踪孩子的母亲Christine Collins)
对于治安部门来说，相对于在繁荣的，人头攒动的街道中维护和维持秩序，在清静的、行人寥寥的整齐划一的街道维护和维持秩序就要容易得多，但这样势必损害经济部门的运转效率。这就好比，降低质控标准对于一个企业的生产部门来说能提高生产效率，但势必损害质检部门的运转效率。当一个企业不得不削弱质检部门以保障生产部门的效率，最可能反映的就是整个企业流程失序，生产部门能力不足且不合理地攫取了太大的权力，以损害企业未来长期目标而迁就当下的摆脱困境。
当一个都市不惜以损害经济部门的运转来确保治安部门的方便，同理，足以反映当下的安全困境已经远比经济困境更重要。
（2014年12月31日发生在上海的踩踏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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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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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谈风月（ID：psyeyes2）。本师另一个专谈两性话题的公号，撰写和发表中国最好的爱情心理学和性心理学科普文章。
